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早纂修的实录，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有周兴嗣《梁皇帝实录》三卷，记武帝事，谢吴（唐志作昊）《梁皇帝实录》五卷，记元帝事。又有《梁太清录》八卷，不著撰人。新旧唐志均作《梁太清实录》，《通志·艺文略》同。也许隋志脱落了一个“实”字，周兴嗣从梁武帝天监九年（51

（一）实录的起源

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中，中古时期，出现了一种以帝王为中心的名曰“实录”的史书。王应麟说：

实录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编年纪传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玉海》卷四十八艺文）。

这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实录的起源和体制。实录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是班固附于《史记》的评语。班固说：

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司马迁的《史记》，一直被封建史家尊为史书的典范，班固的这个评语，也一直被封建史家奉为修史的圭臬，因此后世便有人以“实录”名史了。

最早纂修的实录，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有周兴嗣《梁皇帝实录》三卷，记武帝事，谢吴（唐志作昊）《梁皇帝实录》五卷，记元帝事。又有《梁太清录》八卷，不著撰人。新旧唐志均作《梁太清实录》，《通志·艺文略》同。也许隋志脱落了一个“实”字，周兴嗣从梁武帝天监九年（510年）以后，官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佐撰国史（《梁书》卷四十九本传）。他卒于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年），《梁皇帝实录》大概就是在这十来年中写成的。谢吴《梁书》无传，《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他所撰《梁书》四十九卷，称谢吴为梁中书郎。刘知几《史通·正史篇》说：“梁史，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吴，相承撰录，已有百篇。”《梁书》一百卷中，谢吴所撰将近半数，可见他是撰修梁史的一个重要人物。《史通·史官篇》说：“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若刘陟、谢吴、顾野王、许善心之类是也”。谢吴入陈，仍为修史学士，他所撰的《梁皇帝实录》，大概是在陈时写成的。

自周、谢创修编年体的皇帝实录以后，到了唐朝，就成为官修史书的一种定制，每一个皇帝都必须修一部实录，记载他的生平事迹以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这个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朝，经历了一千多年之久，在史学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二）唐实录分述

唐人所修历朝实录，《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有记载，惟旧志所载，但及中宗，新志则至武宗为止。武宗以后诸帝实录，为宋人所补撰，故新志不载。现将唐列朝实录撰修情况分述于下：

一、《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

唐实录创始于房玄龄、许敬宗、敬播诸人，刘知几曾经有过记述。他说：

惟大唐之受命也，义宁、武德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创业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编年体，号为实录。迄乎三帝，世有其书（《史通》卷十二《正史》）。

房许等人创立的实录，就是《高宗实录》和《太宗实录》。《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说：

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太宗遣谏议大夫褚遂良读之，前始读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动流涕曰：朕于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复得，固悲不自止，命收卷，仍遣编之秘阁，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敬播传》说：

迁著作郎兼修国史，与给事中许敬宗撰高祖、太宗实录。自创业至于贞观十四年，凡四十卷，奏之。……永徽中，又撰《太宗实录》，从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为二十卷。

《旧唐书》卷八二《许敬宗传》说：

（贞观）十七年，以修武德贞观实录成，封高阳县男。

《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各二十卷，修成于贞观十七年。其内容起自李唐创立，迄于贞观十四年。房玄龄以宰相监修国史，主要执笔的是许敬宗和敬播。当时史家很多如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等人，都前后修撰国史，但他们是否参加过这次实录的编写、史文没有明确的记载。

《太宗实录》第二次修撰，是在高宗永徽元年，由长孙无忌监修，成书二十卷。其内容起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与房修本相衔接。除前引《旧唐书·敬播传》有记载外，《唐会要》也记有此事：

永徽元年闰五月二十三日，史官太尉无忌等修《贞观实录》毕，上之。起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勒成二十卷（卷六三《修国史》条）。

这次实录的撰人，除敬播外，可以考见的还有令狐德棻、孙处约和顾胤等。

（永徽）四年……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功，赐物四百段（《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处约以预修《太宗实录》成，赐物七百段（《旧唐书》卷八一《孙处约传》）。

顾胤……永徽中，历迁起居郎兼修国史，撰《太宗实录》二十卷成，以功加朝散大夫，授弘文馆学士。（《旧唐书》卷七三《顾胤传》）

另外，刘胤之，杨仁卿也可能参与《太宗实录》的续修。

刘胤之……永徽初，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卿等撰成国史及实录奏上之（《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范传》）。

《令狐德棻传》所说“贞观十三年”，当是“十五年”之误。《顾胤传》只载他在永徽年间续修《太宗实录》，而不载参预《太宗实录》的初修，显有疏漏。但说他撰修了武德、贞观两朝的国史，可见他是唐初实录和国史的主要撰著人之一。

这次实录本为二十卷，两唐志均作四十卷，疑为合计前后两次所修而误。

许敬宗是一个“才优而行薄”的官僚，据《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传》说：

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

大概这就是新志特别在《高祖实录》下注明“许敬宗删改”的缘故吧。

二、《高宗实录》

最早撰修《高宗实录》是在高宗显庆四年。《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说：

（显庆）四年二月五日，中书令许敬宗、中书侍郎许圉师、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杨仁卿，著作郎顾胤受诏撰贞观二十三年已后显庆三年实录，成二十卷。

这次由许敬宗等所修的《高宗实录》二十卷，包括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以后至显庆三年（658年）十年之间的事迹。两唐志所列许敬宗撰《高宗实录》（新志作《皇帝实录》）三十卷，大概就是这次所修，卷数可能有误，当以《会要》所载为是。

《新唐书·艺文志》列有《高宗后修实录》三十卷，注称：“初令狐德棻撰，止乾封，刘知几、吴兢续成”。案《郡斋读书志·实录类》云：“唐高宗实录二十卷，唐刘知几等撰。起即位，尽永淳二年，凡二十九。初令狐德棻、许敬宗等撰录，止显庆三年，成二十卷。后知几与吴兢续成。”《玉海》卷四八《高宗实录》条下注云：“初令狐德棻撰，止于乾封，刘知几、吴兢续成”。又云：“起初载，尽永淳二年。初显庆四年，许敬宗等撰贞观二十三年以后至显庆三年，成二十卷。”令狐德棻卒于乾封元年，前此已于龙朔二年致仕家居，其所修当以止于显庆三年为是。显庆三年以后，讫于永淳，为刘知几、吴兢续成。通高宗一代，勒为三十卷，其间当有不少删削。《玉海》注称：“崇文总目，止有后修”，大概流传于世的，只有后修本。后来又有散佚，故《书录解题起居注类》云：“《唐高宗后修实录》十九卷，唐左散骑常侍彭城刘知几子玄、恒王傅汴州吴兢撰。案志：令狐德棻撰，止乾封，知几续成之，故号后修。书本三十卷，今缺十一卷。”

武后时撰有《高宗实录》一百卷，或为刘、吴后修实录所取资。韦述也撰有《高宗实录》三十卷，撰修情况不详。

三、《则天实录》

《则天实录》，武后在位时已有所作，如宗秦案《圣母神皇实录》十八卷，即是，中宗复位，敕令重修，事在神龙元年。

《史通·自叙篇》：“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

《史通·古今正史篇》：“神就元年，又与坚、兢等重修《则天实录》，编为三十卷（一作二十卷），夫旧史之坏，其乱如绳，错综艰难，期月（疑为年字之误）方毕。虽言无可择，事多遗恨，庶将来削藁，犹有凭焉。”

《新唐书·刘知几传》始子玄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

至神龙二年五月，《则天实录》修成，凡二十卷。

《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神龙二年五月九日，左散骑常侍武三思、中书令魏元忠、礼部尚书祝钦明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秘书少监柳冲，国子司业崔融，中书舍人岑羲、徐坚等，修《则天实录》二十卷，文集一百二十卷，上之。赐物各有差”（《旧唐书》卷九二《魏元忠传》所载略同）。

《旧唐书》卷一○二《吴兢传》：“神龙中，迁右补阙，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成。”

参与《则天实录》撰修的有魏元忠、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刘知几、吴兢等人。而《新书·艺文志》于《则天实录》条下注云：“魏元忠、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撰，刘知几、吴兢删正。”案刘知几与吴兢删正《则天实录》，在开元四年（详下），而刘知几、吴兢与魏元忠等重修《则天实录》，则在神龙年间。新志以刘知几、吴兢止与删正之后，未预重修之事，并混二事为一谈，显然有误。

刘知几对于这次所修的《则天实录》是有意见的，那就是“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如武三思等不采纳他的主张。这也许是他后来和吴兢重修《则天实录》的主观原因。

《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说：

开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刘子元、吴兢，撰《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成，以闻；又引古义，白于执政。宰相姚崇奏曰：“今史官刘子元、吴兢等撰《睿宗实录》，又重修《则天、中宗实录》，并成，进讫，准撰《太宗实录》例：监修官以下，加爵及赐。今子元授引古今，欲巨闻奏。臣仅寻故实，例有恩赏，事属当时，不可为准。子元等始未修撰，诚亦勤劳，叙事纪言，所录虽重，承恩赐命，固不在多。子元等，请各赐物五百段。”许之。

刘知几、吴兢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成于开元四年十一月。起嗣圣改元（684年），止长安四年（704年），凡二十一年。

《郡斋读书志》卷六云：唐《则天实录》二十卷，吴兢撰。初神龙二年，诏武三思、魏元忠，祝钦明，徐彦伯、柳同（应作冲）、崔融、岑羲、徐坚撰录三十卷，开元四年，兢与知几刊修成此书，上之。起嗣圣改元甲申临朝，止长安四年甲辰传位，凡二十一年。”

刘知几与吴兢是相知的朋友，他们所修的《则天实录》，可能具有某些优点。例如《新唐书》卷一三二《吴兢传》说：“初与刘子玄撰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颇言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且殆，后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闻者叹其直。说屡以情蕲改。辞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改。世谓今董狐云”。（《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记此事较详）这就是刘知几所主张的“直笔”。

四、《中宗实录》

《中宗实录》二十卷，是刘知几、吴兢在开元四年十一月修成的，见《唐会要》卷六三。《玉海》卷四八云：

《中兴书目》：“《中宗实录》，起神龙元年复位，尽景龙四年八月传位，凡六年。”（艺文门实录类）

案中宗于景龙四年六月为韦后所杀，此言八月传位，“八”字恐误。

《旧唐书》卷七○《岑羲传》说：

初中宗时，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睿宗及太平公主与节愍太子连谋，请加推究。羲与中书侍郎肖至忠密申保护。及羲监修《中宗实录》，自书其事，睿宗览而大加赏叹。

岑羲监修《中宗实录》，当在睿宗先天年间任宰相时，他竟然在实录中“自书其事”，可见监修官有时也亲自执笔。

《中宗实录》本为刘知几、吴兢所撰，两唐志但署吴兢撰，有误。《通志·艺文略》正作“刘知几、吴兢撰”。

五、《睿宗实录》

《睿宗实录》凡三种，《新唐书·艺文志》有刘知几《太上皇实录》十卷，吴兢《睿宗实录》五卷两种，不载起讫。《通志·艺文略》载“《太上皇实录》十卷，刘知几撰，起景云元年”。但未载止于何年。《玉海》引《崇文书目》云：“《太上皇实录》十卷，下止传位”（卷四八艺文门实录类）《郡斋读书志》也说：

知几与吴兢，先修《太上皇实录》，起初诞，止传位，凡四年；后续修益，止山陵。

按《新唐书·睿宗本纪》：“先天元年八月庚子，立皇太子为皇帝，以听小事，自尊为太上皇，以听大事。”“先天二年七月乙丑，诰归政于皇帝。开元四年六月崩。”又《玄宗纪》：开元四年十月庚午，葬大圣真皇帝于桥陵”。《崇文书目》和《郡斋读书志》所说的《太上皇实录》，其内容当止于先天二年七月睿宗传位之时。书成以后，留存东都。《新唐书》卷一三二《吴兢传》说：

睿宗崩，实录留东都，诏兢驰驿取进梓宫。

这部“取进梓宫”的实录，当即十卷本的《太上皇实录》，可见实录在唐朝已成为皇帝的重要殉葬品了。

至于十卷本的《太上皇实录》与五卷本的《睿宗实录》，研究有什么区别？这从《玉海》所引《中兴书目》中可以得到说明：

《中兴书目》：《睿宗实录》十卷，起初诞，尽先天二年七月禅位，凡四年。又五卷，知几、兢等撰，起藩邸，尽开元四年，其书互为详略（卷四八艺文门实录类）

据此可知《太上皇实录》止于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其时睿宗在世，故称太上皇。《睿宗实录》止于开元四年，其时睿宗已殁，故改称庙号。两书作者都是刘知几、吴兢等，诸书所记，或但举一人以概其余耳。

除止以外，《唐会要》还载称刘知几、吴兢撰有《睿宗实录》二十卷，于开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书成奏闻。（卷六三《修国史》条）此书当是前引《读书志》所说，刘、吴先修《太上皇实录》，“后续修益，止山陵”的新修本，但两唐志及通志略《直斋书录解题》等书都不载二十卷本《睿宗实录》，不知何故。是否此书在宋代即已失传，抑《会要》所载卷数有误？均不可知，待考。

六、《玄宗实录》

《新唐书·艺文志》载张说《会上实录》二十卷，注称：“说与唐颖撰次玄宗开元初事。”这是《玄宗实录》的第一次撰辑。按张说于开元八、九年间“授检校并州长史兼天兵军大使，修国史，敕赍稿即军中论譔”（《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唐会要》对此记载较详：

开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诏：右羽林将军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燕国公张说，多识前志，学于旧史，文成微婉，词润金石，可以昭振风雅，光扬轨训，可兼修国史，仍赍史本就并州随军修撰卷六三《在外修史》条。

开元十四年，张说罢中书令，“在集贤院专修国史”，不久改仕家居，史称其“常典集贤图书之任，间虽致仕一岁，亦修史于家”（《新唐书·张说传》）。张说卒于开元十八年，他晚年用了很多时间撰修国史。《今上实录》二十卷可能是在开元八年以后不久修成的。

《今上实录》二十卷之外，又有《开元实录》四十七卷，《新唐书·艺文志》称，“失撰人名”。其书藏兴庆宫史馆，毁于安史之乱。

至德二载十一月二十七日，修史官太常少卿于休烈奏曰：“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在兴庆宫史馆，并被逆贼焚烧”（《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

这四十七卷本的《开元实录》，当是第二次撰修。其中是否包括张说等所修的二十卷，无从得知。

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令狐峘重新撰修《玄宗实录》，于代宗大历三年，成书一百卷。《唐会要》记其事云：

大历三年，起居舍人兼修国史令狐峘修《元宗实录》一百卷。峘著述虽精，属丧乱之后，起居注亡失，纂开元、天宝间事，唯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纪，十无三四，后人以漏略讥之（卷六三《修国史》条）。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后志》也说：

《唐玄宗实录》一百卷。右元载等撰。起即位，尽上元三年，凡五十年。安史之乱，玄宗起居注亡，大历中，史官今狐峘裒撰诏策，备一朝之遗阙。开元，天宝间君臣事多漏略（卷一）。

《玄宗实录》虽有漏略，但令狐峘搜集整比之功，实不可没。

《通志·艺文略》载“《明皇实录》五卷，元载等撰。”为两唐志所无，纂修情况不详。

七、《肃宗实录》

《新唐书·艺文志》载《肃宗实录》三十卷，元载监修。《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一说：“《唐肃宗实录》三十卷。右唐元载撰。起即位，尽后元年，凡六年。”按两唐书《元载传》不言载撰修《肃宗实录》，当是以宰相领监修也。元载自肃宗宝应元年为相，至代宗大历十二年被诛，凡在相位十六年，故玄宗、肃宗两朝实录都由他监修。

《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条说：（元和）七年六月，上读《肃宗实录》，见大臣传，多浮词虚美，因宣与史官；记事每要指实，不得虚饰。

连唐宪宗也说《肃宗实录》“多浮词虚美”，可见所谓“实录”也者，并非真正的实录。

八、《代宗实录》

《唐代宗实录》四十卷，令狐峘撰，令狐峘是令狐德棻的玄孙，长期担任史职，德宗贞元五年外贬，奉命于贬所撰修《代宗实录》，卒后其子丕始将实录上奏。《旧唐书》卷一四九《令狐峘传》说：

元和三年，峘子太仆寺丞丕，始献峘所撰代宗实录四十卷，初，峘坐贬，李泌监修国史，奏峘所撰实录一分，请于贬所毕功，至是方奏。以功赠工部尚书。

《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部采撰二说：

令狐峘为太仆寺丞，宪宗元和二年七月，丕进亡故史官令狐峘所撰代宗实录四十卷，诏付史官，初，峘为右庶子，史馆修撰，坐贬吉州别驾，实录于贬所毕功，至是方奏。

《代宗实录》起宝应元年（762年），止大历十四年（779年），凡十七年。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唐代宗实录》四十卷。右唐令狐峘撰。初诏峘撰，录，未成书，贬官卒。元和二年，子丕上之。当时名臣如房琯不立传，直抗如颜真卿略而不载，时讥漏略。起宝应元年壬寅，止大历十四年已未，凡十七年。

关于《代宗实录》的“疏谬”，册府元龟已有记载：

今狐峘为左庶子、史馆修撰，在史馆修《玄宗实录》百卷，《代宗实录》四十卷，虽勤苦，然多遗漏，不称良史。至元和二年，其子丕为太仆寺丞，进峘所撰《代宗实录》四十卷，诏付史馆，赠峘工部尚书。叙事用舍咸不当，而不多于漏略，名臣如房琯不立传，直疏如颜真卿略而不载（《册府元龟》卷五六二国史部疏谬）。

按所谓“直疏如颜真卿，”当指颜真卿抗疏论元载事，实录不载其疏，故曰“略而不载”，晁氏未加细考，径改直疏为直抗，遂谓实录不载颜真卿未免近诬。

元和七年七月，唐宪宗曾经和宰相李吉甫谈到《代宗实录》。他说：“朕近日数游悉废，唯喜读书。昨于《代宗实录》中，见其时纲纪未振，朝廷多事，亦有所鉴诫。向后见卿先人事迹，深可嘉叹”（《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唐宪宗经常阅读先朝实录，以为鉴诫，这也体现了旧史希望起到的所谓“劝善惩恶”的作用。

九、《德宗实录》

德宗朝的实录，最初有沈既济所撰的《建中实录》十卷，系纪德宗初年事。此书旧史誉其“为时所称”（《旧唐书》卷一四九《沈传师传》）。赵璘《因话录》也说：“既济撰《建中实录》，体裁精简，虽宋、韩、范、裴，亦不能过。自此之后，无有比者”（卷二）。于此可见沈既济史才之优。

《德宗实录》的全帙，是在元和五年修成的。《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云：

元和五年十月庚辰，宰相裴垍进所撰《德宗实录》五十卷。赐垍锦采三百匹银器等，史官蒋武、韦处厚等颁赐有差。

预修《德宗实录》的史官，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载，除监修裴垍外，有蒋×（即蒋武）、樊绅、林宝、韦处厚、独孤郁等人。韦处厚、蒋×，独孤郁两唐书都有传，兹摘录于下：

韦处厚……元和初，登进士第……裴垍以宰相监修国史，奏以本官充直史馆修《德宗实录》五十卷，上之，时称信史（《旧唐书》卷一五九《韦处厚传》）。

蒋×……弱冠通群笈，而史才尤长……改秘书少监，复兼史馆修撰。寻奉诏与独孤郁，韦处厚同修《宪宗实录》。五年，书成，以功拜右谏议大夫（《旧唐书》卷一四九《蒋×传》）。

独孤郁……（元和）五年……迁考功员外郎，充史馆修撰、判馆事，预修《德宗实录》（《旧唐书》卷一六八《独孤郁传》）

樊绅和林宝二人，史传无名，《唐会要》略有记载，移录于后：

元和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遗樊绅右拾遗韦处厚、太常博士林宝并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员外郎独孤郁充史馆修撰兼判馆事。又以兵部尚书裴垍为太子宾客。垍以疾罢相，拜兵部尚书，久未任朝谢，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复监修国史，与垍有隙，又以垍抱病方退，不宜以《贞元实录》上进，故史官皆罢，垍亦更移散秩（卷六四《史馆杂录》下）。

又《新唐书》卷一六九《裴垍传》说：

垍之进，李吉甫荐颇力，及居中，多变更吉甫时约束，吉甫复用，衔之。会垍与史官蒋武等上《德宗实录》，吉甫以垍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垍太子宾客，罢武等史官。

从上面的记载看来，蒋武自贞元以来长期担任史职，是《德宗实录》的主要撰修人之一。至于《德宗实录》进奏后的风波，也可以看出封建官吏在修史问题上争名夺利的丑恶灵魂了。

十、《顺宗实录》

《顺宗实录》初修本三卷，为韦处厚所撰，处厚于元和六年与蒋武、樊绅、林宝等同罢史职，所撰《顺宗实录》，当成于元和六年以前。李吉甫以韦修本“未周悉”，令韩愈重修。韩愈《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记其原委如下：

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职，监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韦处厚所撰《先帝实录》三卷，云末周悉，令臣重修。臣与修撰左拾遗沈传师、直馆京兆府咸阳县尉宇文笈等共加采访，并寻检诏敕，修成《顺宗皇帝实录》五卷，削去常事，著其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讨，比及身殁，尚末加功。臣于吉甫宅取得旧本，自冬及夏，刊正方毕。（韩昌黎集卷三八）

韩愈与沈传师、宇文笈重修《顺宗实录》五卷，经始于元和八年冬，李吉甫以九年十月卒，逾年夏刊正方毕，当在元和十年夏进献。进献之后，又略有修改。

《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右臣去月二十九日进前件实录，今年四日，宰臣宣进止，其间有错误，令臣改毕，却进旧本者。臣当修撰之时，史官沈传师等采事得于传闻，诠次不精，致有差误，圣明所鉴，毫发无遗，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并添改讫。其奉天功烈，更加寻访，已据所闻，载于首卷（同上）。

唐实录大都亡佚，只有《顺宗实录》保存在《韩昌黎集》中，赖以考见一般，可说是仅存的硕果了。

韩录修成以后，当时仍然有人很不满意。《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说：

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官修改。时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

旧唐书对韩录的评论，可能不切实际。《唐会要》说的很明白：

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于上前屡言不实，故令刊正也（卷六四《史馆杂录》下）。

原来对韩录不满的是宦官。宦官在宪宗时还有所顾忌，到文宗时就能为所欲为了。《旧唐书》还说韦处厚别撰《顺宗实录》三卷，出于韩录以后，而不知韦录为韩录之兰本，也是错误的。

对韩录的修改是在文宗太和五年（据《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当时负责修改的人是路随。《旧唐书》卷一五九《路随传》曾有详细的记载：

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及随进《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随奏曰：“臣昨面奉圣旨，以《顺宗实录》颇非详实，委臣等重加刊正，毕日闻奏。臣自奉宣命，取史本欲加笔削，近见卫尉卿周居巢，谏议大夫王彦威，给事中李固言，史官苏景胤等各上章疏，具陈刊改非甚便宜，又闻班行如此议论颇众。……臣虽至昧，容非自请，既迫群议，辄冒上闻。纵臣果获修成，必惧终为时累。且韩愈所书，亦非己出，元和之后，已是相循，纵其密亲，岂容公理，使归本职，实谓正名。其实录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底，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余依所奏。”

路随本拟就韩录大加笔削，但因遭到庶僚的反对，只好提交史馆，就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加以删改就算了。

《顺宗实录》经过这次删改以后，便产生了两种详略不同的本子。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十九永贞元年二月“李师古发兵屯曹州”条云：

景祐中，诏编次《崇文总目》，《顺宗实录》有七本，皆五卷，题曰“韩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详，编次者两存之。其中多异同，今以详略为别。此李师古胁滑州事，详本有，略本无。

这里所说“详本”，当是韩愈所修的原本；“略本”当是路随的删改本。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引沈钦韩之言曰：

韦处厚撰者三卷，昌黎撰者五卷，则略本是韦，详本出韩无疑。今以此本与《通鉴考异》校之，无一事与详本合，而适合彼所称为略本。然则此非韩公本文，不知刻者何为欲收此本?

《通鉴考异》既说详略两本都是五卷，而且都是韩愈等撰，那么略本显非韦撰之三卷本。韦录既未正式进奏，当无成书流传。韩愈原本距删改时，已有十余年之久，外间不无流布，所以原本与删改本得以两存。略本虽非韩录原状，但不得谓非韩氏本文。沈钦韩以略本为韦处厚所撰，实误。至谓今存《顺宗实录》为略本，则固无疑。

十一、《宪宗实录》

《宪宗实录》经始于穆宗长庆年间，韦处厚、路随奉诏修撰，“其统例取舍，皆处厚创起。”

长庆二年，以《宪宗实录》末成，诏处厚与路随兼充史馆修撰，实录未成，许二人分日入内，仍放常参。其统例取舍，皆处厚创起，未及成而终（《旧唐书》卷一五九《韦处厚传》。

至文宗太和四年，撰成《宪宗实录》四十卷。撰修《宪宗实录》的史官，除韦处厚和路随外，还有沈传师、蒋系、郑瀚、陈夷行、李汉、韦表微、苏景胤等。监修为杜元颍，文宗时、韦处厚、路随也都领监修。

《唐会要》卷六三《在外修史》条：“长庆三年六月，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杜元颍奏：臣去年奉诏，命各据见在史官，分修《宪宗实录》，今缘沈传师改官，若更求人，选择非易。沈传师当分，虽搜罗未周，条目纪纲，已粗有绪……。其沈传师一分，伏望勒（敕?）就湖南修毕，先送史馆，与诸史官参详，然后闻奏。庶使官业责成，有始终之效，传闻摭实，无同异之差。制可”。

《旧唐书》卷一四九《蒋系传》：“（太和）二年，拜右拾遗史馆修撰，典实有父风，与同职沈传师、郑瀚、陈夷行、李汉等受诏撰《宪宗实录》，四年书成奏御。”

《旧唐书》卷一六○《宇文笈传》：“……以咸阳尉直史馆，与韩愈同修《顺宗实录》，迁监察御史……转著作郎，迁驾部员外郎、史馆修撰，与韦处厚、韦表微、路隋、沈传师同修《宪宗实录》。

《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汉传》：“汉，韩愈子婿，少师愈为文，长于古学，刚讦亦类愈，预修《宪宗实录》。

《旧唐书》卷一七三《陈夷行传》：“太和三年，入为起居郎、史馆修撰，预修《宪宗实录》。

《新唐书·艺文志》列举《宪宗实录》撰人，于上述诸人中，有苏景胤而无韦表微。注称：“景胤，弁子也，中书舍人。”《册府元龟》载有《宪宗实录》凡例一则，颇资玩味，移录于下：

唐路隋为翰林侍讲学士，文中书舍人韦处厚同撰《宪宗实录》，内永贞元年九月书河阳三城节度使元韶卒，不载其事迹。随等立议曰：“凡功臣（唐会要作功名）不足以垂后，而善恶不足以为诫者，虽富贵人第书其卒而已（卷五五七国史部采撰）。

《宪宗实录》修成以后，至武宗会昌元年，又诏令修改。

《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会昌元年四月敕：《宪宗实录》宜令史馆再修撰进入。其先撰成本，不得注破，并与新撰本同进来者。”

这次修改是出于宰相李德裕的私意，目的在于“改修《宪宗实录》所载吉甫不善之迹”。到会昌三年重修完毕。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会昌元年十二月李德裕奏改修《宪宗实录》所载吉甫不善之迹，郑亚希旨削之。德裕更此条奏以掩其迹，搢绅谤议，武宗颇知之。”

《旧唐书》一八上《武宗纪》：“会昌三年十月，宰相监修国史李绅、兵部郎中史馆修撰判馆事郑亚进重修《宪宗实录》四十卷，颁赐有差。”

但是这件事引起搢绅的谤议，后来成为李德裕被贬的罪状之一。

《李德裕崖州司户制》：“顷者方处钧衡，曾无嫌避，委国史于爱婿之手，宠秘文于子之身，洎参命书，亦引亲昵。恭惟《元和实录》乃不刊之书，擅敢改张，罔有畏忌，夺他人之懿绩，因私门之令猷（《唐大诏令集》卷五八）。

李德裕于宣宗大中元年，被贬潮州司马，翌年，再贬崖州司户而卒。周墀上疏于重修《宪宗实录》，有所论列：

（墀）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实录》，窜寄它事，以广父功，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书（《新唐书》卷八二《周墀传》）。

因此大中二年十一月，又降敕施行《宪宗实录》的旧本。

《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大中二年十一月，又降敕曰：《宪宗实录》，宜施行旧本，其新本委天下诸州府察访，如有写得者，并送馆，不得隐藏”。

按路隋等所撰《宪宗实录》，成于牛僧孺当权之日，重修《宪宗实录》，系值李德裕为相之时，《宪宗实录》的反复，说明了牛李党争在史学方面的反映。

十二、《穆宗实录》

《新唐书·艺文志》载《穆宗实录》二十卷，注称：“苏景胤、王彦威、杨汉公、苏涤、裴休撰，路隋监修。”按《旧唐书》卷一五九《路隋传》称隋以文宗太和“七年兼太子太师，表上史官所修《宪宗、穆宗实录》。”可见《穆宗实录》撰成于太和七年。《唐会要》卷文三有一条关于史官的记载说：

太和六年二月，以谏议大夫王彦威、户部郎中杨汉公、祠部员外郎苏涤、右补阚裴休，并充史馆修撰。

王彦威等于太和六年同时受命为史官，予修《穆宗实录》，苏景胤在此以前，早已预修过《宪宗实录》了。

十三、《敬宗实录》

《新唐书·艺文志》载：“《敬宗实录》二卷。陈商、郑亚撰，李让夷监修”。按《新唐书》卷六三《宰相表》下李让夷于会昌二年七月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会昌六年七月让夷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淮南节度使，不之即卒。是让夷监修国史，当在会昌二年至六年之间，《敬宗实录》也就是在这期间修成的。郑亚事迹见《旧唐书·郑畋传》陈商无考。

十四、《文宗实录》

《新唐书·艺文志》载：《文宗实录》四十卷。卢耽、蒋偕、王讽、卢告、牛丛撰，魏谟监修”。《文宗实录》撰成于宣宗大中八年。

《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大中）八年三月，宰臣监修国史，魏谟修成《文宗实录》四十二卷，上之。史馆（官）给事中卢耽、太常少卿蒋偕、司动员外郎王讽、右补阙卢告，颁赐银器锦丝有差”。

《旧唐书》卷一四九《蒋×附传》：“偕有史才，以父任历官左拾遗，史馆修撰，转补阙。咸通中，与同职卢耽、牛丛等受诏修《文宗实录》。蒋氏世以儒史称……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称良史”。

《旧唐书》谓“咸通中”诏修《文宗实录》，咸通乃唐懿宗年号，当误。又《文宗实录》卷数，《新志》作四十卷，《通志略》亦作四十卷，而《会要》作四十二巷，“二”字恐衍。

十五、《武宗实录》

《新唐书·艺文志》载：《武宗实录》三十卷，韦保衡监修”。《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条说：“晋天福六年四月，监修国史赵莹奏：咸通中，宰臣韦保衡与蒋伸、皇甫燠撰武宗、宣宗两朝实录，又光化初宰臣裴贽撰僖宗、懿宗两朝实录，皆遇国朝多事，或值鸾舆播迁，虽闻撰述，未见流传。”按韦保衡为宰相，据《旧唐书》卷十九《懿宗纪》在咸通十一年正月，其罢相在咸通十四年九月，《武宗实录）当即成于此三、四年间。新志既有著录，其书当已撰成无疑。后晋时，贾纬奏称：“伏以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录》一卷，余皆阙略”（《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条）。可见《武宗实录》到五代时，仅存一卷，几乎全部亡佚了。

从唐高祖到唐武宗，凡十六帝，共计实录二十五部，七百八十五卷。这些实录，有的是在皇帝生前撰修的，如房玄龄《今上（太宗）实录》、许敬宗《皇帝（高宗）实录》、宗秦客《圣母神皇实录》、张说《今上（玄宗）实录》、失名《开元实录》、沈既济《建中实录》等，但大部分是在皇帝死后撰修或改修的。所以从此之后，嗣主撰修故君的实录，便成为一种惯例了。

（三）晚唐实录的补修

唐自宣宗以后，由于国势衰微，政局动荡不安，特别是由于唐末农民大起义的猛烈冲击，唐政权频于覆灭的境地，所以宣宗、懿宗、僖宗三朝的实录没有修成。唐朝最后的两个皇帝昭宗和哀宗，都死于朱温之手，更说不上给他们撰修实录了。

《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说：

大顺二年二月，敕吏部侍郎柳玭等修宣宗、懿宗、僖宗实录。始，丞相监修国史杜让能，三朝实录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玭、右补阙裴庭裕，左拾遗孙太，驾部员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郑光庭等五人修之。逾年，竟不能够录一字。惟庭裕采宣宗朝耳目闻睹，撰成三卷，目曰《东观奏纪》，纳于史馆。又龙纪中，有处士沙仲穆纂野史十卷，起自太和，终于龙纪，目曰《太和野史》。

据此，宣宗、懿宗、僖宗三朝实录，昭宗大顺二年，曾经有诏撰修，但是没有修成。这事裴庭裕《东观奏记序》叙述较强，录之于下：

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自寿邸即位二年，监修国史丞相晋国公杜让能以宣宗、懿宗、僖宗三朝实录未修，岁月渐远，虑圣绩湮坠，乃奏上选中朝鸿儒硕学之士十五人，分修三圣实录。此吏部侍郎柳玭、右补阙裴庭裕、左拾遗孙太、驾部员外郎李彻、太常博士郑光庭，专修宣宗实录。庭裕奉诏之日，惕不敢易。思摭实无隐，以成一朝之书。逾岁，条例竟未立。国朝故事，以左右史修起居注，逐季送史馆，史馆别设修撰官。起居注外，又置日历。至修实录之日，取信于日历，起居注，参而成之。伏自宣宗皇帝宫车晏驾，垂四十载，中原大乱，日历与起居注，不存一字，致儒学之士，阁笔未就，非官旷职，无凭起凡例也。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议采宣宗朝耳目闻睹，撰成三卷。非编年之史，未敢闻于县官，且奏记于监国史晋国公，藏之于阁，以备讨论。

由此可知，大顺敕修三朝实录，予其事者本十五人，柳玭等五人专修《宣宗实录》，《会要》所记犹未谛也。

《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史官》条说：

长兴二年十一月四日，史馆奏：当馆昨为大中以来，迄于天祐四朝实录，尚未纂修。寻具奏闻，议行购募。敕命虽颁于数月，图书未贡于一编。盖以北土州城，久罹兵火，遂成灭绝，难可访求。……。伏念江表列藩，湘南奥壤，至于闽越方属勋贡，戈自扰于中原，屏翰悉全于外府，固多群士，富有奇书。其两浙、福建、湖广，伏乞特降诏旨，委各于本道，采访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历，除自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数，据有者抄录进上，若民间收得，或隐士撰成，即令各列姓名，请议爵赏。从之。

从这也可看出宣、懿、僖、昭四朝实录，并未撰修，后唐明宗时，一再下诏征求四朝的史籍，不闻有得，后晋天福六年，诏修唐史，监修国史赵莹奏称：

自李朝丧乱，迨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论覆。令之书府，百无二三，臣等虔奉纶言，俾令撰述，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章。既阙简编，先虞漏略。今据史馆所阙唐书实录，请下敕命购求。……三京诸道及中外官僚，凡有将此数朝实录，除一官；如卷臣不是，据数进纳，亦请不次奖酬，以劝来者。自会昌至天祐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党，著武宗伐叛之书，其后康承训定徐方，有武宁本末之传，如此事类，记述颇多。请下中外臣僚及名儒宿学，有于此六十年内撰述得传记及书中银台史馆日历制敕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条）。

由于宣、懿、僖三朝实录并无成书，所以后晋高祖时，又一次下诏征集晚唐的史籍。这时贾纬搜访遗文及耆旧传说，撰成《唐朝补遗录》六十五卷。

天福六年四月，起居郎贾纬奏曰：伏以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录一卷，余皆阙略。臣今搜访遗文，及耆旧传说，编成六十五卷，目为《唐朝补遗录》，以备将来史官条述（《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条）。

天福六年二月戊申，起居郎贾纬以所撰《唐年补录》六十五卷上之。帝览之嘉叹，赐以器币，仍付史馆（《旧五代史》卷七九《晋高祖纪》）。

纬属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诸帝实录，自武宗以下阙而不纪，乃采掇近代传闻之事及诸家小说，第其年月，编为《唐年补录》，凡六十五卷，识者赏之（《旧五代史·贾纬传）。

可以说是对晚唐实录的第一次补撰。

宋朝初年，赵邻几有志补辑唐武宗以来实录，但是没有写成，仅成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

赵邻几，字亚之，郓州须城人。……常欲追补唐武宗以来实录。孜孜访求遗事，殆废寝食。会疾革，惟以书未成为恨。生至淳化中，参知政事苏易简，因言及邻几追补唐实录事，……太宗遗直史馆钱照往取其书，得邻几所补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宋史》卷四三九《赵邻几传》）。

后来，宋敏求对唐史很有研究，王尧臣修《唐书》时，他被调担任编修官，“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八卷”（《宋史》卷一九一《宋敏求传》）。据《宋史》卷二○三《艺文志》所载目录，计《唐武宗实录》二十卷，《唐宣宗实录》三十卷，《唐懿宗实录》二十五卷，《唐僖宗实录》三十卷，《唐昭宗实录》三十卷，《唐哀宗实录》八卷，共一百四十三卷，卷数与《宋史·宋敏求传》微有出入。按姚应绩《读书后志》卷一云：

国朝宋敏求次道尝补《宣宗实录》三十卷、《懿宗实录》三十卷，《僖宗实录》三十卷，《昭宗实录》三十卷，《哀宗实录》八卷，通一百二十八卷，世服其博闻。

此一百二十八卷，如更加《武宗实录》二十卷，适符一百四十八卷之数。《懿宗实录》或者原本三十卷也。

贾纬《唐年补录》，止六十五卷，于晚唐史料缺略尚多，正如欧阳修所说，“《补录》十或得其二三（《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二四《崇文总目叙释》）。宋敏求进一步补辑了晚唐五帝的实录，增加了大量的史料，这对于唐史的撰修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四）唐实录的作用

唐列朝实录，参加修撰的都是有名的史家，如敬播、令狐德棻，刘知几、吴兢、韦述以及沈既济、沈传师父子、蒋×、蒋系父子等，为数甚多。实录修成以后，藏在秘阁，三品以上的京官许可钞写。因此实录得以流传民间，刘知几少时就读过“皇家实录”。（《史通·自叙篇》）唐史馆除修撰实录以外，还修撰纪传体的国史，国史大都“总辑各实录事迹”而成。由此可见唐实录当时在政治上和史学上都起过一定的作用。

唐亡以后，后晋天福六年，诏修唐史。唐人所修的实录和国史，是修史的主要材料。当时史馆缺武宗以下六朝实录，一再下令搜求，终无所得。史官贾纬编撰《唐年补录》六十五卷，以补其缺。《旧唐书》才得修成。吴缜《进新唐书纠谬表》说：“唐室三百年，传世二十帝，兴衰之迹，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际，有大臣赵莹之徒，缀缉旧闻，次序实录，草创卷帙，粗具规模”（《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赵莹修旧唐书》条引）。指出了唐实录和《旧唐书》的关系。后来赵翼又进一步指出“《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举了许多例子，加以证明：

今按《唐绍传》，先天二年，今上讲武骊山，绍以仪注不合坐斩。今上，指玄宗也。此玄宗实录原文也。《刘仁轨传》后引韦述论云：仁轨好以甘言悦人，以收物望；戴至德正色拒下，推善于君，故身后毁誉各异。此引用韦述国史旧文也。而刘仁轨、裴行俭、郝处俊传论，并称仁轨曰刘栾城，行俭曰裴闻喜，处俊曰甑山，不称名而称爵邑，史家无此法，更可见韦述当日专呼前辈之称，而非易代后史官之词也。《崔元翰传》谓李汧公镇滑台，辟元翰为从事；汧公，李勉也。《薛伾传》谓尚父汾阳王召置麾下；汾阳王，郭子仪也。此并是元翰、伾家状，送入史馆者，国史即用之不及改，五代修史时，亦即用之，不复改也（《二十二史札记》卷十六）。

这个问题，前此顾炎武也曾提到，他说：

《旧唐书·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皆谓元宗，盖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日知录》卷二十六《旧唐书》）。

所谓“故帙”，就是指实录，国史，不过王鸣盛比顾氏说得更详细一些。由此可见唐实录对于《旧唐书》修撰的重要作用。

北宋重修《唐书》，有人说欧阳修、宋祁不采唐国史实录（《十七史商榷》卷六九《欧宋不采唐史料诸书辨》），但宋敏求特此补撰唐武宗以下六朝实录一百四十八卷，为《新唐书》所取资，岂有将唐实录，国史一切摒置之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对唐实录的重视和运用。当时范祖禹协助司马光编写唐纪长编，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书中指出，修长编必须先作丛目，作丛目的方法，首先是“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事，应移在前后者，必已注于逐事下讫。（原注：假如实录贞观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传。传中自锁告变事，须注在随义宁元年唐公起兵时。破萧铣事，须注在武德四年灭铣时。斩辅公祏，须注在七年平江东时。擒颉利，须注在贞观四年破突厥时。他皆效此。）其次是“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三）。按照这样的办法作好丛目，然后再修长编。这就可以看出，司马光是以唐实录作为丛目的底本，据此标出事目，注明有关的各修史料来源，以便采择。所以《通鉴·唐纪》基本上保存了唐实录的全部史实。正因如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征引唐实录的地方特别多，从《高祖实录》以下，包括宋人补撰的晚唐诸帝实录，都作过细致的研究和考证，纠正了唐实录中的许多错误。

现在，唐实录虽然亡佚了（只存《顺宗实录》五卷），但是唐朝的历史却在很大程度上借以保存下来，这是唐代史学家对于我国历史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