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蒋家王朝濒临覆灭边缘。蒋经国亲手组建起来、称为“太子系”的青年军二〇四师，奉命由青岛调到南京，去保卫“总统府”。不久，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南京岌岌可危。1949年4月 23日，二〇四师由南京撤到上海郊区浦东六里桥、三里桥。5
引子
＃本文摘自《霍山文史资料》第一辑(1992年12月)，何治洪口述，牛青、朱奇荣整理，原标题《一位团中校主任怎样变为战犯——解放前夕我在上海的一段经历》
正文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蒋家王朝濒临覆灭边缘。蒋经国亲手组建起来、称为“太子系”的青年军二〇四师，奉命由青岛调到南京，去保卫“总统府”。不久，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南京岌岌可危。1949年4月 23日，二〇四师由南京撤到上海郊区浦东六里桥、三里桥。5月中旬，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形势很紧张。京沪杭总部总指挥汤恩伯召开紧急会议，命令我们师放弃浦东，每团丢下一个连，其余撤到市区，我所在的六一一团进驻上海鼎鼎有名的“四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负责把“四行”金银运到海边，然后再由大轮运往台湾。我们集中了上海公的私的大小汽车200多辆。5月22日那天，装了整整5大卡车的黄金。“四行”仓库真是金山银山，金灿灿、银闪闪，使人大开眼界。慌乱中，白银顾不上了，都盯着金子，偷偷地抓进腰包，人人都搞了几两，有个同乡士兵怕以后追究，交给我10两代保存，后来他还要那10两金子，早已失落了。5车黄金刚运到海边，又接到命令：什么都不要了，快速撤退到苏州河北岸。一时间，坦克、装甲车、炮车喧嚣尘上，烟尘滚滚，人慌马乱。纷纷传云汤恩伯已逃之天天，京沪杭总部副总司令刘昌毅代替汤的职位，已宣布起义。
青年军有政工组织系统，人员调配“一条线”最高属蒋经国，薪饷也是单独的，权力大得很。我是团政工室中校主任，团的一切命令没有我签字不算数，实际上控制着部队。所以，刘昌毅宣布起义，青年军可以不买他的帐。师长万宝仁仍命令我们效忠党国，死守苏州河，直到最后一兵一。此时，上海市区里除我们青年军二〇四师一万多人外，各种杂牌军尚有10多万，因团以上军官全部化装跑了，万事无主，围着我们转，我们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我们团与师部断了联络，我与团长钱廷钰商量，决定留一个连在原地，全团六、七千人转移到火车站玉麦根路一带。5月25日住了一夜，第二天指挥部迁入四川北路凯富饭店，命令各部队原地待命，10万杂牌军把我们六一一团看成是他的中心，而我是团里最高长官，也就成了三军统帅了。虽然没有受过任何委任。当天下午一点，准备将全团集中到饭店，可是解放军已卡断了江湾的路，团长钱廷钰带着一名军需化装逃走，在厕所里发现他丢下的一包黄金。我们团的搜索营也被解放了。
在惶恐混乱中，团督导员李建白打电话给我，说：“大势已去，自己不能挽救自己的灭亡，何苦叫老百姓跟着遭殃。”并说解放军最后通谍，若不投降，就用60吨炸药炸掉指挥部。与我们一街之隔的解放军反复广播着“缴枪不杀”的“告蒋军官兵书。”为防万一，我带着信条悄悄由凯富饭店转入相隔不远的中央银行工业实验所。我思想乱极了。我是个军人，是太子系的一名军官，为党国不成功便成仁的思想根深蒂固，死不足惜，但那样会毁灭部分城市，生灵涂炭。是降还是决一死战？正在犹疑之际，解放军三野某部政治部主任萧大胜打来电话，劝我投降，保障我的生命，保障私人财产不受侵犯，愿意参军的可以参军，愿意工作的经过短期训练可以安排工作，愿意回家的开给解放证回家。实验所内有个经理名叫缪文宣，安徽宣城人，在那时同一个省的人也算同乡。他劝我早决定的好，大势已去了，还拖个什么呢？直到这时，我才作出是后的抉择。于是把手枪和五、六十个职务的证件交给他保管，宣布下午6点停火。解放军某部唐副师长和团长刘和清来到我们指挥部。看到我们有些畏畏缩缩的难堪相，唐师长指挥刘和清对我说，刘团长也是你们的团长，刚起义过来的，怕个什么呢！交接时，发现我没有手枪和证件，唐师长说一个军官怎能没有手枪呢？我说明之后，缪文宣立即全部交出。后来有人说缪参加过我的什么组织，那是误会。接着，唐师长提出当天晚上交出全部部队，我说晚上怕出乱子，明天早上交出，他同意了。
第二天，也就是5月27日6点多钟，我带着卫生队队长欧阳美，与唐师长、刘团长共4人，由实验所到凯富饭店团指挥所。刚踏上二楼楼梯，“啪嘎”一颗子弹飞过我的头顶，抬头一看，一个凶神恶煞般军官的手枪被我一个亲信架着，噫，多险啊！唐、刘两个人马上抢前护着我的身子，响亮地说道：“不要紧，我们保护你。”我很受感动，蓦地，解放军的形象高大了许多。在中国银行的柜台上，我代表上海10多万蒋军，唐师长代表三野，在协议上签了字。内容就是萧大胜主任在电话劝降的五条。没有写官衔，没有写部队番号。
这就是我由一个团政工室中校主任变成最后一名战争罪犯的由来。
资料来源：
《霍山文史资料》第一辑(1992年12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