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年就是春节寄两件粗线毛衣回来，附上简短的信，问候几句，再没其他。电话都是我去邮电局排队打的，一年到头没打几次。

守护的秘密

＂大姐怎么能不来？爹都走了！＂我抹着眼泪，看着那口黑漆棺材，心中怒火难消。

母亲只是一个劲地叹气，手里紧握着那条已经洗得发白的手帕。

二姐拉了拉我的袖子，轻声劝道：＂小河，别说了，声音小点。＂

那是1982年的初冬，一场阴雨连绵的日子。天空灰蒙蒙的，就像蒙了一层厚重的棉絮。

我叫张小河，是张家最小的儿子，今年已在县纺织厂工作五年，拿着每月四十多元的工资。

父亲的葬礼在我们住了二十多年的老院子里办的。四合院不大，但住着几户人家，平日里其乐融融。

此刻院子里挤满了前来吊唁的邻居和父亲的老同事，他们提着简朴的礼品，脸上写满了哀伤。

大姐张小梅，比我大十五岁，在我记事起就在省城轻工业局工作。那年月，能去省城工作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

按理说，她是我们兄妹几个中最有出息的，家里人最引以为傲的。可这些年，她与家里的联系越来越少。

每年就是春节寄两件粗线毛衣回来，附上简短的信，问候几句，再没其他。电话都是我去邮电局排队打的，一年到头没打几次。

父亲生前最疼大姐，常说：＂小梅懂事，一个人在外头不容易，她有她的难处。＂每当我们抱怨大姐不回家，父亲就会摆摆手，让我们别多嘴。

葬礼上，老李头拿着他那台宝贝收音机来了，说是要让我爹走得体面些。那时候，能有一台＂红灯牌＂收音机的人家可不多。

邻居王大婶一边帮忙张罗，一边念叨：＂你大姐咋还不来呢？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回来，真是......＂她话没说完，看到我母亲的表情，及时住了嘴。

＂她有她的难处。＂母亲只是这样回答，和父亲生前说的一模一样。

葬礼后的第三天，我从那个旧木箱里翻出大姐的信封，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稿纸，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

坐在那张父亲用了一辈子的方桌前，桌上的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我咬着钢笔，心里又酸又涩。

＂梅姐，爹生前最疼你，常说你最有出息。如今他入土了，你连面都不露，还配做女儿吗？你知道娘这些天是怎么过的吗？整夜整夜睡不着，眼睛都哭肿了。＂我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道。

写完后，我犹豫了许久，还是把信装进了那个磨得起毛的旧信封里，第二天一大早就去邮局寄了出去。

邮局的老赵看着信封，叹了口气：＂小河，别太难过了，人都有难处。＂他只知道我爹刚去世，却不知道我心中的怨怼。

半个月过去，没收到任何回音。那个冬天格外的冷，炉子里的煤球总是不够用，屋子里冷飕飕的。

我靠着一张薄被，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心里对大姐的怨恨更深了。家里已经很难了，她却连个人影都不见。

日子一天天过，父亲的四十九天，百天，周年，大姐都没有露面。我们渐渐习惯了她的缺席，只当家里少了这个人。

二姐时常拿着针线，给母亲缝补衣服时说：＂小河，别念叨大姐了。人各有命，咱们顾好眼前的日子就行。＂

我的怨气没地方撒，就对着收音机里传来的流行歌曲发呆，那些欢快的曲调和我的心情格格不入。

1985年夏天，我调到了纺织厂的修配车间，每月工资涨到了53.5元。那时候这个数已经不少了，我给母亲买了条花围巾，她戴着出去遛弯，邻居都夸好看。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家里渐渐走出了失去父亲的阴影。母亲开始在院子里种些小葱蒜韭，有时还和王大婶一起去菜市场买便宜的尾菜。

那时候我们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厂里表彰先进工作者送的。晚饭后，院子里的人都爱挤到我家看《新闻联播》和《西游记》。

＂小河他娘，你那大闺女最近咋样啊？＂王大婶一边看电视一边问。

母亲总是笑笑说：＂挺好的，工作忙，没空回来。＂其实，我知道母亲心里一直惦记着大姐。

1986年初春的一个傍晚，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屋里＂砰＂的一声响。冲进去一看，母亲倒在地上，嘴角流着白沫。

＂娘！娘！＂我一边喊一边跑去敲邻居的门，老李头骑着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带我一起去叫了大夫。

县医院的大夫说是脑溢血，情况不太乐观。当晚我连夜去邮电局排队打电话到大姐单位，对方说她请了长假。

＂请问她去哪里了？有紧急情况！＂我急切地问。

＂这个我们不清楚，她没说。＂电话那头的声音冷冰冰的。

我又给她寄了封信，言辞更为激烈：＂娘都病成这样了，你还躲在哪里？爹去世你不回来，现在娘病了你还不露面，到底有没有良心？＂

写完信，我手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心里的火气烧得我浑身发抖。

那年月，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那么几种方式。邮差老周每天来到我家门口时，我都期盼地看着他，可他总是摇摇头，没有大姐的回信。

等了两个星期，大姐依然没有回音。那段时间里，我和二姐轮流请假照顾母亲。好在单位领导体谅，还组织工友们捐了些钱，解了燃眉之急。

县医院的条件有限，几个病人挤在一间大通铺似的病房里。母亲醒来后，说话有些不利索，右手也抬不起来了。

＂小...小梅...来了...吗？＂母亲第一句能听清的话，竟然是问大姐。

我强忍着泪水，握紧母亲的手：＂娘，大姐工作忙，她...她知道您病了，很着急，让您好好养身体。＂

这是我第一次为大姐撒谎，只因为不忍看到母亲失望的眼神。

母亲病情好转后，总是望着门口，我知道她在盼大姐。每当院子里有脚步声，她就挣扎着想起来看看。每次失望后，她都会默默地叹一口气。

＂她不会来了，娘，别想了。＂一天晚上，我帮母亲掖被角时，忍不住说道。

母亲摸了摸我的头，就像我小时候那样：＂小河，你不懂。小梅有她的难处，你爹临走时有话交代给她，她是个有担当的孩子。＂

＂什么难处这么大，连亲娘病了都不回来看一眼？＂我不服气地嘟囔。

母亲没再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眼角有泪光闪动。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母亲的右手一直抬不起来，但她还是坚持自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二姐也常来帮忙，带着她做的糖醋萝卜和酱黄瓜，那是母亲最爱吃的小菜。

每年春节，大姐的礼物还是准时寄到。一双手套，一条围巾，偶尔有几包省城特产的点心。她的信也越来越短，只有寥寥数语的问候，再无其他。

对于大姐，我的心情也从愤怒变成了麻木。她就像一个存在于记忆中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亲姐姐。

1990年的春天，花儿都开了，院子里的老槐树上挂满了白花花的槐花。那天我从厂里回来，看见邮递员老周站在我家门口。

＂小河，有你的挂号信。＂老周递给我一个牛皮信封，表情有些沉重。

我看了看信封，是省城公安局的公章。打开一看，通知我大姐因病去世，请家属前去处理后事。

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手中的信掉在了地上。院子里的风吹来槐花的香气，混杂着一股说不清的苦涩。

＂大姐...走了？＂二姐听到消息后，嚎啕大哭起来。

母亲坐在那把她最喜欢的藤椅上，一动不动，像是被雷击中了一般。眼泪无声地滑落，她那只能活动的左手紧紧抓着扶手，关节都泛了白。

＂我去省城。＂我丢下这句话，回屋收拾了简单的行李。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破旧的＂解放＂牌客车在坑洼的公路上颠簸，车窗外的风景一晃而过，就像我对大姐模糊的记忆。

我的心情复杂至极。八年了，我没见过大姐一面，电话里听过几次她的声音，却再也见不到她的样子了。如今，再见已是永别。

大姐住在一栋老旧的筒子楼里，五层楼没有电梯，我爬到四楼时已气喘吁吁。公安局的小李带我来的，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

房间不过十来平米，刚进门就能把整个屋子尽收眼底。室内陈设简单得可怜：一张旧木床，一个掉了漆的衣柜，一张小方桌，一把靠背椅，墙角放着一个煤球炉子，上面是一口小铁锅。

屋子很干净，但处处透着寒酸。窗台上放着几盆绿植，有文竹和吊兰，还挺精神。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相框，是我们全家在父亲五十岁生日时拍的合影，照片已经发黄了。

＂你姐姐心脏病发作，邻居发现时已经...＂小李欲言又止。

我点点头，不想听那些细节。

＂她的骨灰...＂我哽咽着问。

＂在殡仪馆，你随时可以去领。她生前没什么积蓄，单位的人凑了钱料理的后事。＂小李说着，递给我一张纸，＂这是你姐姐的存折，里面还有一百多块钱。＂

我接过那张存折，翻开一看，里面的余额让我吃惊：132.5元。这么多年，大姐竟然只攒下这么点钱？

＂她...她平时生活不是很检点吗？＂我不解地问。

小李摇摇头：＂你姐姐是出了名的节俭人，从不乱花钱，单位聚餐都很少参加。大家都挺敬重她的。＂

夜里，我一个人在大姐的小屋里彻夜未眠。摸着那张她睡了多年的硬板床，闻着屋子里淡淡的樟脑丸味道，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大姐，你为什么不肯回家？为什么连句话都不留给我们？＂我对着空荡荡的屋子轻声问道。

收拾大姐遗物时，我在床底发现了一个木箱。那是一个看起来很旧的木箱，上面落了薄薄的一层灰。打开一看，里面整整齐齐地摞着一沓沓汇款单和信件。

我随手拿起一张汇款单，上面写着＂刘小明收＂，金额是五十元，时间是1983年1月。再拿起一张，还是刘小明，金额是三十元，时间是1983年2月。

我疑惑地翻看着，发现类似的汇款单有几百张，收款人有五个不同的名字，地址都在父亲曾经工作过的那个偏远山区。每个月，大姐都会给这五个人寄钱，从1982年一直持续到1990年。

我的手开始颤抖。1982年，那不正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年吗？

屋子角落里有个上了锁的铁皮柜，我找到钥匙打开，里面全是书信。整整一柜子，按年份和人名分类，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

我随手拿出一封，信封上写着＂小梅阿姨收＂。拆开来看，里面是一张工整的信纸：

＂亲爱的小梅阿姨：

您好！收到您寄来的五十元钱和那套冬衣，我特别高兴。学校的冬天真冷啊，有了这件棉袄，我再也不怕了。我们村里的孩子都羡慕我有一个这么好的阿姨。

上个学期我考了全班第三名，老师表扬了我。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辜负阿姨和爷爷的期望。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您和爷爷一样帮助别人。

祝阿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刘小明敬上

1983年1月20日＂

我又接连打开几封信，内容大同小异，都是感谢大姐的资助和关心，讲述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信中时常提到＂爷爷＂，那指的是我父亲吗？

屋里最显眼的地方是一面墙，贴满了照片。照片中有五个孩子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穿着新校服的入学照，获奖时的笑脸，大学录取通知书前的喜悦...每张照片背后，都有大姐的字迹，记录着日期和简短的祝福。

＂这是怎么回事？＂我疑惑不解，坐在那张小桌前，点亮了桌上的那盏旧台灯，仔细查看那些汇款单和信件。

汇款单的日期很有规律：每个月初，大姐都会给这五个人寄钱，金额从二十元到五十元不等。按照当时的物价，这些钱可不是小数目，尤其是对于大姐那微薄的工资而言。

第二天，我按着汇款单上的地址来到了父亲曾经工作过的那个山区。三个小时的颠簸后，汽车停在了一个小镇上。我拿着地址，打听着找到了其中一位收款人刘小明的家。

刘小明的家是镇上为数不多的砖房，门口种着几棵杨树，显得很气派。敲门后，出来的是一个年轻人，二十多岁的样子，穿着干净整洁的白衬衫和黑裤子。

＂请问是刘小明吗？＂我试探着问道。

年轻人点点头，狐疑地看着我：＂您是...＂

＂我是张小梅的弟弟，张小河。＂我说出这句话时，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感。

刘小明的表情瞬间变了，眼眶立刻红了：＂小梅阿姨...出什么事了吗？＂

我点点头，哽咽着说：＂我姐姐...去世了。＂

刘小明愣了几秒，眼泪夺眶而出：＂不可能！不可能的！小梅阿姨上个月还给我寄了信，说要来参加我的研究生毕业典礼...＂

他拉着我进了屋，颤抖着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精心保存的盒子，里面是大姐这些年来寄给他的所有信件。

＂小梅阿姨去世了？＂他哽咽着问，＂她一直是我们的恩人啊！如果不是她和您父亲，我们五个早就没命了！＂

原来，刘小明和另外四个孩子，都是当年父亲在山区工作时资助过的孤儿。那是1960年代的困难时期，这五个孩子的父母都因各种原因去世了，是我父亲收留了他们，把他们安置在了镇上的小学，并定期资助他们的生活和学习。

＂您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救了我们的命。＂刘小明擦着眼泪说，＂后来他回城里工作了，但每个月都会寄钱来，从不间断。＂

1982年父亲病重时，曾悄悄托付大姐继续照顾这五个孩子。大姐不仅履行了承诺，还用微薄的工资支持他们完成学业，一直到他们能够自立。

＂小梅阿姨说，好事不张扬，她只是完成爷爷的心愿。＂刘小明从柜子里拿出一本相册，里面是他们五个孩子和我大姐的合影，＂这些年，她几乎把全部积蓄都用在我们五个人身上，自己却住在那么简陋的房子里。＂

我翻看着那本相册，看到了很多我从未见过的大姐的笑脸。照片中的她瘦弱却坚定，眼神中透着温暖和坚韧。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不解地问，＂如果我们知道，至少可以一起分担...＂

刘小明摇摇头：＂小梅阿姨说，这是她对父亲的承诺，不需要让家里人知道。她说您母亲身体不好，家里负担已经很重了，不想再增加您们的压力。＂

我的心如刀绞。这些年，我对大姐有多少误解和怨恨啊！而她，却在默默地延续着父亲的大爱，从未向家人提起一个字。

＂她经常提起您和您的家人，＂刘小明继续说，＂说您是个孝顺的好弟弟，工作认真负责。她...她其实很想念家人，只是...＂

我听不下去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她为什么不回来？哪怕一次也好啊！＂

＂她太节省了，＂刘小明叹了口气，＂为了省下路费寄给我们。而且...她怕回去了，会忍不住说出这件事，让您们担心。＂

回省城的路上，雨下得很大。我坐在颠簸的长途车上，望着窗外模糊的景色，心中五味杂陈。

原来，大姐不是不孝，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父亲的爱与责任。而我，却因为无知和误解，对她心怀怨恨那么多年。

回到大姐的小屋，我重新整理她的遗物。在她枕头下，我发现了一本日记本。翻开来看，里面记录着那五个孩子的成长点滴，还有她对家人的思念：

＂今天是母亲的生日，我买了一块蛋糕，对着父亲的照片和他们一起吃了。小河应该已经当上车间主任了吧？真想回去看看他们，可是刘小明下个月要交学费了...＂

看到这些文字，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趴在那张硬板床上放声大哭。大姐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倔强，连一句解释都不肯给我们？

接下来的几天，我联系了其他四个孩子。他们都已经有了不错的工作：有当老师的，有做医生的，还有在国营企业工作的。他们听说大姐去世的消息，都赶来送她最后一程。

殡仪馆里，我看着那个装着大姐骨灰的小盒子，心情无比沉重。五个孩子站在一旁，眼睛都哭红了。最小的那个女孩李小芳，已经是一名小学老师了，她带来了学生们亲手制作的小花环。

＂小梅阿姨走了，但她的爱会一直传下去。＂李小芳哽咽着说，＂我会像她一样，用爱去帮助更多的孩子。＂

回家的路上，我把大姐的骨灰盒紧紧抱在怀里。车窗外，春雨渐歇，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大地上。我想起小时候大姐背着我去上学的情景，那时的她是我心中的英雄。

＂大姐，我带你回家。＂我轻声说道，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

半年后，在一个晴朗的秋日，我带着大姐的骨灰回到父亲墓前。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已经泛黄，风一吹，落叶缓缓飘下，像是向逝去的亲人致敬。

我轻轻把骨灰盒放在墓碑旁，对父亲说：＂爹，大姐回来了。她完成了您的嘱托，把那五个孩子都培养成了人才。他们都很感激您和大姐，说要永远记得这份恩情。＂

那一刻，阳光忽然穿透云层，洒在墓碑上。我仿佛看到父亲和大姐在远处对我微笑。我终于明白，爱有很多种表达方式，有些看似缺席的爱，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守护着我们和他人。

回到家，母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这些年，她的身体一直不好，但精神却很好。当我把大姐的故事告诉她时，她只是微微一笑，眼中闪着泪光。

＂我早就知道了，＂母亲轻声说，＂你爹临走时告诉我的。他说小梅答应了要照顾那些孩子，让我别告诉你们，免得你们担心。＂

＂那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误会大姐...＂我不解地问。

母亲拍拍我的手：＂有些事，需要时间来理解。小梅有她的选择，我们要尊重。她用自己的方式爱着这个家，也爱着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那天晚上，院子里的邻居们都来了。老李头带着他那台老收音机，放着《东方红》的曲子。王大婶带来了她拿手的麻辣豆腐。二姐和她丈夫也赶来了，带着刚会走路的小外甥。

我们坐在院子里，在那棵老槐树下，听着那五个孩子讲述他们与大姐和父亲的故事。月光洒在每个人的脸上，有笑有泪。

雨过天晴，我站在山坡上，望着远处的山村。天空中的星星格外明亮，就像大姐和父亲的眼睛。

那里，有五个被大姐改变命运的孩子，他们将继续传递这份无声的爱与责任。这或许就是生命最深刻的意义——以自己的方式，守护那些值得守护的人和事。

二姐搂着我的肩膀，轻声说：＂小河，别难过了。大姐和爹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我点点头，心中的怨恨和遗憾已经化作了理解和敬意。大姐用她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大爱，什么是无言的坚守。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那个老邮局。老赵还在那里，看见我，笑着挥挥手。我突然明白，人生就像一封信，从一个地方寄往另一个地方，重要的不是到达的时间，而是沿途的风景和信中包含的情感。

大姐的爱，就像一颗种子，已经在那五个孩子心中生根发芽，并将继续传递下去。而我，也终于读懂了这封迟来的家书，这份深沉而无言的爱。

来源：百合林壹话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