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霑：沧海一笑江湖远，豪情未改中国心

摘要：1941年，广州西关的骑楼街巷里，一个男孩的啼哭声穿透了战火初歇的晨雾。黄湛森——后来以“黄霑”之名震动华语乐坛的传奇，就这样带着与生俱来的江湖气，闯入了动荡的时代。他的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则来自书香门第，家中九个孩子中排行第六的他，从小在拥挤的弄堂里学会了用

1941年，广州西关的骑楼街巷里，一个男孩的啼哭声穿透了战火初歇的晨雾。黄湛森——后来以“黄霑”之名震动华语乐坛的传奇，就这样带着与生俱来的江湖气，闯入了动荡的时代。他的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则来自书香门第，家中九个孩子中排行第六的他，从小在拥挤的弄堂里学会了用嗓门争夺存在感。这种“争”的劲儿，日后成了他笔下千军万马的豪情，也成了他与命运较量的底色。

八岁那年，全家迁居香港。初到异乡的他在喇沙书院念书时，已显露出“不安分”的基因。一次表弟被欺负，他拎着拳头去讨说法，却发现对手竟是日后名震天下的李小龙。这场“单挑”虽以他被摔得七荤八素告终，却成了他逢人必讲的“威水史”：“李小龙的拳头像铁锤，但我骨头硬啊！”这种混不吝的率真，让他在成年后即使面对徐克、金庸等大人物，也敢嬉笑怒骂，活成了香港娱乐圈的“狂生”。

1965年，25岁的黄霑踏入广告界。彼时的香港正从殖民地的桎梏中苏醒，商业与文化的碰撞催生着新潮的萌芽。他为“人头马”写下的广告语“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不仅让品牌销量翻了三倍，更将市井智慧凝练成时代金句。这份洞察力，让他早早参透了一个真理：真正的艺术，必须扎根于人间烟火。

白天西装革履谈生意，夜晚却窝在逼仄的录音棚写歌。1973年，他为温拿乐队创作的《L-O-V-E Love》，用俏皮的英文夹杂粤语，把年轻人的恋爱躁动唱得活灵活现。乐队主唱钟镇涛多年后回忆：“霑叔的词像一把手术刀，剖开我们的心事，再缝上糖衣。”这种“俗中见雅”的笔法，悄然改写着粤语歌“难登大雅之堂”的宿命。

1979年，香港电视台大楼的走廊里，黄霑捏着《狮子山下》的歌词草稿来回踱步。监制张敏仪的要求很明确：要一首能让码头工人和银行职员一起哼唱的歌。他想起刚来香港时见过的场景——逃难者用麻袋搭窝棚，小贩在暴雨中护住货摊，律师楼文员咬着面包赶电车……笔尖落下：“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这首歌随着电视剧播出，成了香港的精神图腾。1997年金融风暴、2003年非典疫情，每当城市陷入低谷，街头总会响起罗文的歌声。有茶餐厅老板在玻璃上贴出歌词：“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黄霑却说：“这不是我写的，是香港人自己心里的声音。”

1982年，黄霑在爱国主题创作潮中接到特殊任务——为春晚写一首国语歌。当时粤语歌正当红，朋友劝他别接“赔本买卖”，他却拍案而起：“英国人要走了，这时候不唱中国心，什么时候唱？”《我的中国心》完成后遭遇冷遇，直到1984年春晚导演在出租车里偶然听到，张明敏才得以站在北京舞台上，用略带口音的普通话唱哭亿万同胞。晚会结束后，黄霑接到内地来信，有老兵写道：“三十年没回家，听到‘长江长城’时，军装都被眼泪打湿了。”

这种家国情怀，早在1970年代已埋下伏笔。他痛斥日本篡改教科书，为《大侠霍元甲》写下《万里长城永不倒》；香港回归前夕，他参与起草《基本法》，用法律条文延续文化血脉。友人倪匡调侃他：“写歌的非要操心治国？”他反呛：“没有国，哪来江湖？”

2001年，61岁的黄霑查出肺癌。化疗掉光头发后，他干脆剃成光头，在专栏自嘲：“我现在是‘聪明绝顶’，比金庸还像高僧！”病榻上，他耗时六年完成15万字的博士论文，研究香港流行文化变迁。答辩通过那天，他穿着病号服溜出医院，请护士吃烧鹅饭庆祝。

生命的最后三年，他愈发尖锐。看到乐坛充斥“爱情买卖”式的口水歌，他在访谈中叹息：“人间尽耳聋！”有记者问是否太悲观，他摸着头上的疤痕笑骂：“我连阎王都不怕，还怕说真话？”2004年11月24日，他留下未完成的《香港仔自白书》手稿，在《沧海一声笑》的旋律中阖目。出殡当日，金庸送来挽联：“一曲笑傲，绝响江湖；半生狂狷，真我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