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回看贝聿铭?

360影视 日韩动漫 2025-05-02 10:23 3

摘要:一直到17岁离开中国,贝聿铭的少年时代大部分是在上海度过的。那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拔地而起的高楼见证了小渔村的蜕变,也让贝聿铭看到了西方新建筑风格的萌芽——“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

贝聿铭走上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的楼梯

© MarcRiboud/Fonds M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Photos

“我从上海约略地看到了我在苏州未曾见过的未来或是未来的开始。”

一直到17岁离开中国,贝聿铭的少年时代大部分是在上海度过的。那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拔地而起的高楼见证了小渔村的蜕变,也让贝聿铭看到了西方新建筑风格的萌芽——“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

此后的七十多年,贝聿铭不断思考建筑与人、建筑与环境的关系。他的作品总在矛盾中寻找平衡——东方与西方,传统与未来,庄重与轻盈。

4月25日下午,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与M+联合主办的“贝聿铭:人生如建筑”上海站正式启幕。这是贝聿铭在中国内地的首个全面回顾展。展览从香港到上海,暗合了贝聿铭由童年至青年的成长轨迹,具有深刻的意义。

从一副标志性的圆框眼镜出发,我们得以回望这位跨越百年的建筑大师,如何在多元的身份与文化间游走,创造出了超越时代的经典。

|贾冬婷

建筑在时间之上

贝聿铭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存在。与之相联系的那些建筑物——卢浮宫金字塔(1989)、香山饭店(1982)、苏州博物馆(2006)……都被时间证明了永恒性,甚至到2012年,还有一座折纸状的圣堂在日本美秀美术馆落成。2019年5月16日,年逾百岁的贝聿铭逝世,但建筑师之名,却因为这些建筑而永存。

苏州博物馆(2000-2006)大厅框起了花园中的石景等主要景观,苏州,2021年。摄影:田方方。M+委约拍摄,2021年

© 田方方

某种意义上,建筑与我们面对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息息相关——权力、荣耀、记忆、身份。一个建筑师是如何通过建筑来回应这些终极问题,并将它们带到永恒的?而超越建筑师身份之外,贝聿铭又是如何见证和参与这一个世纪的历史的?

贝聿铭及赵无极于巴黎杜乐丽花园,约1990年

摄影:马克·吕布

©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MNAAG/Magnum Photos

更让人感兴趣的,是贝聿铭对东西方文化的跨越。在西方现代性的想象中,世界最基本的秩序表现为两组二元对立:时间秩序上的古代与现代、空间秩序上的东方与西方。作为两种既对立又互补的精神因子,东西方的二元性也蕴含了人类精神终极结合的张力——西方理性的、伦理的、实证的、应用的精神正需要东方倾向于内心生活和直觉思维的精神的补充。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是贝聿铭在中国内地的首个全面回顾展,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与M+联合主办

图源: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渴望从民族和国家的藩篱之中挣脱出来,去寻求一种更丰富、更包容的世界性视野。因此,如何跨越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这道“玻璃门”,更成为人类命运的重要母题。

两个世界的源头

纵观东西文化交流史,完成这种跨越的人寥若晨星。这其中,贝聿铭是一个难得的样本——他从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汲取了精华,又游刃有余地在两个世界里穿越。前辈建筑师柯布西耶式的圆形镜框和后面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永远上扬的嘴角、考究又不至于古板的西装、风度翩翩又有分寸感的态度,都给人一种精妙的平衡感,以至于贝聿铭多年的合作伙伴亨利·考伯形容他为“文化意义上的男扮女装者”。某种意义上,贝聿铭是东方和西方、艺术和商业、阴与阳、新与旧等多重矛盾的统一体。

贝聿铭肖像,摄于刚获选设计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之时,1965年

© John Loengard/TheLIFE Picture Collection/Shutterstock

身为一个华裔美国人,贝聿铭在他的建筑王国里跨文化的成就斐然。1964 年,贝聿铭击败名气比他大得多的路易斯·康,被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选为肯尼迪图书馆的建筑师,此后两人成为至交,因为和肯尼迪同年的贝聿铭不但看上去是一位贵族,更是一位有改革精神的年轻绅士,正如其亡夫予世人的印象。1978 年,几乎是美国最重要的公共文化建筑——国家美术馆东馆建成,贝聿铭以充满激情的几何结构有力驳斥了现代主义运动已经衰落的论调,1983 年更被加冕建筑界的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

贝聿铭肖像,摄于刚获选设计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之时,1965年

© John Loengard/TheLIFE Picture Collection/Shutterstock

1980 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出人意料地邀请贝聿铭主持卢浮宫扩建工程,他的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帮了忙——一方面,他可以带来新世界的灵感和效率,却不会给人招摇过市的美国人的印象;另一方面,他的中国血统仿佛给他注射了预防针,使他得以抵御法国的排外主义。这个1989年建成的玻璃金字塔在争议声中成为巴黎最新的“纪念碑”,也给贝聿铭笼罩上一层无往不胜的光环。

一名新娘在卢浮宫计划(1983-1993)自巴黎,2021年。

摄影:乔瓦娜·席尔瓦。M+委约拍摄,2021年

© Giovanna Silva

更具跨越意义的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贝聿铭就作为中美关系的桥梁性人物,被屡屡邀请重返中国设计标志性建筑,包括建成于1982 年的香山饭店、1989 年的香港中银大厦、2001年的北京中银大厦、2006年的苏州博物馆新馆,还有2009年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文化寻根和重建;而建成于1997年的日本美秀美术馆、2008年的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则是在更大跨度上对人类文化精髓的探寻。

延伸至美秀美术馆(1991-1997)的吊桥一景,滋贺县信乐町,2021年

摄影:米田知子。M+委约拍摄,2021年

© 米田知子

贝聿铭对文化的跨越当然不只局限在建筑领域。正如尼采所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尽管不愿担任政治角色,但贝聿铭在职业生涯中,却屡次站在历史事件的台前。

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破冰之旅中,在肯尼迪中心的一次招待晚会上,贝聿铭在其中两幕间担任了报幕员;美方还特意安排邓小平在刚建好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发表演讲,该馆的建筑师正是贝聿铭。而在此之前的一年里,邓小平已经两次邀请贝聿铭来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希望他能在紫禁城周围留下美国式的现代化印记,而他最终选择在北京西北郊的香山建一座低层饭店,并影响了故宫周边高度限制政策的出台。可以说,在贝聿铭身上并存着两个世界,而他也同时被两个世界所需要。

游弋于不同文明之间,成为贝聿铭

某种意义上,这出于历史的偶然。如果将贝聿铭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是1917年到1935年,他在中国,而且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无法再现的传统中国:他出生于1917年的广东,封建帝制刚刚分崩离析,中国正挣扎着要以还在襁褓中摇摇晃晃的现代制度取而代之。贝聿铭的父亲——银行家贝祖诒带着全家从广东到香港,再到上海,既是寻找避风港,也是占领桥头堡,要在这个东西方文化的对撞点上寻找一条现代中国路径。相对于半西方城市的上海,相邻的苏州则是传统的中国城市,中学时期的贝聿铭会在每年暑假去苏州的祖父家,学习一整套儒家礼仪。这个阶段直到1935年,贝聿铭去美国求学。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成为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贝氏家族于上海福开森路(现武康路)贝祖诒住宅(属中国银行所有)的花园中合照,后排:贝聿铭(左三)、贝祖诒(左六),坐者:贝聿铭祖父贝理泰(左五),1935年

©版权所有,由贝治提供

第二个阶段在美国,从他1935年去求学,到1978年以个人名义被邀请回国,正值美国现代主义建筑最盛行的时期。他拜在现代主义建筑奠基人之一的格罗皮乌斯门下,又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始终如一地捍卫着现代主义,也借此确立声名。

第三个阶段从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改革开放直至他逝世,贝聿铭游走在中美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作为寻根者,也作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跨越者。

从公共海滨长廊望向伊斯兰艺术博物馆(2000-2008),多哈,2021年

摄影:穆罕默德·萨姆吉。M+委约拍摄,2021年

© Mohamed somji

可以说,贝聿铭经历了东西方两种文化最好的时期,又恰好躲过了它们的灾难期和衰退期,从两个对立又互补的世界中汲取了精华:中国赋予他儒家的洞察力、根深蒂固的平衡感,以及扎根传统的贵族特有的权威感;而另一方面,美国使他能够从过去的历史重荷中解放自己,成为现代主义流派的代言人。

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仍是伟大的建筑师

在贝聿铭所见证的这个世纪之初,东方和西方曾爆发过相互交流和碰撞的“火柴热”,这场文化的发酵延续至今,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不仅要拥抱文化和制度上那些激动人心的转变和多元化,而且要面对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空前裂变和崩塌。在这个过程中,要抛弃什么,要坚守什么?如何在全球化环境下建立一种既包容又自我的视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是我们深入观察贝聿铭的原因。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

图源: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为了走近贝聿铭,我们曾在纽约的贝氏事务所拜访了贝聿铭的两个儿子——同样是建筑师的贝建中和贝礼中,听他们讲述了作为建筑师和父亲的贝聿铭;见到了贝聿铭的几位前助手、项目参与者和传记作者,还原了他的成名史、他最重要作品的出炉过程;去上海和苏州寻访了贝聿铭和贝氏家族的生活史,并实地探访了贝聿铭晚年在中国的作品,还原了他对中国现代建筑语言的思考和实践;还询问了包括法国前文化部部长雅克·朗在内的“大卢浮宫”项目参与者,解密了贝聿铭这一转折性作品30 年来的争议与和解。

贝聿铭是这样描述他身上所具有的跨越者身份的:“如果你对人类情感的历史——那也正是建筑史的本质——进行思考,你会注意到,最为硕果累累的想象力的发展,总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的思想或情感方式碰到一起时发生。这些思想或情感方式也许扎根于彼此非常对立的文化土壤中,但如果它们真的能碰到一起……那么,一种出人意料的含义丰富的关系就会出现。由于我生命中的对立面逐渐获得一种互补性,我在这些方面感觉到了发展。与此相比,这些年中我在设计建筑方面取得的进步就不再那么新颖、有用、令人振奋。

这好比是播种和收割,季节和情绪的循环,光和洞察力的运动,你种下的东西什么时候可以收获,你永远不会搞得很清楚,收获也许是一次性的,也许是重复进行的。你也许会忘记你种下了某种东西——一种经历、一种观念、与某人的关系或一种哲学、一项传统。然后,突然间它就开花了,而且是由截然不同的环境促成的。这样的开花现象能穿破墙壁,甚至突破整个时代。”

注:本文出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16期,后作为序言,收入《百年贝聿铭:东方与西方,权力和荣耀》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出版)。

第六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优秀长篇传记作品”

《百年贝聿铭:东方与西方,权力和荣耀》

李菁、贾冬婷 著

ISBN:978-7-80768-299-8 定价:58.00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上海站

展览时间:2025年4月26日-7月27日

展览地点: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运营编辑:叶晨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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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松果生活一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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