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八个镌刻在故宫中和殿匾额上的金文，承载着中华文明最深邃的智慧。孔子在《论语·尧曰》中告诫“允执其中”，老子在《道德经》中言“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庄子则谓“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八个镌刻在故宫中和殿匾额上的金文，承载着中华文明最深邃的智慧。孔子在《论语·尧曰》中告诫“允执其中”，老子在《道德经》中言“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庄子则谓“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这种中庸之道，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的“中道“(mesotes)理论遥相呼应，但中华文明的中道智慧更为圆融——它不仅是德性的中点，更是参赞天地化育的至高境界。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重新审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智慧结晶，不仅是对过去的追忆，更是对未来的思考。从“允执厥中”的政治智慧到“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从“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再到“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这些思想不仅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也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将孔子与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并列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代表人物。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则赞叹：“中国人在伦理和政治方面的智慧超越了所有其他民族。”今天，当人类面临生态危机、文明冲突、技术伦理等全球性挑战时，中华文明的智慧正展现出新的时代价值。

中华文明的中庸智慧，在《尚书·大禹谟》中已有“允执厥中”的明确表述。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将其发展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至高评价。

这种思想在《中庸》一书中得到系统阐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朱熹在注释时特别强调：“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

这种对“度”的精准把握，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第六章论述的“美德即中道“（Virtue is a mean）形成跨时空对话。亚里士多德认为，勇敢是怯懦与鲁莽的中道，慷慨是吝啬与挥霍的中道。

但中华文明的中庸之道更为圆融，它不仅是一种伦理准则，更是一种参赞天地化育的宇宙观。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记载的“山中观花“公案，生动诠释了“心外无物”的中道智慧：“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种主客交融的认识论，超越了笛卡尔式的主客二分。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中将孔子列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认为其中庸思想具有永恒价值。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在《中庸》研究中指出，中国“执两用中”的思维模式，为超越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提供了可能。在当代全球治理中，这种智慧体现在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既不同于霸权主义的强加于人，也不同于孤立主义的独善其身，而是寻求最大公约数的中道方案。

《周易·系辞下》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宏大命题，构建了“天人相参”的宇宙图式。庄子在《齐物论》中通过“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的命题，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执。

张载在《西铭》中发展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生态伦理，将儒家仁爱思想扩展到整个自然界。这种整体观与当代生态学的系统思维高度契合。美国生态学家巴里·康芒纳提出的“生态学四大法则“（万物相连、物质不灭、自然最懂、没有免费的午餐），在《淮南子·天文训》“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论述中已有雏形。

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反思西方技术文明时，特别引用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法国思想家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直接受到佛教"不杀生"戒律的影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录《展望21世纪》中预言，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可能引领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当代中国将这种智慧转化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了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礼记·礼运》描绘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理想社会，比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早约1800年。孟子“民为贵”的思想，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发展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启蒙。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与卢梭《社会契约论》中“公意”理论遥相呼应。这些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治理智慧，与西方政治思想形成有益互补。

法国重农学派代表魁奈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盛赞中国科举制度体现的贤能政治。德国莱布尼茨研究《易经》后认为，中国的自然哲学比欧洲更为精深。在当代全球治理中，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协和万邦”的传统智慧转化为国际关系新范式。这种既坚持主权平等又倡导合作共赢的思路，超越了西方传统的霸权稳定论和文明冲突论。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系统阐述的“知行合一”说，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与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提出的“从做中学”理念不谋而合。

明代思想家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的论断形成跨时空对话。这种强调实践智慧的认知传统，对当今人工智能伦理建设具有特殊价值。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发现，中国传统的有机自然观可能更适应当代复杂性科学。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指出，东方思想与量子力学有着深刻相通。

在算法主导的智能社会，儒家“仁者爱人”的伦理原则，可能比西方工具理性更有利于人机和谐。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倡导的“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原则，正是这种传统智慧的现代表达。

从《尚书》“皇建有极”的治国理念到《周易》“穷变通久”的变革智慧，从孔子“立人达人”的仁爱思想到张载“为天地立心”的宏大抱负，中华文明智慧如江河行地，日月丽天。

德国诗人歌德在《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写道：“东方与西方，不再分离。”在文明互鉴的新时代，中华智慧正以其“执中”“守和”“尚公”“重行”的特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独特价值。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或许正是中华文明智慧对人类未来的最大启示。

来源：酷猫谈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