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西省作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自1929年起逐渐成为革命的重要根据地。1927年10月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1931年11月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的成立，以及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共同构成了江西在革命史上的特殊地位。

江西省作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自1929年起逐渐成为革命的重要根据地。1927年10月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1931年11月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的成立，以及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共同构成了江西在革命史上的特殊地位。

1955年至1965年间，人民解放军共授予1614名开国将帅，其中江西籍将领达325人，占比超过20%，高居全国首位。湖北、湖南分别以232人、202人位列其后。

在军衔分布上，江西有上将3人（陈奇涵、肖华、赖传珠），中将38人，少将286人。形成对比的是，湖南籍将领中产生了3位元帅（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和6位大将（粟裕、黄克诚、陈赓等），湖北籍则有2位大将（徐海东、王树声）和14位上将。为何江西没有走出大将以上的将帅?

江西地区的革命思想传播起步较其他省份晚。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首批93名会员中包含7名湖南籍人士、5名湖北籍人士，但江西籍会员只有李烈钧1人。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江西虽在10月31日发动九江起义，但主要领导者林森、吴铁城均为福建、广东籍。

1921年7月一大召开时，全国53名党员中没有江西籍代表。直到1926年11月，方志敏在弋阳漆工镇建立江西第一个农民协会。1927年4月五大召开时，全国57967名党员中，江西籍党员只占2.3%，远低于湖南（21.8%）、湖北（16.7%）的比例。

这种数量上的差别直接影响了后续干部的成长。1929年1月红军进入赣南时，随军干部中湖南籍占68%。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中央执行委员会63名委员中，江西籍只7人，且无一人进入9人组成的主席团。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虽发生在江西境内，但参加起义的部队为第二方面军第11军（军长叶挺，广东籍）、第20军（军长贺龙，湖南籍），在合计2.3万人中的江西籍士兵不足3000人。起义军8月3日开始南撤，8月6日撤离南昌，在江西境内只停留5天，没有建立根据地。

而几乎同时期其他省份的起义，就形成持续的影响。1927年9月湖南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后转战井冈山，保存了建制；同年11月湖北黄麻起义部队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江西境内虽在1928年1月爆发由方志敏领导弋横起义，但区域始终没有超过5个县，到1929年部队规模仍不足千人。

这些原因使得在红军高层中，江西籍将领集体缺席。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时，总前委9名委员中湖南籍5人、四川籍2人、湖北籍1人，没有江西籍将领。1933年6月红军整编后，红一、三、五军团共12名师长中，江西籍只有2人（周昆、陈伯钧）。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建立起干部培养体系。1931年11月成立的红军学校，到1934年10月共培养军政干部1.2万人，其中江西籍学员占比约65%。但这些学员大多分被配到基层营、连级岗位，中上层指挥岗位还是由参加过北伐或秋收起义的干部担任。

以兴国县为例，该县1932-1934年间参加红军的青壮年达8万余人，但1934年长征前夕担任师级以上职务者只有7人。肖华（江西兴国籍）1930年14岁参加红军，1933年17岁升任少共国际师政委，成为该师最年轻的高级干部。但其任职时，红一方面军各主力师师长平均年龄已达32岁，而且多数为参加过秋收或平江起义的湖南、湖北籍干部。

解放军首次授衔工作依据1952年颁布的《评定军衔等级标准》，其中明确规定：元帅、大将军衔评定以红军时期（1927-1937年）任职经历为核心标准。具体包括：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的连级干部可授少将，营级干部可授中将；1930年前担任团级职务者可以参评上将。

以江西籍最高军衔的陈奇涵上将为例，他在1925年入黄埔军校，1927年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参谋长，但该团在起义后没有保留建制。直到1929年才重新归建红军，此时方面军级指挥岗位已基本确定。相比之下，湖南籍杨得志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时为普通战士，因所在部队整编为红四军，至1932年已升任红军团长，为其1955年获授上将军衔奠定基础。

1955年授衔时，湖北、湖南、四川三省将领的军衔分布有着完整的梯队。湖北红安县作为著名将军县，贡献了2位大将（王树声、徐海东）和6位上将（韩先楚、陈锡联等），该县在册烈士有14万人，在全国各县中最多。湖南省湘潭县走出3位元帅，其中彭德怀在红军时期就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四川省仪陇县诞生了朱德元帅，在1927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1930年就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

江西省兴国县虽然以56位开国将领位居全国之首，但最高军衔只是中将。兴国县将领普遍存在任职时间较晚的特点，例如温玉成中将1930年参加红军时，红一方面军已组建完成，他最初的职务为宣传员；谢有法中将1932年入伍时，中央苏区师级以上指挥岗位已基本由外省籍干部担任。江西籍将领在红军时期担任军级职务者只有3人（陈奇涵、肖华、赖传珠），而同期湖北籍军级干部达12人，湖南籍为9人。

1931年至1934年间，江西作为中央苏区核心区域，主要承担兵源补充和基层支援任务。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中央红军总兵力约12万人，其中赣南籍战士占比超过七成。频繁的战斗使得基层指战员大量牺牲。

1934年4月广昌战役中，红三军团伤亡2705人，其中大部分是江西籍指战员。持续的高强度作战使得干部队伍断层，1930-1934年间，江西籍团级以上干部牺牲217人，比同期晋升的还要多一倍。这些损耗直接影响了江西高级将领成长，例如宁都籍红军师长王透，1933年5月在宜黄战斗中牺牲，年仅29岁；会昌籍红22师政委方强，1934年8月在筠门岭负重伤，错失后续晋升机会。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江西境内留下1.6万余人坚持游击战争。这些大部分为江西籍官兵组成的部队分散在赣粤边、闽赣边等8个游击区，长期处于被分割状态。到了1937年10月改编为新四军时，只剩2000多人，而且大部分是班排级干部。

江西将军虽多，但没有出现大将以上的级别，主要就是参军时间晚，江西人1929年后才大规模参加红军，错过1927-1929年关键晋升期，这时中高级职务已经被早期参加革命的湖南、湖北人担任。而作为基层干部牺牲比例就高，江西人参加革命最踊跃的时期，正好赶上红军最困难的阶段，虽然贡献巨大，但客观环境限制了个人发展。

来源：3C捕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