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9年,惨遭日寇铁蹄蹂躏的上海滩,早已沦为“孤岛”。外表的灯红酒绿,掩不住骨子里的肃杀和荒凉;歌舞升平的十里洋场,充斥着背叛、绑架和暗杀的血腥气息。整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整个上海也安不下一个单纯的灵魂。
1939年,惨遭日寇铁蹄蹂躏的上海滩,早已沦为“孤岛”。外表的灯红酒绿,掩不住骨子里的肃杀和荒凉;歌舞升平的十里洋场,充斥着背叛、绑架和暗杀的血腥气息。整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整个上海也安不下一个单纯的灵魂。
这年夏天,关露接到上级指示,回上海,打入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
生在这个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几多凄怆,几多悲凉,那种国将不国的恐慌和痛苦,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懂得。
作为一名作家,一个共产党人,关露的心中有比常人更深切的忧思和疼痛。当她走进这个枪声和歌声交汇混杂的繁华都市时,山河破碎的痛心和责无旁贷的担当,在她的心里交织成一份凛然的正气和无畏的坦然。她的目标是丧心病狂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
汪伪政府设立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的特工总部,直属日本特高课,是这个血雨腥风的乱世中又一个人间地狱。群魔乱舞,多少爱国志士惨遭他们非人的折磨,抗日组织也因他们屡屡受挫。他们比日本人更懂得怎么对付中国人。他们卖国求荣,心里更害怕面对一道道凛然正气的目光,因此,他们对待抗日志士更残忍更无情。铲除这个毒瘤,成了当时锄奸行动的首要任务。
《良友》的封面女郎郑苹如功败垂成,七十六号头子丁默邨、李士群更如惊弓之鸟。特工对特工,暗杀对暗杀,前所未有的残酷血拼。国民党军统损失惨重,连军统上海区的整个组织都被李士群破获。
关露就是这个时候临危受命的。
此时的关露,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之一。有别于张爱玲的小资情调,有别于苏青的家长里短,关露的文字,一直是关注底层,关注时代,更关注革命的。这跟她的经历有关。
关露出身于山西省右玉县的一个胡姓官僚家庭,父亲是清朝举人,做过当地的知县。母亲是父亲用赌博赢得的四千两银子买下娶回的继室。关露出生时,颇有才华的父亲按照古谚“生女亦可壮门楣”,给女儿起名“寿楣”,“寿”是他们这一辈的排行。“关露”是她后来用的笔名。
关露的童年,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家庭中度过的。身受其害的母亲常常教育关露:要好好念书,将来要经济独立,要婚姻自主,才能不受男人的气!关露九岁时,父亲去世。十六岁那年,母亲又病逝。孤苦无依的关露,只好带着妹妹和年迈的祖母迁居南京,与孀居多年的姨妈一起生活。一家孤女寡妇,处处受人欺凌,祖母和姨妈便给关露找了一户家世不错的人家,想着如果嫁过去了,关露有依靠,一家人也不致总受欺负。
可关露不愿意。儿时母亲那带着忧伤的叮嘱,还在耳边回荡,她不想走万千中国妇女凄怆屈辱的老路。她带着妹妹连夜逃往上海。老天有眼,在上海,她们结识了中国共产党人刘道衡。刘道衡收留了关露,还送她到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学习。在大学学习期间,关露迷恋上了新诗,并尝试写作。她的诗作《太平洋上的歌声》发表后一举成名。诗歌在关露笔下,不是为了使人发笑而是为了使人发抖:“老百姓说:昨夜来了一队洋兵/我们/没人抵抗! 也许你是死了/在成千万的死者中/你死了/在尸横遍野的广场上/你死了/作为奴隶的/你,死了!”这些诗都是关露心灵的独白,也是乱世中沾满滴滴鲜血的讽刺。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露妹妹胡绣枫的家,就成为上海中共地下党的据点之一。关露与左翼人士接触更密切了,她常与工厂女工们一起,教她们读书识字、编板报,并参与上海妇女反帝大同盟的筹备与宣传。她为电影《十字街头》写的那首天真豁达的《春天里》,赢得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喜爱:“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遇见了一位好姑娘,亲爱的好姑娘,天真的好姑娘,不用悲,不用伤,人生好比上战场,身体健,气力壮,努力来干一场……”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些爱国诗词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
如果关露能如丁玲勇闯封锁线投奔延安,她或许会成为新中国的又一个成就辉煌的作家;如果关露选择了像张爱玲那样走向海外的道路,或许她的作品也会在若干年后炙手可热。然而,关露却选择了另一条路,毅然接受了中共地下党情报组织负责人潘汉年的指示,打入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魔窟,策反特工头目李士群。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她的人生也许会有另一番天地。但她又受指派打入日本情报机关,以办《女声》杂志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由于秘密的使命,她无法辩白,而蒙上“汉奸文人”的恶名,她以柔弱的身躯忍受着亲朋好友的误解和疏远……
关露的间谍生涯,缘于机缘巧合。
六年前,曾经的共产党员李士群被国民党逮捕,他的老婆叶吉卿四处请托,走投无路时,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帮了她,因而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
基于这层关系,党组织原准备派胡绣枫去接近李士群,但胡绣枫当时在重庆有重任离不开,她推荐了自己的姐姐关露。
当时,关露正在为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做最后的修改。一天夜里,她接到了一份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的密电———速去香港找廖承志!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到达香港的第二天,关露拜访了廖承志和潘汉年。这是一次绝密的谈话,若干年后,才有材料首次提到它。
潘汉年所带来的任务,是命令关露返回上海,接近李士群,摸清他的真实思想动态,并在适当的时候策反他。关露有些愕然。她没有受过专门的间谍训练,更没有实战经验,何况,她太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汉奸的骂名,亲友的疏远,世人的唾弃,不管哪一样,都够她受的。只是一腔热血的关露管不了那么多,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她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事实上,担骂名遭误解,比牺牲生命更艰难更痛苦。多年后,关露仍记得当年潘汉年对她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她说:“我不辩护。”
不辩护,何其难。
重回上海后,关露立即前往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拜访李士群夫妇。那一天,关露亲眼见识了什么叫人间地狱。暗无天日的牢房,处处散发着血肉腐烂的异味,审讯室里,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的抗日志士发出一阵阵让人毛骨悚然的哀号;看守棚里,五花大绑着一群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人。
说不害怕是假的,那阴森森的“地狱”,五尺铁汉都难免腿软,何况一个弱女子。只是,害怕更激起关露的仇恨和必胜的决心。
关露原想在李士群的七十六号谋个职位,好接近李士群,窃取情报,可李士群婉言拒绝了。但李士群夫妇还是在愚园路家中设宴款待了关露,宴毕还特意派车送她回家。
此后,关露成了七十六号的常客,逢年过节,叶吉卿也会打电话让她去家中打麻将,请理发师来替她们美容美发。老奸巨猾的李士群还让叶吉卿和关露一起逛商场、看戏,出现于各种公开场合。每次出门都是黑牌汽车接送,还有荷枪实弹的特工保镖威风凛凛护驾,路人无不侧目而视。
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昔日的同事、朋友对她侧目而视,一谈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曾经抵足而眠的闺蜜,见了她,也跟见了仇人似的,那种轻蔑鄙夷的目光,像一根根芒刺,让关露痛不欲生。以致后来李士群请她当英文秘书,她也不敢应允,她怕更深的误解。
可是,不辩护是她向潘汉年,更是向党组织的承诺。
有一次痛苦极了,她想去遥远的延安,关露写信给妹妹表露了心迹:“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可是,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以后,上海的敌特更加猖獗,组织上需要她继续战斗,她只能留在上海。
忍辱负重了两年后,关露的付出终于有了收获,策反李士群的时机也成熟了。
一天,关露对李士群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刀口上舔血多年的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在关露的穿针引线下,潘汉年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之后,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联系改由其他同志负责。关露本以为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可是,新任务很快又来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华文化的侵略也步步紧逼。日军军部在中国新办了很多中文刊物,网罗了一批汉奸文人。第二年,关露按指示进入日军海军部控制下的《女声》杂志当编辑。经历两年间谍生涯,关露更加成熟了。她能巧妙地利用工作便利,刊登一篇篇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一批进步文学青年。
1943年7月,《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关露知道,前去参加的代表要被登报,并附照片,此后,她的“汉奸”之名恐怕再也洗刷不掉了。可是,不容她犹豫,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共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
关露再一次上路了。
任务顺利完成。大会上,日方要求关露就“大东亚共荣”作广播演讲,关露坚决而巧妙地拒绝了,只作了“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演讲,她只说自己赴日后因语言不通,与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难,中日两国妇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学一些对方的语言,以利于日后交流,等等,通篇没有丝毫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
当关露回到上海后,她得到两个消息:其一,李士群在家中神秘暴毙;其二,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写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她欲哭无泪,只求早日赶走日寇,还她清白。
期盼已久的日子终于来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汉奸”关露,顺理成章地被列入国民党的锄奸名单。好在中共组织得到密报,立刻安排她前往苏北解放区。
冠了六年之久的“汉奸”之名,终可洗刷了吧?
带着潮湿和苍茫味道的空气里,关露走向江阴的脚步何等轻盈,像脱缰的野马,像出笼的羁鸟,一步步,走出黑暗,走向心中那个霞光灿烂的圣地。
来源:为了历史指标全高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