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攻者言之，欲取金陵必先克安庆，自守者言之，欲保安庆则应控制武昌，于是，双方围绕安庆进行了系列会战，互有胜负而局面僵持。最终太平军分兵二路，沿长江两岸向武昌进军，行围魏救赵之策，希望湘军回救武昌则安庆之围自解，而湘军领袖胡林翼不为所动，宁以身殉，也不撤安庆之围

自序

2004年，《战天京》出版后，我想写本新书，暂题《双城记》，详述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庆的攻防战。

自攻者言之，欲取金陵必先克安庆，自守者言之，欲保安庆则应控制武昌，于是，双方围绕安庆进行了系列会战，互有胜负而局面僵持。最终太平军分兵二路，沿长江两岸向武昌进军，行围魏救赵之策，希望湘军回救武昌则安庆之围自解，而湘军领袖胡林翼不为所动，宁以身殉，也不撤安庆之围。孰料英王陈玉成率军占领黄州，即将攻打武昌之际，居然被英国外交官巴夏礼（Sir Harry Parkes，1828-1885）劝退，局面再度僵持。

刘禹锡诗云：“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一语说尽中国历史二千年在长江流域征战的精髓，那就是欲取金陵，必先控制武昌，然後步步为营，攻克九江、安庆等长江沿岸重要城市，才能肃清江面，水陆并济，形成对南京的包围。南京形势得天独厚，有江山之助，仅在陆地围住，根本无碍于守军通过长江运送人员与物资。而欲封锁南京城外江面，则不得不溯江而上，先取了安庆，才能控制安庆南京之间的江面。安庆亦得江山之助，必须水陆合围才能攻取，而欲封锁安庆城外江面，则又得溯江而上，先取了九江。同理，九江亦具形势之胜，其上是田家镇，是汉口，都有同样的形势之利。也就是说，在冷兵器战争时代，要打下南京，决非只打南京，而要至少打五次同样的攻城战。反之，要守住天京，决非只守天京，而要守住天京上游的安庆九江田镇与武昌。一头一尾，武昌与天京，就是《双城记》里的“双城”，而安庆在双城之间，足以决定攻守之势，是则记录双方争夺安庆的故事，乃为《双城记》。

只是二十年过去了，《双城记》仅有不到十万字的草稿，偶尔翻出来看，有些地方，作者也不了然，须辅以笔记才能找到线索。这固然是懒散无恒之弊，然而读书愈多，阅历愈广，思虑愈深，势必令人“厌卑近而骛高远，卒无成焉”，顾此又非不遵夫子之教，而是世变日亟，形势无常，不得不然者也。即以未完之稿试举一例。

陈玉成功败垂成，直接原因是英使劝退，然而英王有数万大军，何必受他节制，绕过巴夏礼，挥师夺取武昌，既成事实，回头再与交涉，不行吗？不行。因为巴夏礼明言英国对内战双方保持中立，但是禁止任何一方伤害英国在华商业利益，汉口恰是《天津条约》宣布设立的开放口岸，目前正在勘界建设领事馆，而且英国此前已在天京照会太平天囯，申明长江自由航行的权利，业经天王允准，天王并将在天京颁诏，称“中西永遵和约章，太平一统疆土阔”，于是可知陈玉成不敢担负破坏和约的责任，而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自由。至于“永遵和约”的背景，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清军大败，首都沦陷，圆明园被焚，让远在东南的天国君臣感受到英军之强，故不愿与之为敌。而所以有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是因为二十年前发生了鸦片战争，清军大败，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授权英国人可在广州等通商口岸居住，而广东地方官一直阻挠英人进入广州，尤其是总督叶名琛，既不与英方会议转圜，也不向朝廷报告实情，而是使了个拖字诀，“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终致广州沦陷，自己也被掳到印度，身死异国。

那么，又何以会发生鸦片战争呢？在鸦片战争之前，传统中国从未设想有任何万里之外的国家可以派出大型舰队越过大洋来进攻，因为汉唐以来一直经营“守在四夷”的战略，至清代已经告成大功，北部、西部与南部的天然屏障与战略要塞尽在掌握，东边的大洋，台湾已入版图，沿岸虽偶有海寇侵扰，究系癣疥之疾，不足为虑。乾隆嘉庆间，朝野上下无人知道大西洋的一个岛国居然发动了工业革命，行将以“船坚炮利”渡海来犯，因此，一旦英军登岸，大清国即遭受降维打击，懵然不知所措，且战且退，直到太平天囯战争才醒过神来，明白要恢复东南首先得和睦中外的道理。豁然开朗後，进口西方武器，建立现代海军，不拘一格封赏洋将，授命外人管辖关税，实在是取得内战胜利的重要原因。

黄州城外的陈玉成，由此感受到新时代巨大而无形的压力，不得不被巴夏礼一语劝退。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原来准备弃城不守孤注一掷的胡林翼，居然不付代价，得到了克复安庆的大胜利。

即此一例，可知自1860年代开始，帝国真正认识到中外互动的重要性，而今人称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李鸿章诸人，则可代表第一代直接应对工业革命後新世界的中国人。林则徐与魏源，固然在二十年前就试图了解这个新世界，他们编译《华事夷言录要》《海国图志》，读新闻，讲地理，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并没有得到如後辈曾李那样的机会，在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深切体认到中西的同异，痛定思痛，开启规模宏大的自强运动（或曰洋务运动）。其後，曾李的同事晚辈如郭嵩焘曾纪泽沈葆桢陈宝箴直至张之洞袁世凯诸人，或出使列强，问礼观风，从制器到制宪，遍考不遗，或独当一面，锐意兴革，从办厂到练军，各致其效，居然令时人在狂风骤雨中站稳了地步，调整了呼吸，恍然生出同光新气象的错觉。

因为有这样的观感，让我对晚清史有了新认识。不仅晚清内战的双方，即使是历次中外战争的双方，都处于工业革命带来巨大变化的新时代。不仅谭嗣同孙文梁启超杨度是活在新世界的人，即使是曾国藩洪秀全叶赫那拉氏袁世凯，亦都不仅生活在大清国。不论知与不知，同不同意，不论内战谁能胜利，朝代是否改换，旧世界正在隐匿，新世界正在显形。推陈出新，我病未能，新旧并举，或是未来写作的入口。遂不拟续写《双城记》，而欲为王闿运（1833-1916）作一部传记，看能不能通过他的生平叙事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奇妙之光。

《战天京》再版数次，实无可序者，乃向读者报告近年读史感想，并附广告，虽然文不对题，近乎敷衍，顾亦借此自儆，冀能补苴。惟此二十年纪念版，纸墨更精，错讹更少，具见编辑陶女士之用心与岳麓书社之厚谊，而我无与焉。不敢居功，专此致敬。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