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沈阳返回吉林后，周保中同志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搞土改，动员参军参战，为解放全中国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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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阳返回吉林后，周保中同志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搞土改，动员参军参战，为解放全中国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1948年11月2日，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这标志着东北全境的解放。

东北野战军当时已经发展到105万人，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大批人马将进关参加平津战役，也不断将缴获来的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运往关内。

1949年8月10日，周保中同志接到党中央电报，让他速到北京参加四野高干会议。

第二天晚上，他命令我和另外一个警卫员准备行装，并特意嘱咐带上虎皮和手表。

虎皮的来历是:

1938年冬，抗联二路军与敌作战十几天，战士们好几天没有吃到正经东西了，正好遇到一只老虎，就将老虎打死了。

这是一只有300多斤重老虎，解决了指战员们几天的口粮。

周保中从那时起不论到哪里都把虎皮带在身边，他曾说过要把这张虎皮送给毛主席。

手表是赵永新(抗联二路军的一名营长，曾在中共满洲省委时期给刘少奇当过警卫员)烈士留下的遗物，为了纪念战友，记住那段难忘的岁月，周保中说等抗战胜利后要把表交给刘少奇同志。

1949年8月12日，我随周保中同志来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四楼，隔壁住着林彪、高岗。

周保中按时参加了四野高干会议，会上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精神，朱总司令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刘少奇同志作了关于城市政策的讲话，周恩来作了关于同南京政府和平谈判问题的讲话。

这次会议另外的内容就是总结东北解放战争的经验教训和研究进军大西南等问题。

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毛主席要在中南海接见周保中同志。

那天周保中很是兴奋，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戎马生涯几十年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毛主席。这回可了一个心愿”。

当天下午周保中带着我和乔帮义，乘坐中央派来的汽车直奔中南海。

我们来到中南海紫光阁的一间会议厅，毛主席、彭真等同志已经在那里等候。

在这种庄严的时刻，我紧张的要命，心里像打鼓一样嗵嗵跳个不停，我和乔帮义规规矩矩地站在会议厅门外等候。

紫光阁的会议厅当时是古典的隔窗，里边的说话声我们站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

毛主席站起身同周保中将军握手说:“我们的民族英雄来了！”

这是对周保中革命生涯的高度评价。

接着毛主席又说:“这是第一次同你见面，我很高兴。” 周保中:“感谢主席在百忙中接见我，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

幸。”

这时我为屋内的三位领导人每个人倒了一杯水，又悄悄地退了出去。

周保中同志向主席详细的汇报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组织东北人民和各界人士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历经十四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牺牲了像杨靖宇、魏拯民、赵尚志、李红光、宋铁岩、赵一曼等数千名优秀共产党员和众多爱国志士。

他还特别谈到，从1937年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后，同志们的痛苦心情。

东北方面曾多次派人进关寻找党组织均告失败，又两次组织军队西征想打通与八路军的联系，也始终未果。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抗联的一、二、三路军作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三支部队的余部全部撤到了苏联修整。

当谈到在苏联北野营，曾同苏联某些人进行了坚持东北党和抗联要独立自主的斗争经过时，毛主席插话说:

“保中同志，你这样坚持是对的，保证了我们抗联部队的独立性。”

特别是汇报到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周保中、崔庸健的情况时，主席非常仔细地听了斯大林的讲话内容和意见，为主席后来去苏联会见斯大林，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这次周保中还特别谈到了高岗曾在党的干部中传说周在东北搞独立王国一事，希望主席给予澄清。

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你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抗战长达十四年之久，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你们在苏联坚持独立自主的决策是正确的，其过程也是艰辛的，你们作了许多工作，党中央是了解你们的...…

“保中，你是云南白族人吧？原想留你在军委工作，后来考虑你还是回到自己家乡工作更合适。”

周保中回答说:“我听党中央和主席的安排。”

会见大约进行了三个多小时。

当晚9点多钟，刘少奇、周恩来，来到周保中住的403房间。

少奇同志一进门就说:“白族兄弟辛苦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少席同志，我毕恭毕敬地给刘少奇敬了个军礼:“首长好！”

当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倒水时，少奇同志慈祥地问道:“小鬼，多大了，老家在哪儿？”

报告首长:“今年19岁，老家在东北。"

周恩来风趣地对周保中说:“我们这是第三次见面了，前两次是我把你派住东北，这次是把你派往云南。”

然后转过头来对刘少奇说:“二十几年前他叫奚李元，我给他改随我的姓，姓周，名叫保中，保卫中华的意思。”

周保中最后将烈士赵永新同志的手表交给了少奇同志。

少奇同志接过手表，气色凝重地说:“赵永新同志是个好同志，他19 岁跟我在东北满洲省委工作。”

说着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刘少奇、周恩来临走时，周保中将虎皮交给他们，请他们转送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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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15日，我随周保中将军回吉林交待工作。

1949 年9月初，我随周保中一家人，告别了朝夕相处的老战友，告别了浴血奋战十几年的故乡东北，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我们先到北京，住进了北太平庄，周保中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并且被选为全国第一届政协委员。

1949年10月1日，还参加了共和国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台，观看了阅兵式和各界群众的庆祝游行。

周保中曾饱含深情地说:“今天的空前盛况，今天的共和国，是几十年来多少战友，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开国典礼后，正准备到云南赴任之时，周保中的心脏病犯了，只好住进了北京医院106室，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特意到医院探视，让他好好养病，不急于上任，并说:

“将军在东北抗战十四年，以身救中华，为民族、为人民打日本除汉奸，出生入死，功垂祖国，谱写了一支动人的历史颂歌，东北人民不会忘记你，全中国人民也不会忘记你。”

周保中将写好的给毛主席的信交给了刘少奇、周恩来请他们转交。

周恩来传达毛主席的话，“感谢东北抗联的同志们，虎皮交给博物馆留存。”

10月12日，我随周保中启程赴云南，因云南尚未解放，在贵阳暂住一段，不久云南龙云起义后，我们从贵阳出发，进入云南昆明市，接管了省政府大楼和其它政府机构。

周保中任省军区政治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府副主席，昆明市军管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常委，省政府机关党委书记，统战部部长，省民委主任，云南大学校长等职。

因省政府主席、军管会主任陈庚同志有较繁重的军事任务，实际上周保中主持了全省和军管会的各项工作。

云南省由于龙云将军的起义而和平解放，所以潜伏下来很多国民党特务，并暗藏有许多地下敌特武装，国民党的敌伪人员还带有电台，各山寨的反动头人、深山中的土匪及毒贩子也趁机作乱。

因而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每天都发生特务破坏、暗杀、山区反动头人组织叛乱等各种突发事件。

许多工厂企业不能正常开工，学校不能正常开课，商店不能正常营业。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周保中将军自从到昆明的那天起，就夜以继日不停地工作。

他发扬了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干劲，那么一股热情。

每一项工作，每一件事情都亲自过问，亲手处理，经常是白天开会，晚上处理工作。

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

他常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干革命！”

为了稳定民心，扩大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他主持召开各种座谈会，到广播电台发表演讲，安抚少数民族，以此争取更多的进步人士、进步头人拥护共产党，同共产党合作，并请他们到省城开会，办学习班；

另外着手打击国民党的敌特组织和企图暴乱的反动头人。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云南省境内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

特别是派出了百余个土改工作队下到基层，大力开展建党、建政工作，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迅速开展起来，贫苦的农民分到土地，老百姓真正翻身解放了，大家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群众发动起来了，党的工作也就好作了许多。

到我离开周保中同志之前，云南省的工作已经开始走向正轨，但周保中同志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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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15日下午，办公室通知我说:“宋任穷政委叫你去一趟。”

我到宋任穷政委的办公室后，他和蔼地问我:“你是什么地方人？今年多大了？什么时候参军的？”

我说:“我是东北辽宁人，今年20岁，1943年参加的东北抗日联军。”

“噢，那么小的年纪就参加了抗联，很了不起呀！”

接着又问我说:“你了解朝鲜的形势吗？”

“听说那里发生了战争。”

“对。朝鲜于今年6月25日爆发了战争，美国不顾中国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再警告，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武装入侵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8月18日，毛主席电令东北军区于10月30日前作好战前准备，看来我们去朝鲜参战是不可避免的事了，所以中央军委为支持东北军区的战前准备，命各兵团抽调一批精兵强将到东北，准备入朝参战，我四兵团也抽出60 名营连级青年干部，参加这一伟大的作战行动。我们同周保中同志研究决定，调你带队去完成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务。你看如何？”

“听从组织安排，保证完成任务！”我以坚定的口气回答。

回到办公室，周保中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

他说:“小刘，你跟随我6年多了，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现在你又要去打美国鬼子了。其实我也不舍得你走，但你现在长大了，总不能老呆在我的身边啊！去到新的战斗岗位上摔打摔打对你进步有好处。”

我们这60余名青年编成一个大队，我被云南军区任命为代理队长。

徐杨同志任副队长，下设二个中队。

周保中身边的人，除我而外还有司机金太光(朝鲜族)加入了这个大队。

我们乘闷罐车走了三天三夜到达沈阳南站，下了车就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刘义权！刘义权！”

我一看，是丁国钰首长，他是代表东北军区迎接我们的。

我惊喜地给他们敬了个军礼:“首长好！”

丁国钰首长说:“我从云南送来的名单上看到了你的名字。早就听说你在辽南地区工作得十分出色，我们42军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干部。”

我们大队被送到大西门外的部队接待站，不久我被编到42 军124师371团。

9月22日，部队到达通化地区，进驻朱瑞炮兵学校。

部队在那里进行了入朝前战斗动员和整训，学习朝鲜语，学习朝鲜民俗、民风，为入朝作战作准备。

师长苏可久宣布纪律:

一、要尊重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各民族党派；

二、要尊重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及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

三、严格遵守军事、政治纪律，要爱护朝鲜人民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

1950年9月30日，部队接到总部命令，迅速集结到集安地区。

42军党委在十几天内，研究部署了入朝后的作战方案、行军线路和有关战略战术等问题。

我被任命为师直先遣大队大队长，唐从烈为政委。

10月19日夜，军长吴瑞林命令，全军开始渡江。

夜幕下的鸭绿江水悄悄地流向远方，我怀着激动的心情随部队离开了祖国，越过了静静的鸭绿江。

我124师从浮桥上渡江，直到朝鲜南甫；125师从集安东云丰水库渡江；126师分乘火车越过鸭绿江桥直奔新义洲。

从1950年10月19日入朝，直到1953年负伤治愈回国，我在朝鲜渡过三年多的难忘岁月。

期间，参加了“云山战役”，“突破临津江”，“荒草岭保卫战”等五个大型战役。

我们先遣队牺牲达百余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朝鲜人民的和平生活，保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的人民政权。

1950年11月中旬，我先遣支队担负到黄草岭地区侦察敌情和联络朝鲜人民军的任务，副师长肖剑飞同志同我支队一同前往。

一天在驻地烟台峰，一位朝鲜人民军的少将带几名参谋来我部队联络，肖副师长和我热情地接待了他。

通过介绍，知道他是黄草岭地区守备司令，叫金永焕。

金永焕说:“我们的一位高级领导人想会见你们。”

第二天，金永焕陪我们乘一辆苏式吉普车来到一个山村指挥所。

一进门肖剑飞副师长就大声说:

“报告人民军首长，我是肖剑飞。我代表在这里执行任务的中国人民自愿军全体官兵向首长问好！”

“我是崔庸健！你们好！”

他急步走上前来热情握手。

我一听崔庸健这个熟悉而亲切的名字，立刻上前说了声:

“首长好！”

崔庸健看到我惊喜地说:

“唉呀，小刘，我的老战友，这可太巧了，我们俩有好几年没见了，没成想在战场上又相遇了！”

崔庸健转过身来向肖剑飞说:

“小刘同志原先是东北抗日联军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的警卫员，那时我任参谋长。我们在苏联还一起呆了两三年，可见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

我们指着地图向崔庸健同志汇报了敌军部署情况，并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认真分析了敌人进攻黄草岭的战略意图，在人民军指挥所呆了一天多才离开。

1951年1月18日，124师主力集结在槐木洞地区进行修整，准备投入新的反击战。

一天下午军长吴瑞林告诉我说:金日成统帅要来槐木洞看我们。

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得跳了起来，不禁回忆起在苏联北野营88旅时和金日成共同生活、战斗的日日夜夜。

金日成到槐木洞一眼就认出我来了，他动情地说:“小刘，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你长高了。周保中同志好吗？"

我向金日成详细地讲了周保中在云南工作生活的近况。

金日成对身边的人介绍说:“我们在苏联北野营时，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只有这么高。”

说着还在他自已胸前比划了一下。

金日成万分感慨地对在坐的人说:“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出兵朝鲜的命令，中国人民自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一道向侵略者作战，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中朝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吴瑞林军长说:“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让我们并肩战斗，把美帝国主义从朝鲜赶出去。"

黄昏时分，朝鲜警卫部队接金日成首相离开槐木洞。

1951年初，经过黄草岭等几次战役后，我们第一大队共牺牲了143名战友。

为了争取战争的主动权，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组织决定对我们一大队进行修整和补充，重新成立三个直属中队和一个爆破队，任命我为一大队副队长和爆破队队长。

1951年5月10日，上级命令我第一大队快速占领大同江13 号高地，主要任务是钳制和消灭美25师的有生力量；打通敌人的火力封锁线，确保15日晚10点全线总攻的大部队从这里顺利通过。

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大队全体指战员，在其它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于15日晚7时准时到达13号高地。

敌人部署在这里的兵力、火力和武器装备都比较强，6个碉堡在山坡上呈金字塔形依次排开，地形十分险要，火力也十分凶猛，要想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是很困难的。

队长杨一夫、政委赵越和我共同研究作战方案:最后决定由一中队负责外围阻击；二中队负责火力掩护；三中队负责增援补员；爆破队负责攻炸碉堡。

战斗打响后，一切按作战方案进行。

两个多小时的激战，6 个碉堡被炸掉了5个。

因为第6个碉堡在山的顶端，地势险要，火力密集凶猛，非常不容易接近，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这时杨一夫队长和赵越政委也来到了前沿阵地，杨队长焦急地用右手紧紧抓住我的左肩膀，指着山顶上的碉堡说:“义权同志，离全线总攻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拦路虎吃掉！”

他的话刚说完，只听嗖的一声飞过来一棵溜弹炮，杨队长和赵越同志光荣牺牲，我的右小腿也被弹片炸伤。

看到战友一瞬间就离我而去，我的热血直往头上冲。

心想我非拔下这棵钉子替战友报仇不可，于是我强忍着剧痛爬了起来，怒视着喷着火舌的碉堡，时间就是生命，不容多想，我毅然抱起炸药包向敌人的碉堡冲去。

我边爬边回头命令各中队集中火力掩护，根据地形，我迂回着向前快速爬行，离目标越来越近，敌人的火力也越来越猛，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

这时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前面的地形，发现在我右前方有一个低洼的地带，是敌人射击的死角，我便向右翼连滚带爬地仆过去，五十米…….四十米……二十米，我的脸和手被野草和树枝划得血肉模糊，被弹片打伤的右腿也渐渐地不听使唤了，但我紧咬牙关，以坚强的意志终于爬到了碉堡前。

到了碉堡前才发现根本没有放置炸药的位置，我急中生智顺着碉堡的墙角来到一枪眼处，敌人的机枪正在向山下喷着火舌，我从侧面伸过手去紧紧抓住枪管，右脚磴着碉堡的墙用力一拉，还没等敌人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机枪已经被我夺了过来。

我用这挺机枪支架为依托，将炸药包贴墙放稳，又将导火索拉燃，然后迅速顺着山坡滚了下去。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的第6个碉堡也被送上了天。

我昏死在阵地上，胳膊、右小腿、头部、肚子、腰、右脚等多处受伤。

我被放在拉尸体的大车上拉下了阵地，后来有人发现我还有一口气，马上把我送往后方医院抢救，在医院里我整整昏迷了近两个月才苏醒过来。

陈毅率中央慰问团到医院慰问时，我还没有苏醒，慰问团只好将慰问章轻轻挂在我的胸前。

根据我在战斗中的表现，部队批准我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二次，并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军的英代会。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给我颁发了军功证和军功章。

1952年，我的伤势好转， 回到丹东五龙背疗养院养伤。

1953年7月，身体恢复后回沈阳42军留守处。

1956年从部队转业到齐齐哈尔672兵工厂。

1964年2月初，周保中将军在北京病危，我前去看望他时，他还念念不忘要写好东北抗联史，他的病床旁放着许多尚未完成的回忆录。

1964年2月22日，周保中在北京逝世。

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送了花圈，东北抗联的许多老战友参加了葬礼，我们几个警卫员为他守灵。

朝鲜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崔庸健派特使姜信太等前来吊唁。

周保中同志的一生，可以说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周保中的一言一行影响了我，教育了我，鼓舞了我，激励我在离开他的日子里努力为党、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直至现在每当想起和周保中同志在一起的日子，我的心情仍然难以平静，我敬仰他、怀念他。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