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爸，你为啥要给那个不认识的阿姨免费送西瓜？还给了十块钱？＂八五年那个夏天，我怎么也想不到，因为父亲的一个善举，十七年后那位阿姨会成为我的丈母娘。

＂爸，你为啥要给那个不认识的阿姨免费送西瓜？还给了十块钱？＂八五年那个夏天，我怎么也想不到，因为父亲的一个善举，十七年后那位阿姨会成为我的丈母娘。

那年我十岁，整个夏天都在父亲的西瓜摊上帮忙。

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国大江南北，人们的生活方式悄然发生着变化。

我们这座东北小城里，集市上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沉寂。

像父亲这样＂个体户＂的西瓜摊，从南门一直排到北门，摩肩接踵。

那个时候，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还是结婚的标配，黑白电视机刚刚走进寻常百姓家，能有一台永久牌自行车都算是件时髦事。

父亲杨建国是江南机械厂的钳工，车间里的技术能手，厂里的红榜上常年有他的名字和笑容满面的黑白照片。

手艺好，人缘也好，谁家的门锁坏了、暖水瓶漏了，都会想到找＂老杨＂帮忙。

那时候国营工厂开始不景气，工人们的日子并不好过。

父亲每月六十多块钱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特别是外婆年纪大了，常年吃药，光是医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我和妹妹正上学，学费、书本费、补习费接连不断；母亲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工资比父亲还少。

家里的饭桌上，常年是咸菜配馒头，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红烧肉。

＂咱们也下海试试。＂八五年五月的一天，父亲捧着《参考消息》，指着报纸上关于个体经济的报道，眼睛发亮。

母亲起初有些担忧：＂单位不让干，查出来怎么办？＂那时国营单位的工人搞副业，还不算特别普遍。

＂没事，趁放暑假，摆个小摊，赚点外快，＂父亲安慰道，＂再说现在不是鼓励搞活经济吗？＂

那年初夏，父亲请了假，骑着二八大杠到郊区收购西瓜。

每天天不亮就出门，顶着朝阳骑上十几里地，像只勤劳的蚂蚁，在郊区的西瓜地里挑选最好的瓜。

晌午才回来，卸下满满一车西瓜，汗水已经湿透了背心，顾不上休息，又匆匆赶往厂里上班。

那是个没有空调的夏天，只有滚滚而来的蝉鸣和炙热的阳光，还有弥漫在空气中若有若无的柴米油盐味。

我们家的西瓜摊就支在小区门口的法国梧桐树下，树荫给燥热的夏天带来一丝清凉。

父亲用木板和砖头搭了个简易摊位，上面铺着洗得发白的蓝条布，那是母亲从她嫁妆的被单上裁下来的。

西瓜摆成小山，绿皮黑条，硕大饱满，在骄阳下泛着油亮的光，像一个个带着笑脸的小精灵。

＂建国家的西瓜，包甜！＂这是父亲的吆喝声，洪亮中带着一份踏实，正如他这个人一样，不会夸大其词，但让人信任。

父亲从不用那种＂一捅一个准＂的方法验瓜，而是靠敲击判断，这是他多年练就的技术。

＂咚咚＂两声，清脆响亮的是熟透了的；声音发闷的，他会主动告诉顾客：＂这个再放两天，现在吃口感不好。＂

正直诚实的态度让他的小摊生意越来越好，附近单位的工人、街坊邻居都愿意来光顾。

那个夏天，我学会了分辨西瓜的好坏，会用竹秤称量，会找零钱，甚至能独自看摊半天。

邻居家的孩子都羡慕我能吃上那么多西瓜，却不知道这背后是父亲起早贪黑的辛苦，是他粗糙的手掌和晒黑的皮肤。

七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天热得怪异，连蝉鸣都显得有气无力。

空气中充斥着一股焦灼感，仿佛随时会有一场暴雨倾盆而下，又仿佛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我蹲在摊子后面，用一块湿毛巾擦着额头的汗，身上的汗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街上行人稀少，大家都躲在家里或单位乘凉，有的屋里传来＂沙沙＂的收音机声，播报着天气预报和农村集市价格。

就在这时，一位抱着孩子的年轻妇女踉踉跄跄地走过来。

她步履蹒跚，脸色苍白得吓人，好像随时会倒下去一样。

她三十出头的样子，穿着朴素的蓝底碎花布连衣裙，那种八十年代农村妇女常穿的衣服，脚上一双解放鞋已经磨得发白，没有丝袜，脚踝晒得黑黄。

她抱着个约莫三四岁的男孩，孩子满脸通红，眼神恍惚，身子一抖一抖的，像是发着高烧。

＂同志，能不能……＂她声音发颤，汗水顺着鬓角滑下，＂能借点钱，我儿子高烧，得赶紧去医院。＂

她的眼中闪烁着恐惧和无助，那种母亲面对孩子病痛时的绝望，即使是十岁的我也能感受到。

父亲立刻站起来：＂大妹子，孩子怎么了？＂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关切。

＂从昨晚开始发烧，一直没退。＂她眼里含着泪，手在不停地给孩子扇风，＂我从农村来，在百货公司附近的服装厂做工。丈夫在家种地，我身上的钱都用完了，医院又远……＂

她的口音带着明显的乡下味，断断续续地解释着，眼睛却一直紧张地看着怀中的孩子。

父亲没等她说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票子，数出十块钱递过去：＂快带孩子去医院！＂

那个年代还没有医保，看病全靠自费，十块钱可以在小城里的普通医院看一次急诊，买些常用药。

十块钱，在八五年可不是小数目。那时候普通工人月薪也就五六十元，一斤猪肉要八九毛钱，好的大米三四毛一斤。

父亲给出去的几乎是我们家两天的收入，够买二十斤猪肉或者三十斤大米了。

＂谢谢！谢谢！＂那位阿姨连声道谢，眼泪夺眶而出，豆大的泪珠顺着脸颊滚落，＂我姓林，家在柳河县石门村，一定会还钱！＂

柳河县离我们县城有四十多里地，是个种水稻的地方，那里盛产优质大米，但老百姓并不富裕。

父亲摆摆手：＂孩子要紧，钱的事以后再说。＂说着，他挑了个最大最红的西瓜递过去，西瓜皮都有些发热了，＂把西瓜切开给孩子吃点，解暑。＂

阿姨接过西瓜，感激地点点头，眼神中的绝望变成了一丝希望的光芒。

她抱着孩子匆匆离去，背影瘦弱单薄，在炎炎烈日下显得那样孤独无助。

我目送那道身影消失在街角，心里不是滋味，突然想到自己生病时，母亲焦急的样子。

＂爸，她会不会是骗子啊？＂我小声问，因为前几天报纸上刚登过诈骗的新闻。

父亲敲了我脑袋一下，不重，但很郑重：＂你看她那样子，像骗子吗？再说，为了孩子，就是被骗也认了。＂

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我当时不太理解的坚定，这是他的原则，是他作为一个父亲的感同身受。

我不懂事地嘟囔：＂可是十块钱加一个西瓜，够我们吃一周的细粮了。＂

父亲严肃起来，不像平时那样总是笑呵呵的：＂建民，记住，钱没了可以再赚，但见死不救的人，良心会一辈子不安。＂

那句话深深刻在我心里，成了我成长路上的一盏明灯。

当晚，母亲听说这事，叹了口气：＂这钱怕是要不回来了。＂但她没有责怪父亲，而是默默地从菜谱里划掉了本想买的几两肉。

＂等下个月发工资吧。＂母亲说。

那个夏天过去了，我们家的西瓜摊持续到八月底，赚了将近两百块钱，父亲把钱全都交给了母亲，用来添置新学期的书本和文具。

我们再也没见过那位林阿姨和她发烧的孩子，不知道他们是否平安，孩子的病是否痊愈。

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件事也渐渐被遗忘在时光的长河里。

岁月如梭，转眼我上了初中、高中，父亲继续在厂里工作，顶着改革大潮的压力，每天为一家人的生计奔波。

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家终于买了彩电，那是家里的第一件大件电器，邻居们都来参观，看春晚时，小屋里挤满了人。

1997年，我以高出重点线十分的成绩考入省城一所重点大学，学习机械设计，算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临走那天，父亲骑着摩托车（那是他攒了三年钱买的）送我去车站，一路上絮絮叨叨地嘱咐，眼角有些湿润。

＂好好学习，不要辜负这个时代。＂这是他送我上车前的最后一句话。

大学第二年，我在一次学院联谊会上认识了林小雨。

她来自播音主持专业，长得清秀大方，说话声音柔柔的，带着一点南方口音，却又夹杂着东北方言的独特韵味。

更吸引我的是她那双明亮的眼睛，笑起来像月牙儿一样，眼角微微上扬，像是永远带着善意和温暖。

＂你是东北人？＂我问她，因为她那口音，像我家乡的人。

＂算是吧，我爸是柳河县人，我妈是南方人，我从小跟着妈妈生活。＂她回答时有些羞涩，低头卷着自己的发梢。

柳河县这个地名让我心头一动，但并没有多想，毕竟那个县有几十万人口。

大学时代的爱情来得青涩而热烈，我们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

当时学校里有几台公用电话，每到晚上，学生们排长队等着打电话，恋人们轮流报＂坐席号＂，就为听到对方的声音。

我和林小雨约定，每周三晚上七点，谁先到电话亭就先打给对方，这成了我们之间的甜蜜约定。

我们常在校园的银杏树下散步，聊起各自的家庭和成长经历。

林小雨性格温柔，却很有主见，不像当时许多女生那样娇气。

她能吃苦耐劳，宿舍洗衣服总是她最勤快，对未来也有明确的规划。

＂我妈不容易，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她常这样说，＂我爸在我小时候就去世了，是妈妈一针一线缝衣服养大我，我一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播音员，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每当她说起母亲，眼里就闪烁着坚定的光芒，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爱和感恩。

我多次邀请她来我家乡做客，但她总是婉拒，说要等到毕业后，两人关系更稳定时再见家长。

大三那年暑假，我鼓起勇气去林小雨家见她母亲。

她家在省城郊区的一个老旧小区，砖红色的六层楼房，没有电梯，墙皮有些脱落，但公共区域打扫得很干净。

两室一厅的房子收拾得干净整洁，家具简朴却温馨。

墙上贴着林小雨获奖的证书和参加演讲比赛的照片，茶几上摆着一台老式缝纫机，看得出来经常使用。

窗台上种着几盆绿植，阳光透过薄纱窗帘，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门铃响后，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打开门。

她穿着朴素，一件浅蓝色的确凉衬衫，下配一条深色裤子，头发挽成一个髻，眼角有些皱纹，却掩不住温婉的气质。

＂阿姨好，我是建民，小雨的同学。＂我有些拘谨地问好，手里提着精心准备的礼物——一盒上好的铁观音和一条丝巾。

林阿姨微笑着把我让进门，那笑容莫名地让我感到熟悉，仿佛在哪里见过。

她端来茶水和水果，热情地招待我，语气亲切，举止大方，不像我想象中的农村妇女那样拘谨。

＂小雨常在电话里提起你，说你是个稳重踏实的好孩子。＂林阿姨的声音温和，眼中带着赞许和审视。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是林阿姨年轻时抱着婴儿的模样。

照片有些泛黄，但依稀可见她清秀的面容，眉眼间与林小雨有七分相似。

我盯着那张照片，忽然感到一阵恍惚，总觉得在哪里见过类似的场景。

＂阿姨，您以前是不是在我们县城的服装厂工作过？＂我试探着问，内心突然涌起一个大胆的猜测。

林阿姨愣了一下，抬头仔细打量我：＂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北城县人，我爸以前在县里卖过西瓜。＂我的心跳加速，仿佛要揭开一个尘封多年的谜团。

她的表情突然变了，眼睛睁大：＂你爸叫什么名字？＂声音微微发颤。

＂杨建国。＂我回答，看着她的反应。

林阿姨猛地站起来，嘴唇颤抖：＂是不是在八五年夏天，摆的西瓜摊在县城东边的福安小区门口？＂

我点点头，心跳得更快了。

＂天啊！＂林阿姨双手捂住嘴，眼泪夺眶而出，＂是他！就是他救了我儿子的命！＂

她激动地拉着我的手，像是抓住了一个来自过去的救命稻草。

＂当年要不是你爸，我和小雨就……＂她哽咽着，一时说不出话来。

原来，十二年前的那个夏日，林阿姨确实是带着发高烧的女儿（而不是儿子）求助我父亲。

拿到钱后，她立刻带孩子去了医院。医生诊断是重度肺炎，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如果晚去半天，后果不堪设想。＂林阿姨泣不成声，＂你爸给的那十块钱和西瓜，救了小雨的命啊！＂

那个被她抱在怀里，满脸通红发着高烧的孩子，竟然就是如今我深爱的林小雨！

命运的巧合让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当时住院花去了她所有的积蓄，出院后，她带着孩子回了一趟老家，再返回县城时，已经找不到我父亲的西瓜摊了。

她辗转打听到父亲的工厂，却被告知他已调往另一个车间。

＂我一直记着这个恩情，可是找不到人。后来服装厂倒闭，我被迫离开县城，到省城来打工，靠给人缝缝补补为生。＂林阿姨拭着眼泪，＂没想到，你竟然是建国同志的儿子！＂

她起身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旧皮夹，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掏出一张泛黄的纸条：＂这是我当年记下的你爸的名字和工厂。＂

纸条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杨建国 江南机械厂＂，笔迹稚拙，显然是在匆忙中记下的。

＂我本想攒够钱就去还他，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林阿姨叹息道，＂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竟以这种方式相遇。＂

那一刻，我仿佛听到命运齿轮咬合的声音，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林阿姨拉着我的手，又笑又哭：＂这就是缘分啊！你们能在茫茫人海中相遇，成为恋人，一定是老天爷的安排！＂

她立即打电话给林小雨，让她马上回家：＂快回来，有天大的好事！＂

林小雨匆匆赶回来，看到我和她母亲坐在一起，都红着眼圈，愣在了门口：＂妈，建民，你们这是怎么了？＂

林阿姨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她，林小雨听完，惊呆了。

她看着我的眼神充满复杂的情绪，既有惊讶，又有感动，还夹杂着一丝羞涩。

＂原来，我是欠了你们杨家的恩情才有今天啊。＂她低声说，眼里含着泪光。

我走过去，紧紧握住她的手：＂其实那时你太小，根本不记得这事。这是我们的缘分，命中注定的缘分。＂

当晚，林阿姨执意留我吃饭，做了一桌丰盛的家常菜，我们边吃边聊，把当年的事情细细捋了一遍。

原来，林小雨的＂父亲＂其实是林阿姨的大哥。

林阿姨年轻时与一名南方商人相恋，却在怀孕后被抛弃。为了避人耳目，她借用了哥哥的名义，对外称自己是寡妇。

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那年，我抱着高烧的小雨，差点绝望。＂林阿姨回忆道，＂到处借不到钱，眼看孩子越来越烫，我都快疯了。是你父亲的善举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

她深情地看着林小雨：＂我当时就发誓，一定要好好把小雨养大，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样才能报答你父亲的恩情。＂

回到宿舍，我给家里打电话，把这个惊人的巧合告诉了父母。

电话那头，父亲沉默了很久，然后低沉地说：＂命运这东西，真奇妙。没想到那个孩子就是小雨，没想到她会成为你的女朋友。＂

母亲却担忧起来：＂会不会是人家为了还人情，不好意思拒绝你，才答应交往的？＂

＂不是的，＂我坚定地说，＂林阿姨连西瓜的事都记得，这不可能作假。而且，小雨和我相识相爱，是在我们都不知道这段往事的情况下。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小时候差点命悬一线，更不知道是我爸救了她。＂

电话那头，母亲轻叹一声：＂也是，这么多年了，要是存心骗人，不会等到现在。＂

我和林小雨的感情在这个惊人发现后更加深厚。

我们把对方看作是命中注定的缘分，那个炎热夏日里的十块钱和一个西瓜，像一颗种子，在时光的灌溉下开出了最美的花朵。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省城一家机械设计院工作，林小雨如愿进入省广播电台实习。

两年后，我们决定结婚，两家人见面的场景让我终生难忘。

父亲专门请了假，带着母亲从县城坐长途汽车来到省城。

他们带来了家乡的特产：父亲自己腌制的咸鸭蛋、母亲亲手做的豆腐乳，还有一个硕大的西瓜，用湿毛巾包着，在盛夏里保持着清凉。

林阿姨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一进门就向我父母深深鞠了一躬：＂建国同志，嫂子，这些年我一直想当面感谢你们，今天终于有机会了。＂

父亲和林阿姨相对而坐，两人都已不再年轻。

父亲的头发花白，脸上刻满岁月的痕迹，那双常年与机械打交道的手已经粗糙不堪；林阿姨虽然保养得宜，眼角的皱纹却也掩盖不住，那是岁月留下的印记。

＂林大姐，当年那十块钱，你还想着还啊？＂父亲笑着打破沉默，眼中闪烁着善意的光芒。

林阿姨眼睛湿润：＂建国同志，那不是十块钱，是救命钱啊！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份恩情。＂

＂如今孩子们在一起了，这缘分，就当是上天的安排吧。＂父亲感叹道，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露出欣慰的笑容。

母亲一开始对这门亲事有些犹豫，担心是同情和感恩使然，但在见过林小雨后，很快就被她的懂事体贴打动了。

＂闺女真好，有礼貌，知书达理。＂母亲悄悄对我说，＂看得出来是在苦难中长大的孩子，懂得珍惜。＂

父亲和林阿姨相谈甚欢，从过去的艰难岁月聊到如今的新生活，从孩子的教育说到未来的打算。

。

2002年春天，我和林小雨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

父亲特意从老家带来一个大西瓜，说是自家地里种的第一茬，切开后香甜多汁，成为婚宴上的特别＂甜点＂。

＂记得吗？就是这样的西瓜，十七年前我送给你的。＂父亲笑着对林阿姨说，眼中泛着温柔的光。

林阿姨点点头，眼中闪烁着泪光：＂那个西瓜，我和小雨分着吃了，甜到心里去了。那时候我想，如果能再见到你，一定要报答你的恩情。＂

她看着我和林小雨，欣慰地笑了：＂没想到，我女儿嫁给了你的儿子，这就是最好的报答。＂

婚后，我和林小雨在省城安家。她如愿成为一名播音员，我在一家机械制造企业工作。

我们生活并不富裕，但很充实幸福。每逢夏天，我都会买西瓜回家，这成了我们家的传统，也是对那段往事的纪念。

2005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给孩子取名时，我提议叫＂杨恩＂，寓意不忘父辈恩情；林小雨却坚持要叫＂杨瓜＂，说是要记住那个改变两个家庭命运的西瓜。

＂就叫杨瓜吧，＂她执拗地说，＂让他记住，是一个西瓜，让两个家庭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不忍拒绝，但担心＂瓜＂字会让孩子在学校被取笑。

最终我们折中，给儿子取名＂杨瓜恩＂，小名就叫＂小瓜＂。

外人听了常常好奇这个名字的由来，每当这时，林小雨就会骄傲地讲述那个关于西瓜和十块钱的故事。

如今，儿子已经上小学了，活泼聪明，颇有我父亲当年的倔强和正直。

每当夏天来临，我都会讲述那个关于西瓜和十块钱的故事。

儿子每次听得津津有味，眼睛里闪烁着崇拜的光芒：＂爷爷真了不起！＂

父亲老了，再也不能搬动沉重的西瓜，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让他弯不下腰。

但每年夏天，他都会细心照料屋后那小片西瓜地。

甚至在他住院的那个夏天，出院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的西瓜苗长得怎么样了。

他常说：＂种西瓜不为赚钱，就为了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圆滚滚的，像是抱着一个个希望。＂

这话朴实无华，却道出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期待。

林阿姨也不再年轻，头发渐渐花白，但她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温柔坚韧。

她的缝纫手艺越发精湛，邻居们有衣服需要修改，都会找她帮忙。

她经常对孙子说：＂人这一辈子，要懂得感恩，更要懂得传递善良。爷爷当年的十块钱，不只救了你妈妈一条命，还教会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做人。＂

2010年的一天，我收到一个特别的包裹。

打开一看，是一个精致的木盒，里面装着十张崭新的百元大钞和一封信。

信是林阿姨写的，她用工整的字迹写道：

＂建民，小雨：这是我多年来的心愿。当年建国同志给的十块钱，救了小雨一命。这一千元，算是十块钱二十五年的＇利息＇。我知道你们不会收，但请让我了却这个心愿，了却我二十五年来的牵挂。钱不在多少，而在情意。请转交给建国同志，告诉他，林家永远记得他的恩情。＂

我把钱和信拿给父亲看，他摇摇头，眼中含着泪光：＂这钱我不能收。当年救人是出于本能，从没想过回报。＂

母亲提议：＂不如把这钱捐给孤儿院吧，就当是传递爱心。＂

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把一千元捐给了市孤儿院，并附上一张卡片：＂愿爱心如接力棒，传递下去。＂

每当我和林小雨带着孩子回老家看望父母，看着他们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地分享一个大西瓜时，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感动和感恩。

那甜蜜的汁水里，仿佛凝结着人间最珍贵的情感——善良、感恩与爱的传递。

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年父亲没有伸出援手，如果林阿姨没有在那个夏日经过我们的西瓜摊，我和林小雨会不会仍然相遇？

如果那个夏天，父亲像其他人一样，对陌生人的求助置若罔闻，那么现在的我们，又会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但命运就是这样奇妙，它用一场偶然的善举，编织了两个家庭的情缘。

十块钱，一个西瓜，成就了一段跨越时空的情缘。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愿将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善良和感恩如同接力棒，一代代传递下去。

人海茫茫，我们相遇；岁月悠悠，我们相守。

西瓜的甜，融入我们的血液；父亲的善良，成为我们家族的传承。

这一切，都源于那个炎热夏日里的十元西瓜缘。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