摘要：我国已知最早的陶片，成为开启我国陶瓷史的关键“钥匙”；古法技艺如何雕琢出精美玉器，微痕分析技术揭开谜底；借助科技“妙手”，碎裂一地的青铜器残片重焕新生……“妙手活千秋——科技考古与遗产保护经典成就展”正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出，借助科技力量，越来越多的文明密码得到

我国已知最早的陶片，成为开启我国陶瓷史的关键“钥匙”；古法技艺如何雕琢出精美玉器，微痕分析技术揭开谜底；借助科技“妙手”，碎裂一地的青铜器残片重焕新生……“妙手活千秋——科技考古与遗产保护经典成就展”正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出，借助科技力量，越来越多的文明密码得到破译。

120余件精品文物，共分为窑火万年、璞玉良工、吉金奇技、服锦华章、匠心妙手5个单元展出，全面展示对陶器、玉器、青铜器、纺织品的科学研究成果与文物保护技术。展览还专门设置了实验室考古展示区域，让观众能近距离、真实地感受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的魅力。

马家窑文化彩陶

展览现场

我国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陶片

红山文化陶塑人像

西周玉鹿

一组3件玉钩形器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铜罍

科研人员在“考古方舱”内开展考古工作

青铜器保护修复工具

观展·亮点

一块陶片开启中国陶瓷史

曲折延伸的展线，从一块毫不起眼的陶片开始。

“别看才巴掌大小，它不仅是我国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陶片，更是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陶制容器残片。”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刘国祥介绍，经过年代研究以及陶片和碳十四测年样品层位关系分析，确认这块陶片已经有1.9万年的历史。这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开始制作和使用陶器。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我国的陶瓷以突出的科技创新、丰富的艺术风格、持续不断的生产使用，成为世界陶瓷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与陶片相对而立的，是另一件重量级文物——目前我国能够复原的形体最大的红山文化陶塑人像，承载着中华民族祖先崇拜的文化根脉。距今6500年至5300年前，古人利用泥条盘筑法，分别塑造头部和身躯，再拼接成完整人像。其脸部还经过了骨器或蚌壳类工具的精细打磨，黑彩点出的眼睛炯炯有神。

“2012年5月，这尊人像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境内的一处红山文化遗址被发现，但当时，它可不是我们看到的完整模样，而是散落成65块碎陶片。”刘国祥介绍，考古人员历时1个多月，才将这些碎块恢复如初。“这件陶塑人像堪称中华先祖，是红山文化能够完整复原的形制最大的一尊陶塑人像。透过这件珍贵文物，从发现到修复、展示的考古工作历程得到全面展现。”

在这尊人像身旁，10余件精美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则更进一步，已经走入了先民的日常生活。打水、储存谷物、烹制食物……陶器拓宽了人类生活的广度，而随着彩绘技术的发展，彩陶开始大放异彩，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彩陶之路”。“它既是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的前身，见证了史前文明从单一走向多元一体的伟大历程。”刘国祥说，虽然在展柜中，这些陶器都完整而精美，但在出土时，它们大多是一地碎块。考古工作者要经过清理表面硬结物、固色、粘接、补配、全色等步骤，才能将其修复完成，重拾珍贵的文化印记。

微痕还原古人玉器“琢磨”技术

考古发现证实，我国玉器有近万年的技术史和文化发展史，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就出现了玉器的雏形，而在距今8000年前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我国最早的真玉器现身。在本次展览中，玉器展品占到了近三分之二，达70件（组）。

在一处展柜内，一组3件玉钩形器均属于红山时期，但分别出土于红山文化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商代殷墟妇好墓。“3件文物相隔长达2000年，几乎相当于从汉代至今的时间跨度，却展现了良好的传承脉络，清晰直观地展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刘国祥感慨。

石之美者谓之玉，闪石玉、蛇纹石玉、绿松石等多种材质，都曾被古人用于制作玉器。而要分析我国古代高超的治玉工艺，微痕分析等科技手段成了考古工作者的利器。专家表示，借助无毒、无腐蚀性且流动性好的材料，可以高精度复制玉器表面的加工痕迹，再配合扫描电子显微镜，玉器制作微痕的相关技术尺寸就一览无余。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龙形玉玦为例，微痕分析技术还原了这枚珍宝现身的全过程。玉玦的开料和玦口加工，采用了锯片切割技术，龙形的中孔、齿部和卷尾则是借助线锯透雕技术完成，最细小的一处切割痕迹仅有大约0.2毫米。玉玦光洁的表面，采用了延续数千年的砺石打磨技术进行粗磨、细磨，较长的阴刻线则由旋转砣具刻出。

在长时间的地底埋藏过程中，玉器也会“生病”。“我们在考古工作中时常会遇到，特别是在我国南方地区，一些玉器受到埋藏环境的影响，出土时已经软化得不成形。”刘国祥说，除了断裂、沁色等常见问题，玉器的酥粉化问题则更为严重，这种病害极易导致纹饰脱落、碎裂。

在良渚玉器的发掘保护工作中，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希对出现酥粉化的玉器“对症下药”。她改良设计了一款新型无机纳米材料，能够对考古出土的粉化文物进行清理加固，为脆弱的文物“强筋壮骨”。

相比之下，更为脆弱的一种文物是纺织品。“即使能保存至今，出土的纺织品也往往降解严重，原貌难存。”刘国祥介绍，考古工作者需要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酶联免疫和免疫荧光技术等方法，对疑似的纺织品痕迹进行提取、检测和分析。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也是世界丝绸发源地，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项项重要的考古发现，证实了我国古代纺织工艺的悠久历史。

妙手为青铜器重焕光彩

一件出土于江西国字山大墓的青铜盉，其修复前后对比图让观众不由得驻足感叹。修复前，几十块残片混杂着泥土，外观根本无法辨认，还存在明显的微生物病害；修复后，作为出水口的兽首昂然而立，器身花纹清晰可见，表面的土壤硬结物和微生物病害全部清除，珍宝得以重现。

大量的青铜器在出土时都有残损，考古工作者需要用一双妙手帮它们焕发神采。在野外，青铜器出土后，第一项工作是清理。专家介绍，残片上附着的土壤硬结物、表面附着物，都要在不损害金属本体和纹饰的情况下清除。随后，考古人员还要为其除锈，恢复青铜器的金属质感，如果青铜器出现变形，必须将其矫正至原始形态，确保金属部件稳定、结构完整。

零散的碎片拼接也有讲究，要使用青铜器保护专用粘接剂让碎片“回家”。修复后的青铜器，将穿上一层“衣服”——通过涂覆防护剂或封护层，减少氧气、水和污染物对青铜器的侵害。

开展这些工序所需的工具，都一一得到展示。“在修复过程中，我们始终遵循最小干预原则，从而最大程度地保留青铜器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刘国祥说，我国的青铜器制作始于二里头文化，在商周时期达到巅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于是，大量的青铜资源被用于铸造青铜礼器。

当时，我国的青铜铸造技术发展已极为成熟，从原料配比到范铸工艺，无不彰显着我国青铜文化的发达。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冶遗址是迄今我国古金属矿开采遗址中，生产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科学内涵最为全面丰富的一处。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两种火法炼铜工艺，以及鼓风竖炉炼铜技术。学界公认，该遗址的发掘是冶金考古新领域的最重要成果，也是利用考古新资料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样本。

一些青铜器的铸造细节也在展览中被重点解读。“比如小小的芯撑，它在铸造时用于外范、芯范之间的定位。”刘国祥特意指出一处极易被忽略的铸造痕迹，这处不起眼的垫片，能保障铸件的壁厚均匀。

观展·解码

考古方舱“直播”

文物复原全过程

在展区内，一个三面透明的小屋，将科研人员在实验室中开展考古工作的过程直观展现。此前，就在这处“考古方舱”内，一个出土时不幸碎裂成多块的唐代龙首，完成了拼对和粘接工作。

“龙首是去年10月底在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出土的。在地下沉睡了上千年，我们先在实验室对它进行了清理、脱盐、固色，确保文物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考古方舱负责人刘勇介绍，由于碎裂情况较为严重，为了减少拼接过程对文物的伤害，团队扫描获取了20余个碎片的3D模型。“先通过虚拟拼接，把每一个‘小零件’的位置确认好，再根据组合结果拼接实物，就能确保一次拼成。”

在“众目睽睽”下开展文物拼接，对刘勇来说还是第一次。“我们在实验室里怎样做，在这里就怎样做。从零碎的残片到完整的文物，这个过程能让观众在第一现场看到，展示科技考古的手段，也让我很有成就感。”刘勇表示，科技考古可以利用专门的仪器设备，对某些肉眼看不到的特定对象进行探测、测试和分析，提出科学结论，例如年代测定、古DNA研究、同位素研究等；也可以通过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等手段，研究与古代人类活动相关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出比较客观的推测或结论。

实验室考古技术一直在不断发展进步，对具有叠压复杂、材质脆弱、出土后易发生物理化学变化等特性的出土遗存进行有效保护。早在1936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工作中，就尝试将文物整体套箱搬运至实验室，再进行清理等后续工作。在本次展览中，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园四号墓主棺套箱、山东前掌大遗址漆器套箱等实物也与观众面对面。

聚焦科技考古专题的展览，在全国同类的博物馆展览中较为少见。刘国祥期待，此次专题展能够向观众展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的碰撞和交融，展现考古科技工作者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匠人情怀。

观展·提示

●展览地点：中国考古博物馆临展厅（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1号楼南门）

●票价：198元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