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写意画的文脉谱系中，汤立的书画艺术以大写意花鸟为核心，以“楚泽之畔萧然独立”的姿态，将徐渭的狂狷、八大的冷逸、吴昌硕的金石气与齐白石的民间趣味熔铸成一体；又以现代人的精神气象重构传统，形成“恣意奔放纵逸，沉着厚实朴茂”的艺术语言。其作品承续历代写意大家的
在中国写意画的文脉谱系中，汤立的书画艺术以大写意花鸟为核心，以“楚泽之畔萧然独立”的姿态，将徐渭的狂狷、八大的冷逸、吴昌硕的金石气与齐白石的民间趣味熔铸成一体；又以现代人的精神气象重构传统，形成“恣意奔放纵逸，沉着厚实朴茂”的艺术语言。其作品承续历代写意大家的精神血脉，彰显诗、书、画融通的人文精神与美学理念，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开辟出一条“返本开新”的路径。他以“传统解码者”与“当代重构者”的双重身份，其艺术实践不仅延续文人画的诗性传统，更以雄浑的笔墨气象、深邃的文化哲思与先锋的形式探索，重构写意艺术的当代性内涵，成为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鲜活样本。
一、笔墨精神：从狂怪到法度的辩证张力与现代性突围
水墨艺术作为东方美学的核心载体，其本体语言不仅是技法层面的呈现，更是思想哲学与生命意识的显影。汤立的写意花鸟是“水墨心象的交响”，在传统与当代的裂隙中开辟出一条精神突围的路径。他的成就是对历代先贤的致敬，更是对水墨本体语言的深度解构与广度重构，构建起兼具古典诗性与现代气象张力的审美体系。
通过控制生宣的吸水性与墨色的渗透速度，将传统“墨分五色”的层次感升华为对时空维度的哲学隐喻，墨色的晕染既是物质的流动，也是艺术家精神轨迹的显影，暗合道家“有无相生”的宇宙观。他对水墨本体语言进行形而上的探索，超越材料属性的局限，成为承载宇宙意识的生命符号。
汤立的创作始终在探索水墨媒介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的辩证关系。他拒绝将水墨简单归结为文化载体，而是深入挖掘材料本身的意象潜能，在偶然性与必然性达成微妙平衡，最终抵达“浑然天成”的艺术真理。他力求在时光流转中捕捉永恒，在物象形骸之外叩问天地精神，由此构建起“极古极新”的当代写意范式。徐渭以“狂草入画”的恣肆奔放、八大山人以“冷眼观世”的孤绝简逸、石涛以“一画论”的个性张扬，构成传统大写意的精神图谱。汤立的笔墨语言，既融汇这些前贤的精髓，又以现代性视角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他笔下禽鸟的夸张形态、松石的虬劲线条，看似“狂怪”，实则根植于对书法性的深刻体悟。其用笔取法颜真卿的浑厚、八大山人的凝练，又暗含西方形式构成的块面感，形成“沉雄中见灵动、朴拙中藏机锋”的独特风格。正如其自题诗所言：“狂怪应从法度入，池水尽黑始存真”，这种对“法度”的敬畏与对“突破”的渴望，恰似石涛“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当代回响。相较于徐渭“墨点无多泪点多”的悲怆，八大山人“白眼向天”的孤傲，汤立的格调更显“豪放中藏法度，朴厚处见灵机”。其《大漠之魂》以366厘米巨幅写胡杨沧桑，枯笔如刀劈斧斫，却在枝干转折处暗藏温润笔意，形成“铁骨冰心”的张力。 枯藤老干中蕴藏生生之力，印证中国艺术“于腐朽中见神奇”的美学真谛，这种“胆识相济”的笔墨哲学，既承袭李可染“可贵者胆”的勇气，又以“静、境、趣”三昧（汤立自述“写意三昧”）消解传统大写意易陷的粗率之弊，实现了从“野逸”到“文质”的美学跃升。
二、诗书画变革：生命诗学与意境重构的跨媒介实验
传统文人画的“三绝”传统，在汤立手中被赋予新的诠释维度。他的天分源于对文人画“诗书画一体”传统的深刻领悟，幼承家学（其父汤文选为20世纪写意巨匠）的启蒙，并未使其沦为传统的复刻者，反而在研习青藤、八大时，以“耷非耷，齐非齐”的自觉，将笔墨程式转化为个体生命的呼吸节奏。他不仅延续徐渭以诗境拓展画意的路径，更将书法从单纯的题跋功能升华为画面结构的内在支撑。其巨幅作品《浮来山上一根藤》以草书笔意勾勒藤蔓，线条如龙蛇狂舞，题诗“高呼张颠与公孙”直追唐代草圣，实现书画同源的视觉交响。狂草线条既暗合张旭、怀素的书法气韵，又以“摩天之力”重构文人画“以书入画”的哲思维度。这种艺术创造的真谛在于突破时空秩序，以生命逻辑重构天地精神。《空潭泻春》是诗书画的深度融合之作，既暗合八大山人“画者，文之极也”的理念，又通过现代平面构成法则重新组织画面空间，使传统题跋从边缘装饰转变为结构性语言，堪称对文人画程式的创造性转化。
汤立的诗词修养，绝非文人画的装饰性标签，而是“以诗养画”的生命诗学实践。其题画诗既是对古典诗境的化用，又以现代性语感重构“诗画一体”的审美范式。在《雪里芭蕉》中，他以王维“雪中芭蕉”的时空错位之法，题写“心源自有春风在”，将禅宗“即心即佛”的哲思注入物象，使画面成为“墨外之墨、笔外之笔、象外之象”的禅意空间。相较于吴昌硕“金石入画”的朴拙，齐白石“似与不似”的机趣，他的诗意更显“灵性与思辨的交织”，《五湖烟水》未着一笔水纹，却通过野禽眼神的空茫尽显浩渺，空白成为“无中生有”的禅意空间，符合他“真性是空”的创作理念。《我写江山无限魂》空白处的经营更显哲学深意，构建出“无画处皆成妙境”的宇宙意象。 汤立的“负空间叙事”颠覆传统“计白当黑”的构图法则，未被墨色浸染的宣纸本身成为具有呼吸感的生命体。这种留白不是画面的剩余物，而是与墨色形成量子纠缠般的共生关系，在虚实相生中构建多维度的精神场域。
三、气度风骨：宇宙意识的形而上突围与当代精神回应
汤立的禽鸟意象挣脱传统文人画的符号化枷锁，呈现出存在主义式的生命状态。其豪迈气概、风骨气度蕴含画中，将大写意从“小我抒怀”提升至“天地与我并生”的宇宙意识。笔下单足独立的鹭鸶、回眸凝视的寒鸦，不再是士大夫寄情言志的载体，而是直指生命本质的哲学符号。通过夸张变形与动态捕捉，他将物象提炼为“形不似而神极似”的抽象符号。《天地神韵》中雄鹰与劲松的笔墨交响，不仅是对自然物象的写意再现，更是对“阴阳激荡”宇宙节律与生命关照的视觉隐喻。这种“以小观大”的观照方式，创造自我的“生命时间”理论，让艺术超越物理时空，在“当下即成”的体验中抵达永恒。在《情满江南》中，他以破锋散笔解构工笔画的精致化潮流，以“解衣磅礴”之态重构“形简意足”的写意本体，其风骨气度是对当代艺术困境的回击。这种反叛并非形式革新，而是通过“生命逻辑”的激活，让艺术回归“心灵显现”的本质。
汤立艺术的格调之高雅，源于其对文化根脉的深度开掘。以楚骚精神、汉唐诗魂激活传统水墨的浑朴基因，这种返璞归真的探索，与石涛“太古无法”的原始美学观形成跨时空对话，在当代语境中激活太朴原初的混沌力量。他自称“楚客”，将《离骚》的浪漫奇谲注入笔墨，作品中禽鸟的孤傲眼神、梅兰的野逸姿态，皆透露出楚文化“惊采绝艳”的美学基因。他提出重拾中华文化的“童年魅力”，从河湟彩陶的远古意象中提炼出半抽象的写意符号。其《大漠之魂》系列以胡杨为母题，将金石碑刻的沧桑感与原始纹样的抽象性熔于一炉，创造出既古且新的视觉史诗。他以枯笔皴擦模拟青铜器铭文的斑驳肌理，又在转折处突变为淋漓泼墨，这种干湿突变形成的视觉张力，恰似《庄子》中“方生方死”的时空辩证。笔触在破坏与重建的博弈中，既保留金石篆刻的浑厚质感，又暗含现代艺术的解构意识，形成“古拙而前卫”的独特语汇。线条的书写性被解构为生命律动的多重可能，这种笔墨语言的革新，实质上是对中国画“骨法用笔”传统的量子化重构。
四、当代性路径：传统边界的拓殖与全球视野的对话
面对全球艺术语境的冲击，汤立的创新体现出清醒的文化自觉，努力实践文人精神的解码与现代性转译。笔下恣意挥洒的墨迹，营造多维度的开放场域，过去、现在、未来的多向度打开，重叠衍生出腾挪的意绪，灵魂的超越，暗含对生命、时间、空间的形而上的思考：水墨的渗透过程隐喻着时间的不可逆性，笔触的叠加痕迹记录着存在的瞬时状态。在艺术本体论层面，其创作直指心灵现实的本质命题。在《我写江山无限魂》中混沌初开般的墨色，是艺术家的个性表达，更是水墨媒介本身对宇宙生成论的视觉转译。他既批判“中国画西方化”的流弊，又巧妙吸收现代构成理念：在《楚雨湘烟》等作品中，传统水墨的氤氲之气与几何化的块面结构并存，形成“东方意象”与“现代建筑感”的奇妙共生。这种策略与徐渭当年以泼墨破除院体桎梏异曲同工，但更具方法论自觉——通过巨幅创作（如丈二大轴）突破传统文人画的把玩尺度，使写意艺术从书斋雅赏走向公共空间，完成从“自我感悟”到“大我叙事”的转型。正如他对潘天寿巨作的领悟，这种形式革新实为民族文化精神的当代彰显。
汤立的艺术实践，既是中国写意花鸟画从“文人雅玩”向“当代言说”转型的缩影，也暴露出传统与现代、哲思与现实、自我与大众之间的多重张力。他将创作过程升华为观念表达的载体，常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完成大幅创作，身体运动轨迹与水墨流动形成同构关系。这种绘画行为审美化的实践，使水墨艺术从视觉呈现升华为生命能量的即时记录，暗合徐渭“舍形而悦影”的美学主张，又注入当代艺术的在场性体验。在图像解构层面，汤立创造性地将青铜纹样的神秘、汉画像石的朴拙、敦煌壁画的瑰丽纳入水墨系统。这种跨时空的文化基因重组，使作品既具考古学深度，融入儒释道的顿悟智慧，又含当代装置艺术的观念性。如《楚魂》系列中，楚文化的神秘主义与抽象构成鲜明对话，传统笔墨在解构中实现现代转化，印证其“澄怀观道”的艺术追求。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在物我交融升华中参悟禅机，示现圣洁高雅的生命真性，达到浑全素朴、静穆神秘的审美境界。
汤立的大写意花鸟艺术或可超越“吴昌硕-齐白石”谱系的既有高度，为21世纪中国画的全球话语权建构提供范式。正如其自题诗所言：“狂怪应从法度入”，唯有在“破”与“立”的辩证中保持清醒，方能真正实现大写意精神的当代重生。未来若能在“书法性的精微化”“象征意象的创造性转化”“理论体系的系统化”三个维度持续深耕：比如探究笔墨精研的方式，深化“书法性”的当代转译。继续保持豪迈气度，更加强化细部笔墨的“耐读性”，可借鉴黄宾虹“五笔七墨”理论，探索枯润、浓淡的层次叠加，避免“粗率”之嫌。进一步挖掘原始艺术的写意符号，将其抽象性与文人画的诗意结合。进行水墨公共性拓展：通过国际巡展、学术论坛等形式，将“大写意精神”置于世界艺术语境中阐释，例如对比河湟彩陶与西方表现主义的抽象逻辑，凸显东方美学的独特性。或可尝试跨媒介实验：尝试与当代建筑、数字艺术结合，如将巨幅水墨转化为公共空间的沉浸式装置，探索写意艺术的多元呈现方式。
五、观念意识：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自觉
汤立的艺术之路，是一条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探索之途。他既延续“托物言志”的文人传统，又以磅礴气势呼应时代精神，被评价为“正大气象的当代诠释”。 “85美术新潮”是中国艺术现代性转型的重要节点，其核心在于对传统艺术体系的反思与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借鉴，探索水墨语言的当代可能性。汤立作为这一时期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其艺术实践既未完全倒向西方现代主义，也未固守传统窠臼，而是在东西方艺术的对话中，重构大写意花鸟画的美学体系，形成了独特的革新路径。“天人合一”的境界在现代语境下被赋予新的内涵，他秉承大写意之“写”区别于西方绘画的“绘”，其核心在于书法用笔的抽象性与音乐性，彰显民族文化自信的视觉表征。主张“以简为尚”，将传统中锋用笔的力度控制与西方表现主义的激情表达相结合，其作品通过简练的笔墨、抽象的造型与诗意的留白，将自然物象升华为精神符号。他通过国际展览与学术对话，将大写意置于世界艺术语境中，揭示其与印象派、表现主义的内在关联，打破“东方主义”的单一凝视，重构中国文化的话语权。这种文化自信的构建，正是全球化时代中国艺术突围的关键。他以“我有我法会天机”的胆识，在传统大写意的沃土上培育出新芽，既守护东方美学的根脉，又开辟水墨艺术的当代疆域。其作品与观念启示我们：真正的创新并非断裂式的颠覆，而是对文化基因的深度激活与创造性转化。
在文化自觉与全球对话的双重维度下，汤立的实践为中国水墨的未来提供极具启示性的范式。他的创新路径包括从技法到精神的全面突围，不仅体现于形式语言，更在于对艺术本质的重新定义。他强调创作需以澄明心境捕捉天机，以诗性境界升华物象，以自由趣味突破陈规。这一理论框架打破“技法至上”的窠臼，将艺术创作视为生命体验的凝结。 汤立的艺术观念建立在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清醒认知之上。他早年游历欧美，目睹西方博物馆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珍视，深刻反思近百年来的文化自卑心理，提出“盲目西化将失民族根魂”的警示。这种文化自觉促使其作品始终坚守东方美学内核。例如，他笔下的禽鸟虽借鉴非洲木雕的原始张力，却以“得意忘象”的写意手法传递庄子“物我合一”的境界，与西方静物画的客体化表达形成鲜明对比。他将大写意提升至哲学层面，“道法自然”的宇宙观体现，隐喻生命轮回与精神不朽，彰显“天地与我并生”的东方智慧。这种观念超越地域与时代的局限，使作品兼具传统深度与现代普适性。汤立通过重构道法自然的哲学境界、激活笔墨语言的现代性、解码传统艺术的原始基因，为大写意花鸟画开辟一条既扎根本土又面向全球的革新路径。他以文化自信为根基，以跨文化对话为方法，最终实现“极古而极新”的美学超越。
汤立诗书画全能，才华横溢，气吞山河，傲骨铮铮，潇洒风流！具徐渭、八大的气象才情，内含屈原的德操风骨！无疑是当代集文化学养、艺术实践的水墨语言现代转型的一面旗帜，证明了传统媒介完全能够承载当代人的精神诉求。他的这种探索不仅延续水墨艺术的生命力，更在全球化语境下重构东方美学的当代话语体系，从“技”的层面跃升至“道”的境域，超越绘画本体的局限，成为传统文明在当代的觉醒与重生，在传统的天际线外，以笔墨的狂舞叩击永恒之门，探究生命美学的终极命题，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写意传统划出新时代的极光。
（文/田倚萌，李可染画院理论研究员，2025.4.1）
画家简介
汤立，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院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传媒学院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汤立中国画工作室导师。早年从事现代山水画创作，曾经应邀在日本、英、美等多国举办个人画展；后主功大写意花鸟画，偶作写意人物。曾在北京、江苏、山东、河南、江西、广东、甘肃等多地美术馆、博物馆举办画展，广获好评。他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和中、西两方面艺术学养，能文、能诗，擅长书法，是当代新崛起的一代中国写意画大家。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和《人物·访谈》栏目分别播放其艺术专题片。
来源：中华网山东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