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薯传入中国的时间可追溯至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具体路径和人物因史料记载的差异而呈现多元面貌。以下从关键事件、传播路径、历史影响三个维度展开说明：

红薯传入中国的时间可追溯至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具体路径和人物因史料记载的差异而呈现多元面貌。以下从关键事件、传播路径、历史影响三个维度展开说明：

一、关键事件：两次重要引种

1. 陈振龙与福建引种（1593年）

福建长乐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经商时，发现当地种植的甘薯（红薯）适应性强、产量高，且“生熟皆可食”，遂萌生引种回乡的念头。当时菲律宾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甘薯被列为“禁运品”。1593年，陈振龙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涂抹污泥伪装，历经七天航行，成功将种苗带回福州。

同年福建大旱，粮食绝收。陈振龙之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呈上《献薯藤种法禀帖》，详述甘薯的种植方法和救荒价值。金学曾批准试种，四个月后“子母钩连，大者如臂”，亩产高达数千斤。此后，金学曾通令全省推广，并撰写《海外新传七则》总结种植技术，甘薯迅速在福建普及，被称为“金薯”。

2. 陈益与广东引种（1582年）

广东东莞人陈益于万历十年（1582年）从越南（时称安南）引入甘薯。据《凤冈陈氏族谱》记载，陈益在安南品尝甘薯后，“捐资买种，并得栽培法”，将薯种藏于铜鼓中带回东莞试种。他在小捷山开辟中国首块甘薯地，试种成功后“乃种于家，久之蔓延他处”。

陈益的引种虽早于陈振龙，但因缺乏官方支持，初期仅在广东局部传播。直到乾隆年间，其五世孙陈世元将甘薯推广至山东、河南等地，才扩大影响。

二、传播路径：多元渠道与本土化

1. 闽粤为中心的扩散

甘薯传入后，以福建、广东为中心向周边辐射：

浙江：陈振龙曾孙陈以柱在宁波试种，后经莆田人徐缓传入江浙。

长江流域：徐光启在上海引种成功，著《甘薯疏》推广技术。

北方地区：陈世元于乾隆年间将甘薯引入山东，其子陈云、陈树进一步推广至河北、北京。

西南地区：乾隆十五年（1750年），甘薯经广东商船传入贵州黎平，后由官方在全省推广。

2. 多路线传入的学术争议

除陈振龙、陈益外，史料还记载云南、广西等地可能通过陆路从东南亚引入甘薯。例如，万历《云南通志》已提及“红薯”，早于闽粤记载。学界普遍认为，甘薯传入中国存在多条路径，包括：

海路：菲律宾（陈振龙）、越南（陈益）、吕宋（其他商人）。

陆路：云南经缅甸、广西经越南。

这些路线相互补充，最终形成全国性种植网络。

三、历史影响：从救荒作物到人口催化剂

1. 缓解粮食危机

甘薯耐旱、耐瘠、产量高，“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成为应对饥荒的“救荒第一义”。明末清初，江南水患、华北干旱频繁，甘薯“枝叶附地，随节生根，风雹不能损”，救活无数灾民。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清廷下诏全国推广，称其“功同五谷”。

2. 推动人口增长

甘薯的普及直接促进中国人口激增。据统计，明朝万历年间人口约1.5亿，至清朝道光年间突破4亿，甘薯与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引入密切相关。其高热量、易储存的特性，使贫瘠土地得以开发，养活了更多人口。

3. 农业技术革新

陈振龙家族七代人编纂《金薯传习录》，系统总结甘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技术，成为中国首部甘薯专著。该书不仅记录技术细节，还收录官员奏疏、文人赞颂，成为研究美洲作物传播的重要文献。

四、纪念与文化符号

为纪念引种功臣，福州于1834年建“先薯亭”，楹联称陈振龙“功盖神农”；东莞虎门的陈益家族墓被列为省级文物，其试种地被称为“中国第一块番薯地”。郭沫若曾赋诗《满江红·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盛赞“挟入藤篮试秘航，归来闽海勤耕织”的壮举。

总结

红薯传入中国是一个跨越数十年、涉及多地的复杂过程。1593年陈振龙从菲律宾引种福建是最具影响力的事件，而1582年陈益从越南引种广东则更早。两者共同开启了甘薯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使其从“番邦奇物”变为“民生所赖”的主粮。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了中国农业结构，更深刻影响了人口、经济与社会发展，成为全球化早期作物传播的典范。

来源：晓天美食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