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作为印刷术的发源地，印本图书的出现可追溯至隋唐时期。然而，有关印刷术的史料零散且不成系统，传统文献学长期以目录版本校勘考据为主要范式，致使刻本记载成为印刷史研究的单一维度。民国时期西方印刷观念的引入打破了这一局限，而近年来的研究更将印刷史拓展至出版史、书籍

中国作为印刷术的发源地，印本图书的出现可追溯至隋唐时期。然而，有关印刷术的史料零散且不成系统，传统文献学长期以目录版本校勘考据为主要范式，致使刻本记载成为印刷史研究的单一维度。民国时期西方印刷观念的引入打破了这一局限，而近年来的研究更将印刷史拓展至出版史、书籍史与阅读史的交叉领域。

《建阳刊刻小说与地域文化关系研究》，涂秀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9月版。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研究已超越对书籍制作技术史与经济史的平面化讨论，深入探索书籍与文体演变、读者接受之间的社会文化互动机制。

印刷史进入文化史研究领域，尤其是阅读史研究的开拓后，学者们开始关注地方性刊刻活动与文化、商业的深层联系。西方学者在这方面陆续推出许多研究成果。

例如，罗伯特·达恩顿通过《启蒙运动的生意》揭示了书籍生产与知识传播中的商业网络；罗杰·夏蒂埃在《书籍的秩序》中探讨了书籍物质形态与阅读实践的社会文化意义；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印刷术作为变革的动因》强调了印刷技术对知识传播的变革性影响；何谷理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出版与文化》则深入分析了明清时期出版业与文人文化的互动。

中国学者同样在此领域有所开拓，早期如张仲民的《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从书籍史角度探讨了晚清知识传播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李孝悌的《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聚焦于地方性刊刻活动对知识下沉与普及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一些学者不甘于传统的书籍史书写以及分割式的地域性研究，试图运用新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展阅读史相关研究。

例如，钱礼翔运用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和QGIS制图软件，从而直观地厘清书船的地域分布，“明清商业出版共58家，主要分布在5个城市。其中，南京最多，共31家，建阳12家，杭州7家，苏州6家，徽州2家”。他还通过制图展示明清书船活动城市的地域分布，分析书船贸易与商业出版的关系网络后得出结论：“书船活动的地域分布表现出‘大中心’‘范围广’的特质”。

最后，他认为：“书船地域分布与商业出版地域分布形成的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正相关性特点，两者高度相互吻合、相互滋养，且围绕太湖流域分散开来”。这样的研究显然有助于打破地域分割：形成较为综合性的结论。

《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

从目前的阅读文化史研究中还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如精细收集史料的同时，在中国文本审美分析方面却偏于粗疏；跨学科研究虽部分解决了地域分割的弊病，但学科分割却未能解决，如何针对本学科关心的问题进一步深入提出并解决问题是推进学科认识的有效路径。针对这些方面，部分学者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如路善全在《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运用传播生态学理论深入探讨了明代传播生态背景下建阳书坊盛衰演变过程和原因；李致忠在《建阳刻书研究》中指出，建阳刊刻小说在内容上多迎合市民阶层的阅读趣味，这种“通俗化”倾向虽推动了小说的传播，却也使其在精英文化圈中未能获得足够的重视。

涂秀虹新著《建阳刊刻小说与地域文化关系研究》（以下简称《建阳刊刻》）是其在长期研究建阳刊刻出版业的基础上，特别是在2017年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的《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之后，在时间上从明清拓展到宋元明三代，在范围上聚焦于小说这一文体。

《叙事艺术研究论稿》

跨学科研究的视野建立在丰富的史料收集与运用之上：而重返文学学科的目的在于回答本学科关心的核心问题：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其独立的文体史，有其自身独特的孕育、生成和流变的历史过程，中国小说亦如此。

涂秀虹试图回答的是：中国小说在其生成历史中，如何受到印刷出版的影响？如何与印刷史进行深刻的互动与交融？

《建阳刊刻》一书旨在回答这些问题。作者以建阳刊刻小说为切人点，探讨建阳刊刻与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理解建阳刊刻业的兴衰历程及其对中国小说发展的贡献提供新视角。

本书架构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朝代更迭为时间线索，细致梳理建阳小说刊刻的发展轨迹。在宋代章节，通过深度挖掘《醉翁谈录》等经典文本，分析闽北地区深厚的文教传统如何在小说编纂过程中留下深刻印记，揭示地域文化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元代部分着重探讨书坊业与福建科举教育、说话艺术之间的共生关系。

作者认为：在元代，书坊不仅是书籍生产和销售场所，更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明代章节则从商业化出版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建本小说在版式创新和题材选择方面呈现的地域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明代是中国古代出版业黄金时期，建阳作为重要出版中心，在市场竞争推动下不断进行版式创新和题材拓展。建本小说在题材上更贴近大众阅读需求，使其在明代出版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这三章通过对不同朝代的深入分析，共同揭示建阳刻书业是如何依托地方丰富的文教资源，推动小说传播和发展。

下编运用类型学研究方法，深入考察建阳书坊对讲史、神魔、公案三大小说流派的塑造影响。

《增订建阳刻书史》

在讲史小说研究中，重点分析当地史部文献刊刻传统与“按鉴演义”编撰模式之间的紧密联系，探究讲史小说如何在继承中国史学传统基础上创新和发展。

神魔小说章节致力于挖掘闽地多元宗教生态与神怪图书出版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宗教文化在神魔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公案小说部分聚焦于法律文书刊行传统与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强调余象斗等书坊主通过对法律文书的整理和改编，推动了公案小说类型发展。

《建阳刊刻》一书不仅对建阳刊刻史料做了进一步的挖掘与收集整理，更为深入理解中国小说文体生成过程中的地域影响。该书在开拓中国古代小说阅读史的对象与方法方面，提供了基于地域文化视角的全新研究范式，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古代小说阅读史研究的维度与深度。

一、整合的史料与有效的阐释：地域文化视域下阐释对象的精准锚定与适配逻辑

阅读史刚开拓时期主要关注的是书籍史。

例如，包筠雅的《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主要探讨刻版工艺、生产流程、流通渠道和消费情况等。尤其着重研究生产技术变革与传播媒介多样化对书籍消费产生的根本性影响。部分阅读史在综合研究方面成绩较为瞩目。

《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

例如，徐雁平的《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其研究路径既遵循传统文献学的脉络，又融合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成熟范式，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视角。近年来，阅读史进入小说史研究领域后，研究者更加关注的是读者的反应。

例如，李根亮和李萌昀等。他们认为，脂砚斋等人是《红楼梦》最早的一批读者。其中，李萌昀在《当人物成为读者——阅读史视野下的脂砚斋批语》一文中根据脂砚斋的阅读情况，指出脂砚斋作为当事人，其批语创造了2种《红楼梦》阅读范式。

论文还指出，辨析当事人和普通读者的立场区别，厘清“脂批”关于《红楼梦》阅读的洞见与偏见，有助于推进对《红楼梦》的研究。虽然此类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成功案例，但在阅读史视域下中国古代小说接受研究的方法范式以及研究导向方面，还未作出更进一步的推进。

阅读史未能进一步推进可能源于史料上的困扰。不管如《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一书努力去挖掘日记、题跋、笔记等丰富史料，或者如《当人物成为读者》一文专注于以脂砚斋为中心的研究，都显示读者反应的史料收集上面临的难题，即由于时代久远，许多如今在阅读史看来重要的材料，当时并未被有意识地保存与保护。

《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

即便如包筠雅能收集大量民间文献和实物资料，但在统计当时书坊数量与出版商时也只能表示仅仅是“概貌”。古籍版本留存于世本就困难，更不用说与内容关联不大的其他信息了。

所以，在当下的古代小说阅读史研究中，史料的鉴别、整合与运用成为非常关键的问题。

即使是声称整合了书籍史、文化史、技术史、心态史、学术史等多重视角的《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一书，在女性与阅读等方面的考察与研究也始终存在一定困难，那些基于读者反应的阅读阐释，一般只能选择如《红楼梦》《水浒传》等经典小说。

对于浩瀚的古代小说而言，其覆盖面不够广泛，并且经典小说在流传中的变化与整体小说史的变迁往往不一致，所以这些阐释很难说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变化。

如何整合有限史料并加以严格考证是古代小说研究一个最基本的学术要求。《建阳刊刻》一书在史料整理方面较为严格。

如处理罗烨《醉翁谈录》时，针对版本问题，书中多方考证说明，“罗烨《醉翁谈录》孤本存于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本即据此本影印”。

《醉翁谈录》

虽然版本有限，但她通过考证书中和刻版的惯例，一步步推出该小说的起源地，书中如此阐述：“《事林广记》元代的三种刊本中：西园精舍刊本未见，所见至顺（1330—1333）建安椿庄书院刻本与后至元六年（1340）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图二）之影印：其版面款式都和《醉翁谈录》相同：卷首之标题、卷数、作者等内容的排列和款式相同，文中类目或篇目也多以椭圆形墨底白字（阴刻）标识，其字体也大体相同。宋代刻书字体有其明显的地域特征：浙本多欧体：蜀本多柳体：建本多颜体。元代建本仍沿袭颜体风格的字体。”

从刻字风格的横向对比出发，得出版本信息是让人信服的，同时书中还与同期一些版本的刻字风格进行对比：“在《四部丛刊》《续修四库全书》《中华再造善本》等大型丛书中，能看到不少闽刻本与《醉翁谈录》的版面款式相类似，其中的花鱼尾和近于颜体的字体尤其独特而显眼，与其他地区的刻本风格判然有别。”多方收集、对比才能使史料贴近历史的真实，成为可靠的证据。

在书中，涂秀虹把这些史料与具有广泛代表意义的小说史问题相联系。然而，小说史如何选择对象是必须十分慎重的，即阐释对象的选择必须大小合适。

如前文所述，倘若得出的结论太大，比如将较具地域性的《醉翁谈录》强行联系整体的文学地理学，得出中国小说由南至北变迁的整体判断，这个结论就有可能显得空疏，概括性不强；倘若对象太小，那么代表性就不强，如对《醉翁谈录》一小说而言，其仅能反映一个地域甚至只有一个小地区的小说发展情况。

《元明小说戏曲关系研究》

因此，阐释对象的精准锚定与适配显得尤其重要，当然这也依赖于研究者的慎重与克制。正如涂秀虹在细读《醉翁谈录》后，慎重地认为：“《醉翁谈录》编者罗烨未必具备对说话艺术或小说艺术作理论总结的意识，但他在概述‘舌耕’的艺术特点和题材分类后，选择了不同时代的作品分门别类编录，却有似于当前文学教育中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意义。《醉翁谈录》的选编未必具备明确的理性分析意识，以当时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认识水平来说，作品的选编未必能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考虑，但很巧的是，这些看起来像是偶然抄录的作品却如此具有时代和地域的代表性，从而使得这部《醉翁谈录》成为同时期同类编著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小说类小型类书。”

虽然小说作者在创作时未必会刻意考虑时代和地域因素，但在作品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作者的本意并非唯一决定性因素。涂秀虹通过对有限史料的横向对比，得出了较为严谨且令人信服的结论，她通过细读文本，揭示小说与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

她指出：“《醉翁谈录》中闽地故事篇目所占比例，若不论篇幅长短而以篇数计，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强；以卷数而论，闽地故事的卷数大约占全书一半，其中乙集卷一、丙集卷二、戊集卷一卷二全卷为闽地之事，乙集卷二、丙集卷一大约一半为闽地故事，其余各卷也间有闽地故事。而在闽地故事中，又以闽北（建州、昭武、南剑）的故事最多。”

《建阳刻本书目辑要》

由此，她推论：“《醉翁谈录》中大量的闽地故事，就是在这样的叙事背景下产生的。毫无疑问，宋代文学叙事如此密集关注闽人闽事，正是因为当时闽地文化的崛起和闽地在全国重要的经济文化地位”。

她将这单一作品的论述与判断导向了全局式的结论：“《醉翁谈录》的故事选编所呈现的地域流变特点，与学界对文学史地理过程的规律性认识相暗合”。书中还认为：“《醉翁谈录》的故事选编不仅呈现了中国文学自唐前至宋代由北向南变迁的地理历史过程，而且对文学地理的研究具有场景还原的文本内证意义。”

在探究《建阳刊刻小说与地域文化关系研究》一书时，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其在地域文化视域下阐释对象的精准锚定与适配逻辑的阐述。

这体现了研究者考察建阳刊刻小说时运用的科学方法和严谨态度，也揭示了地域文化与文学艺术的深层次互动关系。具体来讲，文章精准锚定建阳刊刻这一特殊的出版现象同时适配小说这一重要文体。

这种锚定既是对研究对象的明确界定，也是对研究范围的精准把握，保障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并且，在阐释适配逻辑时，文章详细论述了地域文化对小说文体的发展影响，展现出地域文化对小说的塑造。

通过该研究，我们能认识到地域文化在何种维度与何种条件下，参与并改造了小说文体的变化发展。从方法意义上来看，该书还提供了一种如何处理既避免空疏又体贴文本细节的研究方法，为后续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

二、建阳刊刻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演化：小说文体形成中刊刻的作用与意义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以朝代为脉络，精准地概括了中国小说的发展变化，对古代小说不同阶段有着精确的把握。他摆脱了西方文艺体系里的“小说”判断标准与文体类型，依据中国小说的文体演化特点，总结分析了六朝的志怪小说、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明清的章回小说等小说类型的出现与发展变化。

然而，不同朝代小说文体如何演进，如六朝的志怪小说演进为唐代传奇的承继关系尚未得到梳理，传奇到话本再到明清章回小说在文体演化方面的情况在目前仍然较为模糊。

《建阳刊刻》从“讲史”入手，引出刊刻对从志怪到传奇演变的导引作用。《建阳刊刻》称：“梳理建阳叶氏、熊氏、杨氏等书坊刻书情况，以为讲史小说编刊之背景。”

《福建通俗文学汇编·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在分辨不同书坊的刻书情况时指出：“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刊刻不久，叶逢春就得到刊刻信息，迅速跟进《三国志史传》的编刊，并且父子具有绘图的创意和才华，这得益于家族刻书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梳理杨氏书坊的刻书情况时，该书也指出书坊中正史与小说并刻的特点：“杨氏书坊刊刻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以及熊大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全汉志传》、余邵鱼《列国志传》、佚名《薛仁贵征辽传》《皇明开运英武传》等多种讲史小说”。

在书坊看来，“正史”与“小说”实际上合二为一：并没有区分何为“正史”、何为“演义”。二者在叶氏、杨氏书坊合而二为一的情况，从阅读史的角度提醒并证明了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演变有着独特传统，反映了中国古代小说史传与小说性兼存共生的文本特征。

《建阳刊刻》一书不仅揭示了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传的合并传承关系，还揭示了作为“正史之外的作品”的“杂传”“杂史”与小说之间的文体互渗的关系，书中在考察熊氏书坊后指出，“熊氏刻书中还有不少小说戏曲，比如熊龙峰忠正堂编刊了《天妃济世出身传》《海游记》《西厢记》以及《张生彩鸾灯传》等四种话本小说，熊云滨补版世德堂本《西游记》，熊仰台刊《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熊稔寰刻《新锓天下时尚南北新调》等”。

在现有研究中往往强调的是古代小说与“史传”传统的文体互渗，却较少注意到古代小说与戏曲等文体之间的互渗。

《精忠录》

《建阳刊刻》从刊刻维度对文体互渗现象展开的再审视，其研究路径具有双重突破：既未拘泥于单一文本或断代史层面的考辨，更未停留于个案式结论的推演，而是立足地域文化视阈对小说文体互渗机制展开系统性观照，由此实现了从微观实证到宏观阐释的学术进阶。

比如书中说：“建阳编刊神魔小说的作者多为建阳及其周边地区的文人，其中江西文人数量最多，这些文人大体都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但是，往往文史知识涉猎广博，同时为建阳书坊编辑经史类普及读物和一些通俗读物。所以，建阳书坊成为神魔小说的编刊中心，很重要也源于建阳及周边地区文教发达。由于读书士子众多，而科举考试的成功率非常小，大量的读书人走向以文谋生的道路，在建阳，由于书坊的组织，当时已形成职业性小说作家群，在小说发展史上值得关注。”

《建阳刊刻》通过刊刻文本的生成机制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谱系除却显性的“史传”叙事传统外，更存在被遮蔽的“神魔”潜流，这一文体形态学发现实现了刊刻研究与文学发生学理论建构的范式突破。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提出：“明小说两大主潮：一讲神魔之争的；二讲世情的。”《建阳刊刻》通过分析建阳书坊的地域特性，指出因世情小说受制于商品经济规律制约而未能在建阳获得大量刊刻。

然而，神魔题材却依托闽地多元宗教文化生态构建起独特的文本生产场域。正如《建阳刊刻》所说：“建阳书坊大量编刊的神魔小说与闽北及其周边福建、江西、浙江地区的世俗宗教关系密切。福建与江西、浙江共处于武夷山脉连绵的群山之中，亦共生出独特的地理文化。福建自宋代以来堪称繁盛的宗教图书是神魔小说编刊的重要资源，建阳书坊编刊的神怪类故事以及与宗教神魔相关的大量类书、通俗读物也是神魔小说编刊的素材和背景。”

在刊刻背景下，古代小说的题材方面很明显汲取了许多地域性宗教文化资源，在《建阳刊刻》中举《夷坚志》例，说明《夷坚志》记载了大量英雄崇拜、名宦贤人崇拜而产生的人格神，这些人格神来源于社会各阶层，有官吏，也有普通百姓。

这也说明了小说文体在形成过程中如何吸收地域文化资源，为此后明清小说在神魔方面的写作提供想象的空间与书写的资源。正如书中说：“受到《西游记》畅销的激发，建阳书坊组织文人编撰神魔小说。但是，书坊文人不善凭空结撰，而习惯于在前代文献中寻找素材，显然，前代志怪小说以及建阳书坊所具备的前代刻书为文人编撰提供了便利。在志怪小说之外，宋元建阳刻书中的《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对明代神魔小说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明代建阳书坊编刊神魔小说按照《搜神广记》的神仙谱系，几乎是按图索骥地编织出小说化的神魔世界。”

《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传统文体形态学研究往往陷入单维演进模式的认知，其经典范式聚焦于小说文类通过“资源吸附一形式纯化”的线性发展轨迹——譬如强调从史传母体中析出叙事基质，在“杂传”向“演义”的嬗变过程中逐步确立以故事性为核心的文类自律性追求。这种进化论史观遮蔽了跨文类互渗的多维动力机制。

以《夷坚志》福建书写中的“人格神”叙事为例，其文本生成机制呈现出双重性征，既赓续史传“实录”笔法的谱系规训，又深度融合民间宗教的奇幻想象，这种古代小说的演进方式，确实是阅读史与小说史结合后重点考察的对象。

《建阳刊刻》一书还通过认真考察不同书坊的出版特点，提出公案小说的出现与发展与当时实用的“讼师秘本”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是以前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演变所忽略的。

确实，作为商业发展的书坊，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创作小说而刊刻，而是以售书为起点，以知识传播的源头与读者接受决定其刊刻书。

《建阳刊刻》一书非常精准而令人信服地提出公案小说与“讼师秘本”互渗的这一历史。书中这么认为：“面向大众普及司法知识的法家书，启发和影响了公案小说的刊刻。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大量‘讼师秘本’的传播，《廉明公案》的编撰直接吸收了畅销的‘讼师秘本’。”

《廉明公案叙》

书中还指出，“以律例为基础的法家书，与公案小说在叙事性上有其天然共性，并且皆以司法知识传递为重要宗旨，但法家书偏重知识，公案小说偏重叙事，两者同流而分。以此出发，或能结合小说观念和小说文体的发展过程，更为冷静地思考小说的叙事性特点与相邻文类的关系，能够不囿于审美标准而客观认识公案小说的多元价值。”

除了公案小说的实用性，书中还强调一些其他实用性文体对小说的渗透：“现存建阳刻书2000余种5000多部，其中小说108部共190多种本子，其余则为经史子集四部各类著作，而以教育类、知识性普及读物为多。建阳是最早大规模刊刻小说的地区，也是明代刊刻小说数量最多的地区，但是，小说在建阳刻书中的占比相对也比较小，而且，建阳刊刻小说以普及知识的教化型作品为主，跟经史子集四部中的教育类、知识性普及读物之间关系密切。其实不仅建阳，在江浙地区，乃至于全国，在小说刊刻最为繁盛的嘉靖万历时期，知识性因素仍然是小说传播的重要因素”。

这种慎重的态度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各类文体互渗、交杂认识不仅有助于突破中国小说发展史研究中的许多固有认识，对重写小说史、建构符合中国古代小说历史发展实际的中国式小说史也具有现实意义。

三、结语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历经范式迭代与方法论革新，已在理论架构与研究视阈层面臻于体系化。当阅读史范式与本土小说文学生产机制产生学理交融时，其激发的阐释张力不仅拓展了传统文学史的问题，更催生出具有范式意义的学术增长点。

《福建传统印刷图鉴》(建本卷）

聚焦建阳刊刻这一书籍史经典命题，在既有研究深陷“史料决定论”之际，《建阳刊刻》展现出突破性学术价值：通过重构物质载体与文本形态的互文网络，不仅揭示了出版机制对古代小说文体形成，同时，通过强调建阳刊刻的历史贡献，突破江南中心主义范式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此外，该书还开启了接受维度开辟的“读者反应研究”新路径，即中国古代小说自产生起就展现出与人民群众联系紧密的特点。这促使小说不仅有娱乐的作用，还担负着重要的教化与知识传播功能，这些都是“中国式”的。

在“中国式”的古代小说文体发展史解释框架下，《建阳刊刻》一书中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阐释之处。

《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

例如，书中提到，“元刊平话体制上有一个重要特点——插人诗词，这当然可能源于说话艺术的底本，但作为出版物必然有文人编辑润色之功，这与建阳书坊大量刊刻的诗集有很大关系。

特别是讲史平话大量引用咏史诗，其中胡曾的咏史诗最受讲史平话喜爱。建阳曾刊刻过胡曾《咏史诗》、周曇《咏史诗》等作品，讲史平话大量插入的咏史诗，应该就是以此为参考的”。

小说中加入诗歌，有人认为是中国小说深受诗歌传统的影响；也有人认为，这是“拟话本”的一种形式，说书人在表演时加入定场诗、人物赞等诗歌形式，便于记忆和讲述，又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书香建阳》

《建阳刊刻》对小说文体中诗性要素的溯源，虽敏锐捕捉到史传书写范式的规约作用，却尚未完全揭示这种跨文类实践背后的深层文化机制——当我们将“文备众体”现象置于中国抒情传统与叙事智慧的交汇处观察，或可发现其中蕴藉着独特的“诗性智慧”：那些镶嵌在小说肌理中的诗赋元素，或许正是中国文人对“诗言志”传统的变异性赓续，是抒情主体在叙事疆域中的隐性在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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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古代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