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B53:1-1/2、B57:1、B59:4、B464:77和B168:1五件残片，经前贤研究，知为《金藏》之孑遗，此外，B127:17亦应为《金藏》残片。金朝与敦煌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金藏》最早刻成于金大定十三年（1173）前后，当时敦煌处于西夏的控制之下，人烟稀少，民生凋敝，故而金刻《金藏》经由夏境而传入敦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敦煌发现的《金藏》用纸高精，印刷质量上乘，字迹清晰，版本特殊，应为元室御赐之物，其传入敦煌的时间应在13世纪晚期至1368年以前，与蒙古豳王家族对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西部地区的统治息息相关。1988—1995年间，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北区248个洞窟进行了系统考古发掘，获古文献524件，内容涵盖社会文书和宗教文献等，尤以佛教文献为主。其中，B53:1-1\2汉文《华严经》残片为本次出土汉文佛经中的稀世珍宝，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研究员李际宁考证其为“孤本秘笈”《赵城金藏》原版。[1]继其后，竺沙雅章进一步比定出莫高窟北区的另外三件经折装《金藏》残片：B57:1、B59:4、B464:77和一件蝴蝶装《金藏》残片：B168:1。[2]（以下简称敦金A、敦金B、敦金C、敦金D和敦金E），其中前4件属于《八十华严》，最后1件属于《大宝积经》。今重拾此题，肇因于我们在敦煌出土物中发现了新的《金藏》残片，且版次特殊，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至于《金藏》何时传入敦煌？传入路径如何？都是事关晚期敦煌历史，尤其是佛教史宏旨的问题，前贤虽有探讨，但由于对元代敦煌的历史把握不够准确，存在不少可供商榷之处，故不避浅陋，试作探讨，旨在求教于方家。摘要：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B53:1-1/2、B57:1、B59:4、B464:77和B168:1五件残片，经前贤研究，知为《金藏》之孑遗，此外，B127:17亦应为《金藏》残片。金朝与敦煌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金藏》最早刻成于金大定十三年（1173）前后，当时敦煌
一、B127:17为《金藏》残片考辨
《金藏》由金代潞州人崔法珍在山西晋南诸县募资刻印，历经三十年（1139—1173），于解州（今山西解县）静林山天宁寺刊毕，称天宁寺本，为《金藏》经版刊刻完成后的初印本。第二个印本是兴国院本，印制于金大安元年（1209）。第三个本子为大宝集寺本，印制于蒙哥汗丙辰年（1256）。第四个本子为广胜寺本，印制于忽必烈中统三年（1262）。[3]广胜寺本以1933年由范成和尚发现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而被称作《赵城金藏》。《赵城金藏》中含有多种《金藏》版本，包括广胜寺本、兴国院本和天宁寺本。《金藏》四个本子虽跨金元二代，但所用经版皆为金代崔法珍所刊刻之原版，只是在元初进行了部分补校与补雕。赵城广胜寺大藏经，金代。右上端镌“赵城广胜寺”五字，纸首注经名、卷数、“黍”编号小字1行。太原市崇善寺征集
《赵城金藏》主体保存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另有少部分散藏于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处，乃我国目前所存最古老珍贵的大藏经版，全藏六百二十八帙，千字文编次天字至几字，入经一千六百余部，共六千九百八十卷，现存五千六百余卷。[4]大波若波罗蜜多经卷，开宝藏，卷尾印经名“大波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及雕板年月“大宋开宝五年壬申岁奉敕雕造”，山西省博物馆藏，1965年山西省陵川县段振华捐献
莫高窟北区石窟的发掘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契机，在所获150件汉文文献中，绝大多数为佛经，上迄北朝，下至元代，既有印本，也有写本，而以写本居多，印本仅26件。在26件印本中，1件为《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第八》封皮，另5件因过于残破而无法确定经名，其余20件尽管内容各异、版式多样，但均可考其文献典出。其中，敦金A（图1）现存卷首佛画和经文两部分，为唐实叉难陀译《八十华严》卷十《华藏世界品》之局部，李际宁考证其“正是《赵城金藏》本《华严经》卷十第十二版的前19行文字”。[1]38-39图2：B127:17（敦金F）
嗣后，竺沙雅章将敦金B考订为《金藏》所收《八十华严》卷二十二内容，敦金C和敦金D则正好可与《金藏》刊本《八十华严》卷五十五的内容相对应，并认为敦金B与敦金A、C、D为不同《金藏》印本。[2]366近期笔者研究发现，敦煌所出折页装《金藏》除上述两位学者比定的四件外，还有B127:17（图2，以下简称敦金F）。正如竺沙雅章所言，这些《金藏》为不同印本，但并非为其所说的敦金A、C、D为同一印本,而是敦金A、B、D为同一印本，敦金C和F为同一印本。1
敦金F出土于莫高窟北区B127石窟，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十五《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十六》内容，《北区石窟》对其描述为：“黄檗纸。纤维交织不匀，有劲头，有透光。木刻本，下单线边框。”[7]176通过与《大正藏》相应经文比对，其足行为14字，这些正是《金藏》的特征。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字体入手（表1），以之与《金藏广胜寺本》《金藏大宝集寺本》《高丽藏》《普宁藏》及敦煌相关写本进行比较。2
，“碍”写作“
㝵”，“功”写作“㓛”等。由上述可知，敦金F与敦煌出土的其他《金藏》残片不仅字体相同，且版框信息完全一致，均为单框、黄檗纸印刷，足行为14字，加之“捨”字的特殊写法，可以断定敦金F同为《金藏》中《八十华严》的残片。
二、敦煌本《金藏》和吐鲁番本之关联
《中华大藏经》是以《金藏广胜寺本》为基础的，缺失部分以《高丽藏》《永乐北藏》等其他藏经补入，学界通常是将所研究的佛经残片与《中华大藏经》中相应经卷内容进行比对来确定其为哪种藏经的。通过检阅发现与敦金F残片对应的《金藏广胜寺本》无存本，《中华大藏经》以明《永乐北藏》补入，敦金B（图3）和敦金F情况相同，均无对应的广胜寺本存世。由是可定莫高窟北区发现的《金藏》残片敦金B和敦金F属于敦煌所独有的存世孤品。
图3：B57:1（敦金B）
经进一步比对可知，敦金C（图4）和敦金D（图5）不仅与《金藏广胜寺本》中的《华严经》相应内容完全一致，甚至连敦金C第4行为15字，与之相应内容的《金藏广胜寺本》同样为15字这样的细微之处也完全一致，两份残片同为《八十华严》卷五五《离世间品》。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敦煌发现的这5份残片均为《金藏》，为金代崔法珍募捐刊刻的原版，没有经过元代修版。3 此言金代原版，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金代付印的，更不能证明是在金代流入敦煌的。现存《金藏》虽在元初有补修[3]10，但其中实叉难陀译《八十华严》部分却为金代原版，未经补修，故而从版本本身无法认定敦煌发现的《金藏》残片为金代还是元代之物。图6：B168:1（敦金E）正、背面
图7：B168:1背面图形和回鹘文字
图8：吐鲁番本《金藏》残片504 图9：吐鲁番本《金藏》残片505
（图8、9采自藤枝晃『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の研究——高昌殘影釋』京都：法藏馆，2005年，第239—240页）
《金藏》残片在吐鲁番一带多有发现，经党宝海、竺沙雅章、李济宁等学者考证，属于《金藏》的残片应在30件以上，对勘出来的内容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增壹阿含经》《华严经》《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广经》《妙法莲华经》等，其中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居多。[10-12]可以证明，《金藏》的确在吐鲁番一带有所传播。吐鲁番与敦煌两地间古来佛教文化交流密切，元代尤甚，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蒙古文令旨（B163:42），由察合台汗国辖下吐鲁番地区的长官克德门巴特尔（Kedmen-Baγatur）签发给具有“灌顶国师”称号的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Dorĵi Kirešis Bal Sangbo lam-a）的，以保障其在高昌、北庭、巴里坤等地举办佛事活动并向敦煌移动时的安全。[13-14]敦煌回鹘文写本P. 4521记录了14世纪早期至中期敦煌莫高窟回鹘僧侣与定居河西或西回鹘王国回鹘僧间的佛经交换情况及商业事务。[15-16]1350年，沙州西宁王速来蛮（Sulaimān）亡故，其子阿速歹（Asuday）特请元代回鹘佛教圣地吐鲁番鲁克沁（Üč Lükčün Balïq）的高僧萨里都统（Sarïɣ Tutung）来为其父抄写其中含有《度亡书》的Or. 8212-109回鹘文《吉祥胜乐轮（Śri-cakrasamvara）》，为其父度亡。[15-17]蝴蝶装《金藏》残片在敦煌、吐鲁番的共见，抑或为二地文化联系密切的历史见证。三、《金藏》流入敦煌的时代与路径考辨
自大定十三年（1173）晋南百姓募捐所雕造的《金藏》刊刻完毕后，后世续有印制，至于《金藏》以何时何因流入敦煌，前贤有不同的观察。文献发现者推测敦金A为元代之物，[18]190敦金B和C为晚唐或五代之物，[18]220;227-228敦金D、E和F则没有标明具体时代。[7]176;[8]167,77竺沙雅章以敦金A比广胜寺发现的《金藏》中与之相同的经文内容“文字更显清晰”而推测其为金代付印，认为“将其定为元刊本是错误的”。[2]366李际宁则认为“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其时代归属。[1]41莫高窟北区出土《金藏》残片仅6件，几乎没有完整的经名卷次信息，更遑论题跋和确切年号了，故而只能另辟蹊径，通过其他因素来判断这6件《金藏》残片所属的时代。《金藏》经版为晋南百姓募捐所刻，刊刻完成后的初印本流布不广，只能是经版在大定二十一年（1181）由崔法珍运送至金中都后才有可能在较大范围刊印流布。
那么《金藏》会不会是在1181年经板运送至中都后流入敦煌的呢？
西夏于1036年击灭沙州曹氏归义军政权后未及对敦煌施行统治便让位于沙州回鹘王国（1036—1067），直至1067年之后，西夏始从回鹘手中夺取了对敦煌的完全控制权。[19-[20]从《金藏》运抵金中都的1181年至金灭亡的1234年间，敦煌基本处于西夏治下。宋元之交史学家马端临言：自河西被西夏占领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21]2537西夏统治时期的敦煌人烟稀少，经济落后，民生凋敝，尤其是大安八年（1082），西夏将瓜、沙州之民外迁，“十人发九”，[22]使本来地广人稀的瓜沙二州经济雪上加霜，传统的农业生产不复存在，变成“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的牧业经济区。[22]370夏仁宗所颁《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西夏各地要按期上报财政收支情况：“两种一年一番当告：沙州、瓜州。十六种六个月一番当告：肃州、黑水……京师界内、五州地、中兴府……一律三个月一番当告。”[23]辖境诸州每个季度或半年要向西夏中央申报一次财政状况，独沙州、瓜州例外，一年申报一次，足见西夏时期瓜沙二州经济地位之不彰。以上四端，皆可证西夏国时期敦煌、瓜州的荒芜。[24言西夏时代敦煌、瓜州繁荣，完全于史无凭。如果说这一时期金朝施印了规格极高的《金藏》并赠予同样崇奉佛教的西夏，那么这些金藏残片更应该出现在兴庆府、黑水城、武威等西夏文化的中心区域，而非辽远、偏僻且荒无人烟的敦煌。
除上述因素外，战争也是阻断《金藏》流入敦煌的因素之一。1205—1227年成吉思汗发动了五次对西夏的战争，在1209年也就是《金藏兴国院本》刊印之年，蒙古发动了一次对西夏战争，西夏国主李安全向金求援，金皇帝完颜永济（1209-1213年）对西夏的哀求置若罔闻，致使金夏关系破裂，并导致夏金之间长达十余年之久的战争，直到1225年夏金结盟以共抗蒙古。[25-26]连年战争与夏金对峙，金施印规格极高的大藏经以遗西夏辖下的敦煌，当无可能。西夏于1227年灭国，金于1234年在蒙古和南宋的夹击下灭亡。持续不断的战争致使中国北方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汴京内外不通，米升银二两，百姓粮尽，殍者相望，缙绅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27]在此窘境下，金朝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缺乏足够的物力人力来施印大藏经，更遑论布施于辽远的敦煌了。
及至元初，敦煌依然非常荒芜。1227年，敦煌入于蒙古帝国隶成吉思汗孙拔都，不复汉唐时代作为东西交通枢纽及佛教中心地位的辉煌。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之位，西北藩王不服，发动叛乱，嗣后四十年的征战使西北地区人口凋零，经济衰退，至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整个肃州路仅有“户一千二百六十二，口八千六百七十九”，[28]地处西陲的敦煌自然更为凋敝。日本学者大岛立子言：“元朝建立后，迁都于大都、上都。从首都西行，即使去西域也不必经由敦煌，由于交通路线的改变，敦煌不再是东西交通路上的一个都市。所以，在蒙古时代，敦煌在东西交通路上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与往昔不同，其声誉毫无疑问随之下降。”[29-30]反映的正是元初敦煌的破败情况。
至元十三年（1276），原属于察合台汗国的哈班、出伯兄弟因不服西北诸王的叛乱，率军东归，投于忽必烈麾下，大大加强了元政府抵御西北叛王的力量，受到倚重，其家族先后被封为豳王、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分别驻守于酒泉、瓜州、沙州和哈密。在豳王家族的治理下，敦煌、瓜州、酒泉诸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驿站交通疏通畅顺，佛教文化蓬勃向上，成为元政府对抗西域叛军的重镇。[31]若言《金藏》是在这一时期由元政府“遣使分赐”而传入敦煌的，当大抵不误。《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记载了忽必烈统一天下印制大藏经并颁赐天下的情况：“帝一统天下，外邦他国皆归至化。帝印大藏三十六藏，遣使分赐，皆令得瞻佛日。”[32]关于忽必烈的赐经活动还见诸于金石文献，广胜寺现存元延祐六年（1319）《重修明应王殿之碑》载：“泉之北，古建大刹精兰揭名曰广胜，不虚誉耳。视其佳丽绝秀，非大雄能栖此乎？殿廊斋舍仅可百楹，僧行称是。世祖薛禅皇帝御容、佛之舍利、恩赐藏经在焉。”[33]《金藏》初刻时为私人刻版，流布不广，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补刻后才声名日隆。[34]蒋唯心对整部《赵城金藏》“检校”后认为上文所言“恩赐藏经”即为《金藏兴国院本》，理由为其“印造精好，未见涂抹，奄帙千臂千钵经卷三首，且有极大方印，仿佛国玺（惜朱文黯淡，不能尽辨）”。[35]诚可信从。《金藏兴国院本》是用“蜡黄纸”所印，为佛经用纸中规格最高的一种，有别于大部分为“白桑皮纸”所印的《金藏广胜寺本》，可见“印造精好”、“蜡黄纸”印刷为御赐藏经之特征，敦煌本《金藏》从用纸（黄檗纸）到版面皆可用“精好”形容，应为御赐之藏经。作为西北佛教文化中心，敦煌早在唐时即有御赐大藏经，S. 2140《沙州乞经状》载：“沙州先得帝王恩赐藏教，即今遗失旧本，无可寻觅欠数，却于上都乞求者。”[36] 以理度之，敦煌本《金藏》应为元庭赏赐物之物，莫高窟北区本身即为蒙古豳王皇家石窟所在地，[37]敦金D残片所出的莫高窟第464窟正是“元代公主”（有可能是西宁王速来蛮之女必列怯，见于敦煌研究院藏《重修皇庆寺记》）的瘗窟。忽必烈之后，元政府又雕造了一部官版大藏经[3]10，此后的赐经活动应以元官版藏经为主。官方颁赐为敦煌所获佛经的一个重要渠道。如莫高窟北区出土B159:26西夏文刻本佛经《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残页经尾有捺印汉文题记：“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巴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8]38管主八是元代僧官，任松江府（今上海市松江区）僧录，曾于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至大德九年（1305）4 在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经三十余藏，施与宁夏、永昌路寺院。[38-41]日本天理图书馆藏莫高窟北区出土《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还存有“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施经戳记。[42]384足见管主八曾将自己主持印制的西夏文大藏经施给沙州文殊舍利塔寺。元代敦煌地位重要，大德年间管主八印造西夏文大藏经仅有三十余藏，敦煌能够得其一，其状与忽必烈“印大藏三十六藏，遣使分赐”，敦煌得其一何其似也。
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的元代印本数量不少，除破损严重无法断定时代的残片外，可以确认为元代的有44件之多，其中以回鹘文印本数量最多，共计15件；其次为蒙古文印本，14件，包括11件回鹘式蒙古文印本（含2件回鹘式蒙古文与藏文合璧）和3件八思巴蒙古文印本；再次为汉文10件和西夏文5件。这些印本大多为元代后期之物，刻印地主要位于元大都和杭州等地。[43]其状正与敦煌本《金藏》源自大都，而西夏文大藏经雕刊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同。茨默和笠井幸代通过对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印本佛典的观察，发现其来源地同样为大都与杭州的印刷所。[44-45]
从敦煌本《金藏》本身来看，除了蝴蝶装的B168:1（敦金E）为《大宝积经》外，另外5件残片均为折页装《华严经》内容，包括卷十、卷二十二、卷五十五和卷七十五的内容，分别出土于莫高窟北区B53、B57、B59、B127和B464窟。值得注意的是，敦金A卷首有扉画，以教主毗卢遮那佛为主尊，这是《华严经》所特有的，加上敦煌发现的折页装《金藏》全是《华严经》，故而竺沙雅章推定敦煌发现的敦金A为《华严经》单刻本而不是整部藏经。[2]367这一解释忽略了敦金A中的“华严经第”四字。在第一面右侧中部与前一面衔接粘贴处残存“华严经第”四字。这是汉文佛教大藏经的标志，一般刊于板端或板缝中间，零本佛经是不刊刻这种标志的。[1]39
至于竺沙雅章所言《华严经》单刻本之说，如果解释为藏经单刻另本，即选取《金藏》中的《华严经》单独印刷，另行流通，也是合乎常理的。当时直接印刷，未改变旧有版式，故而留下了“华严经第”等具有大藏经标志的文字。从大藏经中选出某些重要经典单行印刷，在中国佛教史上是很常见的现象。那么，为什么敦煌本《金藏》独为《华严经》而非其他内容呢？笔者认为，首先，这要从元代华宗的传播情况来分析，元代华严僧遍布全国各地，华严宗法脉在元大都、五台山和江南地区地区都不绝如缕的传播着。[46]而在敦煌一带，华严宗的影响也可见一斑，如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施主名单中便有叫“华严奴、文殊奴”的施主。华严宗以《华严经》立宗，文殊菩萨作为华严三圣之一，地位非常重要，不仅是第二会普光明殿会的会主，是第九会逝多林给孤独园会中指导善财童子广参大善知识的导师，而且还是在清凉山（五台山）讲经说法和领众修行的住持。[47]其次，河西地区文殊信仰盛行，因文殊菩萨所具有的护国、护王功能而受到了统治者的崇奉，在蒙古豳王家族驻守河西时期，不仅在皇家驻地附近兴建各种文殊菩萨的道场，如酒泉文殊山、敦煌莫高窟第61窟“文殊堂”、瓜州榆林窟第2窟“文殊窟”等。[48-49]大德年间松江府僧录管主八施西夏文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足见彼时沙州有文殊舍利塔寺，且地位重要。值得一提的是，敦金A扉画中毗卢舍那佛造型与文殊山万佛洞正壁主尊造型几乎一致，均结智拳印。是见，在蒙古豳王家族驻守河西时期，文殊信仰盛行。所以，与文殊信仰关系密切的《华严经》可见于莫高窟北区的多个洞窟，顺理成章。四、结论
自20世纪30年代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金藏》以来，相继在新疆吐鲁番和西藏萨迦寺发现《金藏》。直至20世纪80—90年代，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北区进行考古发掘，版面严整、字体古朴隽秀的敦煌本《金藏》才展现在大众面前。莫高窟北区出土的《金藏》残片共6份，除李际宁和竺沙雅章比定出的5份B53:1-1/2（敦金A）、B57:1（敦金B）、B59:4（敦金C）、B464:77（敦金D）和B168:1（敦金E）外，笔者新考证出编号B127:17（敦金F）的残片也属于《金藏》之《华严经》。敦煌本《金藏》印制精良、用纸考究，是现存大部分《金藏》版本所无法媲美的，再结合金元时期敦煌历史背景，可证敦煌本《金藏》为元代之物，应为忽必烈或后继者颁给镇戍河西有功的蒙古豳王家族的赐物。敦煌本《金藏》的发现，无论是《金藏》全藏亦或单行本，均可为13世纪后期至1368年元朝灭亡前丝绸之路畅通及敦煌高度发展的佛教文化提供佐证，体现了敦煌与中原王朝之间频繁深入的佛教文化交流。
（本文的撰写曾得到中国国家图书馆李济宁先生的赐教与帮助，特志此鸣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多元文化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批准号：22VRC025）。
作者简介：
薛文静（1984— ），河南三门峡人，民族学博士，先后就学于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史与敦煌学研究。
杨富学（1965- ），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博导，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甘肃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甘肃省钱币学会副会长、甘肃省敦煌哲学学会副会长、甘肃省文史馆研究员。
注释与参考文献：
注释：
1 感谢敦煌研究院文物陈列中心梁旭澍先生提供数据及高清图片。本文图1-7高清图片及金墩A-F的最新数据均由梁旭澍先生提供。据高清图片可清楚看出敦金A、敦金B、敦金D为规格较高的厚黄檗纸印刷，而金墩F、敦金C则为规格稍低的柔软有透光黄檗纸印刷（如图1、2、3、4、5）。
2 至于学界常用的《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清藏本》等，因其时代明显晚于莫高窟北区出土文献，故不予论列。
3 李际宁根据《金藏广胜寺本》《华严经》卷十经尾有河津县梁许村樊兴刁经祈福的刊记而断定B53:1-1\2（敦金A）为《金藏》原版。李际宁《敦煌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汉文〈华严经〉版本考》，氏著《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4 对于管主巴印施西夏文《大藏经》的具体时间，学界一般认为是大德六年，然段玉泉根据发愿文的记载，将时间限定为大德六年夏至大德九年底之间，可以信从。段玉泉《元刊西夏文大藏经的几个问题》，《文献》2009年第1期，第4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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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本文原刊《敦煌研究》2025年第1期，第86—96页，如引用请参考原文。
来源：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