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再度执政虽仅短短几个月，却已对美国内外政策产生剧烈冲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牛可近日在《国际战略研究简报》撰文分析指出，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根本特征是前所未有的断裂性、不稳定性与不可预测性，这一现象深受其民粹主义基础的推动。特朗普的成功源自其有效动员美国基
特朗普再度执政虽仅短短几个月，却已对美国内外政策产生剧烈冲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牛可近日在《国际战略研究简报》撰文分析指出，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根本特征是前所未有的断裂性、不稳定性与不可预测性，这一现象深受其民粹主义基础的推动。特朗普的成功源自其有效动员美国基层群体，形成了强大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这一群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愈加突出，尤其在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的背景下。他认为，MAGA人群的社会学特征及其对外政策的倾向性——注重本土、反精英、反智主义——使得美国外交政策趋向更加内向和保守。与以往的精英主导的自由国际主义不同，MAGA运动的崛起使孤立主义再度成为主流，影响美国对外战略的方向。未来，美国是否会实现战略收缩或“体面衰落”，仍值得深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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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再度执政虽仅有两个多月，但已剧烈冲击甚至毁坏了美国内外政策的主要方面和固有根基。特朗普外交具有前所未有的断裂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但也存在一个有深刻历史和社会根源且将持续存在的机理性因素，即它的民粹主义基础、特质和底色。特朗普政治的成功在于其动员、集结了美国以往声音低弱、认同和聚合程度较低、政治影响力与其人口规模不匹配的群体，并大力伸张这一群体的主张，形成政治冲击力前所未有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这是特朗普及已特朗普化的共和党的政治基础和权力来源。特朗普与这一庞大基础人群相互间的反映、呼应和意见强化是造成当前美国政治巨变的关键因素。或可预估，今后四年这一群体在美国对外政策上的态度和意见偏好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可能会超过特朗普第一任期。
就当下而言，从对基层意见群体的考察出发去分析判断美国对外政策的特性和走向，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MAGA人群在对外政策方面持什么样的态度和意见倾向，今后又将在美国对外政策形成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值得持续关注和思考。
当今MAGA人群有着比较明显和稳定的社会学和统计学特征，在美国历史上也有隐现起伏的诸多前身群类，构成历史脉络和意见回响。1820年代杰克逊民主时期的“平民大众”，1890年代同时存在于民粹主义与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基层民众，1930至1940年代由查尔斯·林白在“美国堡垒”口号下集结起来的“美国优先论者”，冷战初年在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广泛存在的约瑟夫·麦卡锡支持者，1960至1970年代尼克松口中的“沉默大多数”，他们都是与当今MAGA人群有显著相似的社会学和政治文化特征的历史人群。外交史家托马斯·贝利的《街头巷尾之人》（1948年）曾对这个群类的国际意识和对外政策态度做出精湛描绘。
这一群类在意见、态度和情感方面的倾向性特征是：生活方式的生计导向和生活空间的有限性导致他们注重实际和本土偏向，关注切近事物，宜受直觉和情感驱动，不擅长也不喜欢借助抽象理念与复杂知识理解世界；因对“自由”“自我依赖”和平等价值的文化信念而加重对精英不信任和不服从的倾向；构造“他我之辩”的方式简单粗疏，对“我们”的界定和认同有高度固化倾向，宗教、族裔、文化和国家身份等方面的分界感强固；界定美国的国家特性、国家使命和国家利益的方式趋于直接而狭隘；对海外世界不感兴趣也甚少了解，不容易理解对外政策的实际运作；倾向于相信美国国际行为的道德纯洁性，在想象美国人的世界角色时常有不假思索的“自命正义”倾向。这一群类对战争的态度有着复杂的历史节律和吊诡性质。一方面，他们并不必然反对战争。面对直接和明显的证据时，他们会快速、决然地认定国际敌人，并支持“惩罚”和击败敌人。和很多国家的基层民众一样，他们也希望看到美国在世界上展现强硬而威武的形象。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是纯粹、必然的军事主义者和战争拥护者。海外挫折和战争疲累会明显降低他们的战争意愿和参与国际事务的热情，如一战后的反国联思潮，二战后“带孩子们回家”的强烈呼声，以及对越南战争态度的大逆转等。近些年来美国国内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厌战和反战情绪抬升，“不要为我们搞不懂也搞不定的外国麻烦事再费力”的意见上涨，也都是孤立主义复归的明显迹象。
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自由国际主义”框架通过削弱和扭转孤立主义而建立和运作，同时通过克服和制约反国家主义而达成。自冷战初期延续至今的自由国际主义和“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s）时代，美国的对外政策根本上是精英场域，尤其在冷战时期由所谓“权势集团”主导。绝大多数人曾经认为，孤立主义会永久消失，或者至少永久地处于边缘位置。但是现实并非如此。这种转折至少与两个方面的历史变化密切相关。首先，曾经紧实强固的权势集团在1970年代以后趋于裂解和长期衰落。如今美国不仅选举政治中的政客呈现出更多党派性、极端性和煽动性；手握高级学历的外交政策精英也表现出更多党派依附性、意识形态倾向性和投机性，更少具备老权势集团式的跨党派性、“内在尊严”、长远眼光和战略审慎。
更直接和重大的是，MAGA人群在美国社会总体政治极化和强基层动员的态势中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孤立主义因而获得更大民意动量。历史上的MAGA人群因生活空间地方化和相互隔绝，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低弱，其政治声量和力量受到抑制；如今的社交媒体则赋予这一群类发声、集结，汇聚和强化意见的手段，给他们提供了查尔斯·蒂利所说的社会运动的手段和“抗争的戏码”。MAGA支持者已不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活跃于社交媒体上的发声者。
民粹主义、本土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反智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由此获得空前的强正相关关系，情绪性的、经常模糊不清的反国家主义获得更为清晰和强烈的表达和表现形式——即反“深层国家”获得空前的政治动量，以至于排挤了共和党建制派而掌握“老大党”。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伊始竟然能如此猛烈地推行其政治议程，包括推进反“觉醒”行政和立法措施，拆解美国式福利国家和“国家安全国家”的基础设施，这些行为出乎大多数人意外。深入、准确地理解这种局面需要巨大的努力。但首先要更高地估计特朗普政治反映其支持者意见和态度的程度。在美国政治的“正常”情况下，政客赢取选举政治利益的途径是从自己原初的意见和修辞表述上回退，向中间路线移动；如今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美国政治的平衡和美国总统权的性状都已发生根本改变。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方面，曾经反复上演，如今似乎更空前突出的历史模式即民粹主义——以及与之相融汇的反智、反精英和反国家主义——与孤立主义并进携来。上述印象式判断在笔者对当前美国民意调查和社交媒体的粗略考察中得到印证和加强。从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的发声中得到的信息更加明确和直接，反对“无休止战争”“别再给乌克兰花大钱”之类的意见不绝于耳，也获得颇多支持。在对中国的态度和意见上，MAGA支持者也呈现出明显的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的意见特征。他们对中国总体负面的态度未有改观，但从民调走势、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的声音及追随者的响应情况来看，他们的关切显然不是习见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的精英战略思维模式，而是基于“先把美国搞好”“把工作机会拿回美国”的现实诉求。类似的意见声音还有：“搞关税，别派部队”；“底特律都烂了，干嘛还去支持台湾？”；“惩罚中国，但不要打仗”等。
这种模式有多大的可持续性，对接下来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有何种程度的影响，MAGA运动的内部分化呈现何种性状，以及MAGA与其他利益和意见群体（尤其是国际化资本和高技术部门）之间会形成何种竞争和组合态势，最终会不会塑造出一种足以达成政策和战略稳定性的共识状况或者意见氛围？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观察。笔者列出一些反映较高可能性的孤立主义转向的观察和问题：
第一，从2024年下半年大选时期开始的政治争议倾斜于国内议题，特朗普政治激烈反对的敌人在更大程度上指向国内而不是国际，显示了MAGA对抗性之基本的内向特征。万斯副总统所代表的激烈反欧洲情绪与MAGA运动对国内“觉醒文化”的仇视高度相关——把欧洲视为“觉醒文化”的温床和美国自由派的同盟，有深刻的文化和情感根源。
第二，目前美国的一些重大对外政策举动，如对俄乌冲突的“和平”倡议，对盟友更多承担国防负担的施压，万斯对欧洲政治和文化的公开批评，冻结对外经济援助，启动拆解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以及美国国际媒体署（USAMG）等，都有着强烈的孤立主义意味和效应。特朗普政府目前提高关税的政策针对所有被视为“不公正贸易”的国家，不仅包括中国，还涵盖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韩等美国传统盟友，这更符合经济民族主义逻辑，而非出于地缘政治意图。
第三，特朗普政府中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人事任命高度非常规，严重排挤传统外交政策精英类型人物，而由MAGA效忠派主导，他们有着极强的民粹主义、个人忠诚和党派政治属性，也有中等强度的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取向。这种政策班底会有下一盘“体系性对抗”大棋的意愿和头脑吗？
第四，反“深层国家”冲动下对福利国家和“国家安全国家”组织设施的拆毁工程已然启动，尚不知将伊于胡底。但民粹主义对外政策观念以及马斯克式狭隘技术主义的“政府效率”观念，对体系性制度和组织重要意义的无感和反感则是显著而强固，这正如MAGA人群对国际制度安排和联盟体系重要性的无感和无知。无论如何，萎缩、崩解的“国家安全国家”制度设施以及紊乱的政策程序，将对美国实施任何“体系性对抗”的能力和意愿造成衰减和损伤性影响，这进而有可能加重美国对外政策的孤立主义倾向。
第五，美国一向有虽然处于边缘地带，但也不绝如缕的左翼和平主义和智识型孤立主义的思想脉络，其在外交政策辩论中的分量及其在孤立主义趋向中的消长值得密切关注。在主流或者接近主流的政策和战略思维中，承认均势，保持战略谨慎，更现实地看待“权力转移”、适时收缩国际目标、防止“过度扩张”，做出必要的外交妥协、高度重视危机管控等思想因素一直存在。有人已经或明确或含蓄地提出“体面的衰落”或者有设计的收缩战略，类似战略思路和政策主张未来走势和影响如何，尤其值得注意和跟踪观察。
如果说，在以往自由国际主义框架之中，掌控“全球领导权”是政治正确，放弃领导权是叛道离经，国际上的退缩和 “软弱”是罪过，那么，在MAGA所促成的变动中的意见氛围中，“现实主义”的推论可否获得更大空间、更大声量？孤立主义的上涨趋势会最终导致主动的战略收缩和“体面衰落”占上风的美国对外政策吗？笔者无力、也不愿做出任何长期或短期的趋势预测，仅倾向于认为，中国将是长期影响美国的外部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而在中国对自将何以处之、何所为之的考虑中，一个从来没有如此重要的认知和知识领域就是MAGA人群及其历史源流。
来源：北京大学人文交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