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修补世界的人

摘要：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这句话能在人间流行起来，看似戏谑，却道破了某种真相。从古希腊智者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古今智者早已窥见现实建构的奥秘。

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这句话能在人间流行起来，看似戏谑，却道破了某种真相。从古希腊智者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古今智者早已窥见现实建构的奥秘。

我们总以为社会现实如同金字塔般永恒坚固，殊不知它更像是一出即兴剧，每个人都在台上手忙脚乱地扮演着分配到的角色，同时偷偷修补着这个摇摇欲坠的人间布景。

为什么自以为最高级的动物何以至此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由伯格和卢克曼合著出版于1967年的《现实的社会建构》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这个社会现实的表皮。他们的洞见与王充《论衡》中的“世俗所讳，虚妄之言也”非常呼应。

两位社会学家发现，所谓的“知识”不过是社会情境中流通的货币，正如孔子所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舅舅传授给外甥的并非真理，而是一套被分配好的台词；神经官能症与着魔的区别，不在于病理本身，而在于观众席上坐着弗洛伊德还是海地农民，这种相对性印证了《齐物论》中“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智慧。

知识从来不是中立的，它总是穿着特定时代、特定阶级的制服招摇过市，就像墨子批评儒家的“礼”不过是“贵者之政”。

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像一场精妙的魔术表演。最初只是两个人的互动游戏——鲁滨逊与星期五在沙滩上划出的第一道界限，让人想起霍布斯笔下“自然状态”中人们订立的原始契约。这些制度被“外化”为客观存在，又通过“正当化”的魔法获得神圣光环，这个过程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异曲同工，都是将人造秩序自然化、神圣化。

从“祖父”与“外祖父”的称谓差异，到“兄弟如手足”的道德箴言，再到体系完备的宗族理论，知识不断加码，最终编织成笼罩一切的“象征世界”。这个象征世界不仅解释生，更要安置死，如同秦始皇封禅泰山，汉武帝独尊儒术；不仅规范行为，更要收编异端，就像朱熹将佛道思想整合进新儒学体系。

当异见出现时，“治疗”与“虚无”两大维护装置立即启动——要么强化原有解释体系，如同中世纪教会审判异端；要么将异己者标记为虚幻或邪恶，恰似韩非子将儒家学者列为“五蠹”之首。

这种建构的吊诡之处在于，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卒。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崛起提供了神圣背书，而资本主义又反过来强化了新教伦理的权威，这种辩证关系令人想起司马迁对“富者必因贫者”的观察；心理学为中产阶级绘制了自画像，中产阶级又通过信奉心理学来确认自己的存在，这种循环论证与陆九渊“宇宙即是吾心”的主观唯心论不谋而合。

当全能专家声称比实践者更懂实践的意义时，这种异化达到了荒诞的顶峰——修补世界的人，最终被自己修补的脚手架困在了半空，这情景与《韩非子》中“郑人买履”的寓言何其相似。

伯格那句尖锐的断言刺破了多少伪装：“如果没有假装的博学，任何大学都不能够生存；如果没有假装的诚实，任何企业都不能够成功；如果没有假装的信仰，任何教会都不能够维持。”这句话与《老子》“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的洞见如出一辙。

社会现实的稳定性不是天然的，而是无数人日常共谋的结果，这种集体自欺让人想起《皇帝的新装》中那些假装看见华服的臣民。我们假装相信，别人假装相信我们相信，这种相互的表演维持了世界的运转。一旦有人打破默契，帷幕就会落下，暴露出后台的杂乱无章，就像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认识到这一点，不是要陷入虚无，而是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当一个人说“我别无选择”时，往往是在自由中逃避自由，这种困境与萨特“人被判处自由”的存在主义命题遥相呼应。社会学的人文主义价值正在于此：它揭穿各种“天生如此”的谎言，让我们看清那些看似坚固的制度不过是前人的即兴创作，因而也随时可以被重新创作，这种觉醒意识与王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主体性哲学不谋而合。每一次质疑、每一次偏离、每一次小小的不配合，都是对世界可能性的拓展，就像李贽“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叛逆精神。

世界确实是个草台班子，但正因为如此，每个修补它的人都在参与重写剧本。伯格与卢克曼提醒我们：在服从社会塑造的同时，永远保留塑造社会的能力——这才是作为修补者最珍贵的自觉。

这种辩证智慧，与《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古老智慧，与马克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革命宣言，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