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背上的盛唐交响曲——陕历博18件“国宝”探秘之十六

摘要：1959年的盛夏，西安西郊中堡村的建筑工地上，一锹黄土掀开了沉睡千年的盛唐记忆。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拂去尘土，一队特殊的“乐团”赫然现身——七位乐师围坐驼背平台，中间站着一位翩跹起舞的歌女，骆驼昂首嘶鸣，仿佛正踏着丝绸之路的节拍款款而来。这件通高58厘米的唐三

1959年的盛夏，西安西郊中堡村的建筑工地上，一锹黄土掀开了沉睡千年的盛唐记忆。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拂去尘土，一队特殊的“乐团”赫然现身——七位乐师围坐驼背平台，中间站着一位翩跹起舞的歌女，骆驼昂首嘶鸣，仿佛正踏着丝绸之路的节拍款款而来。这件通高58厘米的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以其绚丽的釉彩、生动的造型，瞬间震撼了考古界，成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国宝第15件：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盛唐时期三彩釉陶器，国家一级文物，1959年在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这件载乐驼堪称唐代“移动KTV”的微缩模型。工匠们以瓷土为胎，采用“分区施釉法”和“点染融彩法”，让绿、黄、蓝三色釉料在高温下自然流淌交融，形成水彩画般的渐变效果。仔细观察，骆驼通体施赫黄色釉，背上的椭圆形毯子则用翠绿釉打底，边缘点缀宝蓝色，平台上的菱纹毯更是五彩斑斓，仿佛能让人联想到当年长安西市里那些来自波斯的织锦。

最令人叫绝的是其“模制+雕塑”的复合工艺。骆驼采用左右合模制成，乐俑则用前后合模，每个部件都经过独立塑烧后再精密组装。驼背上八个平均身高不足10厘米的乐舞俑，个个眉目清晰：吹排箫者鼓着腮帮，弹琵琶者低眉信手，击拍板者侧耳凝神，而中央的舞女梳着时髦的“乌蛮髻”，身着白底蓝花长裙，右手举至胸前，左臂自然下垂，裙摆微微摆动，仿佛正随着《霓裳羽衣曲》的节奏轻盈旋转。这种将静态陶塑表现出动态韵律的功力，堪称唐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

这支特殊乐团手持的乐器，恰似一部浓缩的东西方音乐交流史。琵琶源自波斯，箜篌传自埃及，排箫出自希腊，而笙、笛、箫则是中原传统乐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个凤首箜篌——这种源自印度的乐器，在敦煌壁画中常见，实物却极少流传。乐师们虽然演奏着胡乐，却身着汉家圆领窄袖长衫，这种“胡乐汉装”的混搭风格，正是开元年间风靡长安的“胡部新声”的典型特征。

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玄宗曾下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将西域乐舞正式纳入宫廷音乐体系。驼背上的这场演出，很可能就是在演绎当时最流行的《苏幕遮》《胡旋舞》等融合乐曲。想象当年长安的酒肆里，这样的异域乐团穿街过巷，胡姬伴着箜篌起舞，商贾随着鼓点击节，该是怎样一番“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

在唐代，“沙漠之舟”骆驼是最重要的跨国交通工具。考古发现显示，西安地区出土的唐三彩骆驼俑多达百余件，但载乐驼仅见两例（另一件出土于鲜于庭诲墓）。为何工匠要选择骆驼作为音乐舞台？这背后暗藏着深刻的文化隐喻。

骆驼背上的平台形制，令人联想到敦煌壁画中的“天宫乐伎”。佛教艺术中常表现伎乐天在云端演奏的场景，而丝路上的商队也会在驼背上搭建简易帐篷。工匠巧妙地将宗教意象与现实生活结合，创造出这个“行走的音乐厅”。更耐人寻味的是骆驼的神态：它并非负重前行的疲惫模样，而是昂首嘶鸣、四足稳立，透露出盛唐时期丝路贸易的繁荣自信。釉色明亮的黄褐身躯，脖颈处自然垂落的鬃毛，甚至嘴角细微的肌肉纹理，都被塑造得栩栩如生，堪称唐代动物雕塑的教科书级作品。

这件载乐驼集中展现了唐三彩的三大工艺奇迹：其一是“流釉成彩”的魔法，铅釉在800℃高温下熔融流动，不同颜色的釉料相互浸润，形成烟霞般绚丽的渐变色；其二是“开片”技术，冷却过程中釉面自然开裂的冰裂纹，让器物更显古朴典雅；其三是“窑变”效果，因釉料含铜、铁、钴等金属氧化物，烧制时会意外呈现翡翠绿、葡萄紫等梦幻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作品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二次烧成”工艺：先以1150℃高温素烧胎体，再施釉进行900℃低温釉烧。工匠们还创新使用“溜釉法”——用勺子将釉汁从器物顶部缓缓浇淋，形成自然垂流的艺术效果。那些看似随意的釉色分布，实则是经过精密计算的视觉设计，绿釉多施于凹陷处，黄釉常用于凸起部位，通过色彩对比强化立体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