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相继完成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又开展了"三反""五反"的斗争，进行了整编节约，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了从1953 年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党中央于1952年8月内定将苏北、苏南两行政区和南京市合并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相继完成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又开展了"三反""五反"的斗争，进行了整编节约，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了从1953 年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党中央于1952年8月内定将苏北、苏南两行政区和南京市合并建立江苏省，南京市改为省辖市。江苏省会设在南京。

1952年9月，我随管文蔚到南京，会见南京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他是被华东局指定主持筹备有关苏北、苏南、南京三地区合并建立江苏省事宜的负责人。柯庆施把管文蔚和我安置住在西康路33号原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后院武官宿舍处，并对管文蔚说："原打算约你和苏北萧望东来南京先开个小会，商量一下合并工作，后接到华东局来电话催促，要我抓紧时间于1952年底前完成建省任务。我考虑到时间紧迫，决定不再先开小会碰头。为使建省工作不致脱节，遵照华东局指示'合并工作应分期、分部门有步骤地进行，如先建立办公厅'等原则，先把办公地点和职工人员宿舍住房选好。这项工作由苏南来人负责。因为南京市委建制仍须保留，苏南班子原是苏北地区南下的干部，对苏北工作情况与人事关系都比较熟悉。"柯庆施说完后，与管文蔚商谈了一下，决定要我负责建省的具体事务。主要是找房子、看房子、选择房子，哪些适宜做办公机关用，哪些留做宿舍用，然后制定分配方案。事情虽很简单，但我觉得责任重大，如期完成任务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既不知省级机关如何组建，共有多少单位，共需多少间房屋；又不熟悉南京房产情况，不知如何去找房子。我向柯庆施反映了这一情况。柯庆施说："建立省一级机关需要的房子数量很大，房子确实是一个问题。国民党建都南京，从1927年起到1937年止算是十年。但是蒋介石反动统治实际上是在1930年中原大战后才算稳定下来，不过七年时间，没有什么市政建设，后又遭到日寇占领的严重破坏。抗战胜利蒋介石还都南京后，大打内战，更谈不上建设。所以国民党留下的公房不多。解放后，南京是由二野接管的，较好的一些房子均由部队接管使用，剩下来的一部分房子，又被南京市级机关支配使用。这样，现在建省需要解决适用的房子就有些困难。关于省委及其所属各部委与省人民委员会等主要办公机关房子，我已同南京市委和华东军区唐亮政委商谈好了，决定省委办公厅就放在这里﹣-原美国驻华大使馆；省委各部委集中放在中山北路32号原国民党外交部大楼；省人民委员会放在长江路原总统府。这三处房子，现在都是空闲着的。同时，要南京市委将其现在使用的北京西路原美国军事顾问团住的 A 、 B 两座大楼腾出来，与华东军区现在使用的中山北路81号原国民党华侨招待所及中山东路307号原国民党励志社两处房子相对换，作为省委会议招待所和来往干部招待所。这样，主要机关的房子就解决了。至于省人民委员会所属各厅局办公机关房子和用于工作人员宿舍的房子，就要你带人去寻找解决。"柯庆施当即把一本有三四百页的《南京市接管公有与私有房产登记册》交给我，要我从其中寻找查看尚未使用的空房子，凡属适宜做办公用的和可以做宿舍用的，一律调出来供省级机关分配。同时要我去找南京市房产管理处派人当向导或找南京市委办公厅派人予以协助进行。委办公厅派人予以协助进行。

我带了几名行政工作人员，在南京市房产管理处负责人陪同下，按照房产登记册上空闲房屋的地点，穿街走巷，由北向南，跑遍了大半个南京城，前后大约花了20天的时间，逐一寻找剩余下来的空房屋，实地查看城，前后大约花了20天的时间，逐一寻找剩余下来的空房屋，实地查看房屋的结构、质量、数量、房间的多少、面积的大小，哪些适宜于做办公用，哪些只能做宿舍住以及是否需要整修或改造，一一记录下来，然后通盘考虑进行合理分配。当时，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的设置与人员编制尚未确定。

1952年10月中旬，中央批准华东局上报的江苏省委组成人员的名单下达，省委各部委机构的设置和各部委负责人的名单也已内定。于是，我着手制定住房分配方案，送交柯庆施、管文蔚两人审核，经同意后开始进行分配工作。建省时，党政机构比较精干，人员编制十分紧凑。省委本身只设有办公厅和组织部、宣传部、工业工作部、农村工作部、统一战线工作部、监察委员会7个单位，办公地点早经柯庆施确定：省委办公厅设在原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前院；组织部、宣传部、工业工作部、农村工作部、监察委员会设在原国民党外交部大楼；统一战线工作部设在傅厚岗小洋楼内，与省政治协商委员会靠近。省人民委员会设在原总统府。

美国驻华大使馆原是大汉奸汪精卫的私人公馆，圈地很大，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划给美国在此处建立大使馆。美国驻华大使馆将整块地皮用砖砌成围墙分隔为三部分，即前院、后院、西院。前院与后院都是新建的。前院的主楼是美国大使办公的地方，另外建有一些平房为附属房屋。后院建有三幢两层洋房是武官宿舍。西院是汪精卫公馆的老房子，改做大使馆俱乐部活动场地并附有舞厅。省委办公厅就设在前院的主楼里。主楼正门是三层楼，进入后是一个大客厅，其左边为二层楼房，二楼是四位书记和正副秘书长与机要秘书办公的地方，中间还有一大间为省委会议室，一楼是秘书处、人民来信处、文印科办公的地方。大客厅的右边与后面各有一个大厅（没有楼）作为省委召开人数较多会议的会场。机要科则设在正门的二楼与三楼，有一边门与秘书长办公室相通。建省时我任省委秘书长，周伯藩、孙执中任副秘书长，高一陵、曹鄂为秘书处正副处长，罗冶夫为人民来信处处长，还有几位秘书陈邦辛、陈立人等人，机要秘书孔士荣，机要科长阮文光，行政处长李克等等。行政处设在前院的一些平房里办公。整个办公厅都集中在西康路33号一个前院里。办公厅下属还有一个机要交通局，局长王雨霈，设在珞珈路。省委门诊所，所长朱献壁，设在珞珈路。印刷厂设在中山北路凤仪新村，幼儿园设在牯岭路。会议招待所设在中山北路和中山东路。办公厅整个编制人员不过200余人，十分精简。1953年1月才开始设立办公厅，调鲍汉青任主任，高一陵任副主任。

省委各部委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也很精干。各部委部长都是一正两副。在省委各部委负责人内定后，正副部长住的房子均经我手分配，原则上一幢小洋楼住两户。美国驻华大使馆后院三幢二层小洋楼，每幢分左右各有一家住宅，共可住七户，根据柯庆施意见，其中间一幢住柯庆施与江渭清两家；西边一幢住萧望东与管文蔚两家，东边一幢住石西民与我两家，我家的楼下住有周伯藩。其余各部委正副部长均分配住在赤壁路、灵隐路、江苏路、琅琊路、颐和路各处小洋房内。方案制定，经过柯庆施、管文蔚的同意，自同年10月下旬，苏北、苏南两区调任各部委正副部长和应调到省级各机关工作的干部，陆续来到南京报到，完成机关组建工作。1952年11月7日江苏省委在南京新街口羊皮巷东风剧场召开干部大会，有各地、市委书记参加，由柯庆施主持，宣布江苏省委成立并宣读了中央批准的江苏省委组成人员和各部部长名单。江苏省委由柯庆施、江渭清、萧望东、管文蔚、刘先胜、陈光、石西民、万众一、惠浴宇、黄赤坡和我11人为委员组成，以柯庆施、江渭清、萧望东、管文蔚、刘先胜5人为常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第二书记江渭清，副书记萧望东、管文蔚，组织部长陈光，宣传部长石西民，工业工作部长萧望东（兼），统一战线工作部长管文蔚（兼），农村工作部长万众一，我任秘书长，南京市委书记惠浴宇，江苏省公安厅长黄赤坡。

1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成立江苏省人民政府，撤销苏北、苏南两区人民行政公署，将现属山东省、安徽省管辖的原府，撤销苏北、苏南两区人民行政公署，将现属山东省、安徽省管辖的原为江苏省的地区，一律划回归江苏省，省会设在南京，原为华东军政委员会直辖的南京市改为江苏省直辖市。同时，会议通过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人民委员会委员组成名单，任命谭震林为主席，柯庆施、管文蔚、冷通为副主席，我为江苏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兼），陈建晨（女）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1月27日柯庆施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江苏省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座谈会，商定于1953年1月1日举行江苏省人民省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座谈会，商定于1953年1月1日举行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并通过了江苏省人民政府所属各厅局组织机构及其负责人的名单。谭震林由北京南来出席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省委派我过江到浦口车站迎接。12月28日凌晨谭震林抵达浦口，我陪同他乘专轮渡江。谭震林询问了一些有关建省以来的情况与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的准备工作，我如实地作了回答。抗战期间，我曾在谭震林领导下工作过，彼此很熟悉，他对我说，他在中央的工作很忙，但是中央要他兼任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一职，实际工作是由柯庆施主持的。

1953年元旦，江苏省人民政府在谭震林主持下在长江路原总统府旧址成立。接着，召开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谭震林在会议上作址成立。接着，召开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谭震林在会议上作了报告，着重阐明江苏建省的重要意义，国际国内的形势及其面临的任务，并对今后政府工作提出六点意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继续完成工业改造，加强基本建设；加强对农业劳动互助合作组织的领导，开展农业大生产运动，争取在1952年农业丰收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丰收；加强民主建政工作，进一步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做好财经工作，增收节支；继续贯彻思想改造运动。会议连续召开了两天，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1953年的工作任务的决议》和《江苏省人民政府试行组织条例》。会议还通过了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的《关于调整专区及市、县区划的决议》，确定全省拟划分设立徐州、淮阴、盐城、扬州、南通、镇江、苏州、松江8个专区，南京、徐州、无锡、苏州、常州、南通、新海连7个省属市，共有71个县、6个专区属市，人口共有4000万人。

江苏省委成立后，第一项工作就抓紧整党建党工作。1952年11月18日成立了以柯庆施为首的江苏省委整党建党工作委员会，部署全省的整党建党工作。1953年1月2日到9日召开了第一次有地、市委书记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由苏北、苏南、南京3个地区介绍了各自的工作情况，使到会同志全面了解了全省的工作情况。同时，由柯庆施传达了最近华东局扩大会议精神，确定了1953年的三大工作任务：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准备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开展全省普选。其它一切工作均应围绕上述三大任务来进行。在会议热烈讨论期间，又收到党中央1953年1月5日发来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一般称为"新三反"，与1952年初的"老三反"相区别。中央在指示中指出："在1952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这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不了解自己机关较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重要，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这是目前必须迅速解决的一个问题。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是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只交待任务，不交待政策和工作方法，使各级干部特别是县、区、乡三级干部常常以强迫命令行事，脱离群众，甚至发生违法乱纪的现象。"因此，中央要求各地党委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凡典型事例，应在报纸上揭发。其违法乱纪严重者必须给予法律制裁或党纪处分。开展对坏人坏事的斗争，发扬好人好事，以提高思想，克服缺点，改进领导，做好各项工作，保证全年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任务的完成。省委在扩大会议上宣读了中央这份《关于"新三反"的指示》，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议论，决定在2月召开一次较大范围的会议，专门讨论部署开展"新三反"斗争问题。

1953年2月6日到23日，省委召开了第一次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主题是讨论改进领导作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斗争的部署和1953年工农业生产、农业劳动互助合作组织问题。在会议进行期间，柯庆施找我和省公安厅长黄赤坡两人谈话，告诉我们说毛主席要来南京视察，要我们两人立即做好接待准备工作，指定我负责内勤方面准备的工作，选定住宿房屋，进行布置，打扫清洁卫生，做到环境幽静安适；指定黄赤坡负责外部保卫工作，并叮嘱我们两人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即使是对被抽调出来做准备工作的同志，也不能讲毛主席要来。

全国解放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整编了国家机构，大量减少了所需经费，顺利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1953年初，毛主席为有计划地开始国家经济建设，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农业劳动互助合作组织等重大问题，准备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亲自到武汉地区视察，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听取党内各级干部与广大群众的意见。毛主席办公室主任叶子龙从武汉打长途电话告知柯庆施说：毛主席打算在视察武汉地区后乘兵舰沿江东下到南京（当时武汉、南京两座长江大桥均未建立）视察，问南京可有适当的房子住宿，并谈及安全保卫工江大桥均未建立）视察，问南京可有适当的房子住宿，并谈及安全保卫工作问题。柯庆施当即回复说："有地方住，安全保卫工作没有问题。"柯庆施随即与华东军区政委唐亮商谈毛主席来后的住处以及安全保卫工作问题，决定将西康路33号后院三幢二层楼小洋楼腾出来作为毛主席下榻的寓所。一是这里的环境很幽雅安静，也很安全保密，窗户光线充足，内部设备齐全，足够毛主席及其随从人员居住使用。二是与省委能保持密切联系，其前院就是省委办公厅，有砖墙分隔，互不干扰。三是后院的围墙外，东、北、西三角均是旷野，无住宅，易于警卫。这是很适合毛主席下榻的地方。问题是三幢二层小洋楼，现在住有省委四位书记和石西民、周伯藩、我七户人家，需要立即搬迁出去。经与唐亮商量，决定将华东军区在天竺路与傅厚岗两处的两幢空闲的房子交给省委使用，将柯庆施搬到天竺路3号处住，江渭清搬到傅厚岗处住，其余萧望东、管文蔚、石西民、周伯藩和我五家暂时先搬到西康路46号华东军区干部招待所，待找到合适的房子再行安置。我根据省委的意见，立即组织行政工作人员腾空房子，清洁卫生，并按照毛主席办公室打来长途电话的指示进行室内布置。行政工作人员问我，为什么要这样着急搬家？我说："这是柯老催促我这样办的，总归是有急事用。"

我选了中间一幢东边楼上的房间作为毛主席的宿舍和办公室，楼下为会客厅，中间一幢西边的楼房作为毛主席贴身侍从的宿舍。并且按照毛主席办公室的电话指示，遵照毛主席日常起居习惯来布置。毛主席习惯睡木板床，就将席梦思床垫撤去，换上特别定制的一个二寸厚大木板架上。沙发换上宽阔而枕背高大的，坐上去舒适而头恰好落在沙发枕顶上，适合毛主席体型。另有一间办公室和一间小会客室。办公室内桌子要大，能摊排文件书籍与写毛笔字。这些家具，我们从接收下来的美国大使馆的用品中挑选得到解决。办公桌上需摆有文房四宝，大砚台、大笔洗、精制微墨、大小各类不同的毛笔，另备有宣纸、精制毛边纸等等，供毛主席选择使用。其余随从人员则分别住在东西两幢小楼。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柯庆施打长途电话向叶子龙汇报了准备情况。

一天，柯庆施接到电话得知毛主席将于某日乘兵舰离开武汉，沿江东下来南京。我们预计兵舰由武汉航行到南京大约需两昼夜的时间，于1953年2月20日晚，将参加接待毛主席的内勤工作人员与外部保卫工作同志齐集在西康路33号西院跳舞厅守候，以举行舞会为掩护，因为绝对保密，担负接待工作的人员均不知道有接待毛主席的特殊任务。这天晚上十一二点钟，柯庆施接到兵舰上发来无线电报通知，说毛主席在九停留，找当地党委负责人谈话。我们随即宣布舞会结束。第二天晚上再行集中守候，到晚上十一二点钟，兵舰再次发来无线电报通知，说毛主席在安庆停留，同安徽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三天即2月22日晚再次集中守候，到了10点钟左右，收到兵舰上发来的无线电报通知，说毛主席经过马鞍山市时，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陪同上岸参观钢铁厂，现已回舰起航驶向南京。我们得此消息后，立即宣布舞会结束。将参加接待任务的同志留下，开了一个小会，宣布迎接毛主席的任务，叮嘱接待同志要对外严守秘密，准备出发，前往下关海军码头。

那天晚上，前往下关海军码头迎接毛主席的，只有柯庆施与唐亮两人。我和黄赤坡是作为随从人员同往，分别负责内勤事务和外部保卫工作，当时我没有带办公厅的任何同志，只交待行政处留一人照顾下榻的地方；黄赤坡则带了少数精练的保卫人员同往，担任码头周围的保卫工作。我们一行带着十几辆轿车前往下关海军码头，在海军码头接待休息室内等候。那时深更半夜，又逢三九寒冬，江风飒飒，寒气逼人，接待休息室内空间大，既无暖气，又未生火炉，每人虽临时发了一件棉军大衣穿在身上，但是因为等候的时间较长，大家都感到手脚冷得彻骨，然而一想到是迎接毛主席来南京视察，每个人的心里都是热乎乎的。大约在接待休息室里等侯到2月23日凌晨零点半至1时之间，我们从玻璃窗里远远看到从上游驶来的兵舰发出信号，知道毛主席乘坐的兵舰已经来了。黄赤坡一面进来报告，一面指挥保卫工作人员再次进行周围环境的检查，确保安全。大家都远视窗外，只见兵舰上的桅灯越驶越亮，待兵舰鸣着汽笛，在江中掉转船头向上游慢慢地驶近海军码头时，柯庆施、唐亮率领我们一批迎接的随从人员前往码头岸边列队迎接。兵舰靠稳码头，柯庆施、唐亮二人走向码头登上兵舰，引导毛主席下舰。毛主席上岸走向黄赤坡和我、以及一批前来接待人员，向我们挥手致意，随即乘上专车，直驶挹江门，沿着中山北路、山西路向西康路33号后院中楼驶进下榻处。当时随从毛主席来南京视察的，有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毛主席办公室主任叶子龙及其他少数侍从人员。毛主席住在中楼的东边房子里，其中楼的西边房子里则住毛主席的贴身侍卫人员；杨尚昆、罗瑞卿分住在西楼的东西两边各一户的房子里，叶子龙及其余侍从人员则分住在东楼的东西两边各一户的房子里。安顿好后，柯庆施留在后院负责照料。我和黄赤坡就留在西院省委高干招待所的楼上会议室内，听候柯庆施来电话指挥办事。黄赤坡还要直接听取罗瑞卿的指挥布置外部安全保卫工作。

毛主席抵达下榻处后即安寝休息。2月23日天明起来后，毛主席提出要到中山陵献花圈。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者。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后，他深感革命尚未成功，提出了"以俄为师"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他为了改造中国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尽管他受时代的限制，但仍是值得我们尊敬纪念的伟人。所以，毛主席一到南京就提出要先到中山陵献花圈。柯庆施通知我，把事先准备好的花圈交给黄赤坡派保卫工作人员用专车送往中山陵。当天上午，毛主席在柯庆施、唐亮和杨尚昆、罗瑞卿等人的陪同下前往中山陵献了花圈。

23日下午，毛主席提出要到雨花台烈士纪念碑献花圈。由于上午毛主席去中山陵谒陵献花圈时，一下车就被游客发现。大家一见到毛主席就高呼"毛主席万岁！"，从四面涌向毛主席身边。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毛主席一时不得脱身前进，保卫工作人员及随从人员一直劝说群众，经过很长时间做工作，才开辟一条通道。听到毛主席下午要到雨花台烈士纪念碑献花圈，罗瑞卿等人一再建议毛主席不要亲自去，因为雨花台的环境、游人比较复杂，烈士纪念碑是暂时性的，尚未建设好，不像中山陵较易做好保卫工作，而且去雨花台时要经过较长的旧市区，有时还遇到火车挡道，极不安全。毛主席当时批评罗瑞卿说："你做保卫工作，总是要想把我同群众隔离开来，见到上午在中山陵群众拥挤的情景，你就吓得不得了，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见绳'。"罗瑞卿说："这不是怕群众的问题。保卫毛主席，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毛主席的安全是关系全党和全国人民幸福安危的大问题，我不能有任何差错。我不能不提建议，我的责任就是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柯庆施、唐亮也在一旁劝说，认为罗瑞卿的建议是对的。毛主席最终同意由罗瑞卿代表他到雨花台烈士纪念碑献花圈。毛主席由柯庆施陪同前往紫金山南京天文台参观，黄赤坡念碑献花圈。毛主席由柯庆施陪同前往紫金山南京天文台参观，黄赤坡随同前往做保卫工作。当时毛主席在参观古代天文仪器时还由随行摄影记者拍了一张照片，站在毛主席左边的是柯庆施，右边是黄赤坡。

当天晚上，毛主席在其下榻处找柯庆施、唐亮两人谈话。柯庆施、唐亮向毛主席汇报了江苏省委与华东军区的工作情况。毛主席说他住在北京很闷，有些情况在北京是听不到的，只有到下面来才能听到，需要经常下来找人谈谈。毛主席在这天晚上谈话时，同意24日上午在玄武湖接见省级机关厅局长以上干部和正在南京参加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的全体同志。

2月24日凌晨6时，柯庆施打电话告诉我，毛主席决定今天上午9时在玄武湖公园接见正副部、厅、局长级以上干部和参加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的全体同志，要我立即通知他们在8时以前到达玄武湖公园梁洲集合，对外只说是省委开会。我随即要省委办公厅机要秘书打电话给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公室负责同志负责通知所属各口和正副厅、局长前往，不得带任何其他同志。因为时间很急，省委正副部长和其他省委书记均由我打电话通知，并按照柯庆施的意见告知各省委书记与正部长可以各带一个孩子同往玄武湖。我随后赶到省委会议招待所交待招待所所长负责把所有出席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安排乘坐大卡车送到玄武湖公园梁洲等候。一切通知完毕，我提前赶到玄武湖公园布置准备。这时，黄赤坡已先我到达，他已通知玄武湖公园管理处上午停止对外开放，不准游人进园，并将园内闲杂人员清理出园，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在部、厅、局长等应到的干部到齐后，我向他们宣布：毛主席现在南京，今天在此地接见我们，要大家集中在梁洲等候。9时，毛主席在柯庆施的陪同下，沿着长堤朝着梁洲方向过来。当毛主席出现在梁洲台阶下的大道上时，集合在梁洲台阶上的部、厅、局长和各地、市、县委同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举起右手，高高地摆动致意，边走边向台阶上的同志说："同志们好！"毛主席经过梁洲时，目视台阶上的同志，时间持续约20分钟，然后向西折过桥出玄武门，即乘专车，返回西康路33号后院下榻的地方。当天下午，毛主席在寓所休息，还找了个别县委33号后院下榻的地方。当天下午，毛主席在寓所休息，还找了个别县委书记谈话，了解基层工作情况，听取群众对党制定的过渡时期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毛主席到中山陵谒陵的消息，很快传播开了，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到了南京。为了安全起见，当晚11时柯庆施、唐亮率领原班接待人马，护送毛主席到下关海军码头兵舰上休息过夜，我们胜利完成了接待任务，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大家都感到十分欣慰。

陈毅在上海得知毛主席到了南京，专程乘兵舰从上海来到南京，向毛主席汇报工作。2月25日毛主席在陈毅与华东军区负责同志陪同下在南京长江江面乘兵舰检阅了部分舰艇，检阅完毕，毛主席由浦口码头上岸，随即搭乘专列返回北京。

【欧阳惠林（1911.10--2009.02），安徽省东至县洋湖镇北山村人。1927年1月参加大革命运动，从事工农青年工作，193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月28日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受党组织委派先后任闸北区民众反日救国会党团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闸北区委宣传部部长、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欧阳惠林同志历任中共湖南省工委秘书处干事，皖南特委秘书，苏皖区党委秘书长，苏皖特委书记兼苏南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苏皖区党委、苏南区党委、苏浙区党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并在1943年3月成立的苏南行政委员会被推举为委员兼苏南行政公署秘书秘书长、文教处处长和1944年10月创刊的苏皖区党委、苏南区党委机关报《苏南报》担任社长。解放战争时期，欧阳惠林同志历任中共华中分局秘书处处长、巡视团团长，中共华中第一地委副书记，华中工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苏南区党委秘书长兼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委农委书记、江苏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省委宣传部部长、江苏省副省长。2009年2月13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8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