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我俩都是黑五类子女，最终我俩一起考上大学结为夫妻

摘要：当年我们知青点有一位外号叫“书呆子”的男知青，因为他平时总爱捧着书本看书，同学们就给他起了这个雅号。因为家庭问题，我和“书呆子”是最后离开知青点的，回京后，我和“书呆子”确定了恋爱关系，最终他成了我的丈夫。

当年我们知青点有一位外号叫“书呆子”的男知青，因为他平时总爱捧着书本看书，同学们就给他起了这个雅号。因为家庭问题，我和“书呆子”是最后离开知青点的，回京后，我和“书呆子”确定了恋爱关系，最终他成了我的丈夫。

有关我和“书呆子“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应文友草根作家的邀请，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也算是对那段知青生活经历的一个回顾吧。

我是1969年1月17日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北京的，那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凛冽的北风如刀子般刮过脸颊。车站内外人山人海，月台上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群，我背着姑姑送给我的一个军用挎包，提着一个黄帆布大提包，跟父母亲人挥泪道别，怀着忐忑又迷茫的心情，踏上了北京开往陕西方向的知青专列。

车厢里人声嘈杂，我放好行李，坐在一个临窗靠月台的位置，望着窗外不停抹眼泪的父母和一个劲冲我挥手的姑姑姑父，泪水情不自禁地模糊了我的双眼。

汽笛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启动，月台上送行的亲人追赶着前行的列车，车厢里顿时响起一片哽咽声和哭泣声。火车一路飞奔，载着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孩子，驶向遥远的地方。

经过漫长的颠簸，我们到达了陕西省境内的铜川车站。原以为这就是目的地，却没想到等待我们的又是一段颠簸的行程。我们在铜川住了一晚，第二天吃过早饭换乘大卡车，继续一路北上。大卡车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前行，黄尘飞扬，呛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沿途的风景从熟悉的城市街道变成了荒凉的黄土高原，我的心情也随着道路的延伸愈发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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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路长途奔波后，最终我们十二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到了延安地区的刘家坪大队第二生产小队插队落户。二队的队长叫刘福堂，刘福堂大伯五十岁上下的年纪，操着一口陕北方言，一脸的淳朴和善良，他对我们这帮北京娃娃特别热情，特别亲切。虽然我们听不懂他的陕北话，但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他的质朴和温暖。

由于队里当时没有可供我们一起居住的地方，刘队长就安排我们临时借住在老乡家中。老乡们家里的生活虽然都不富裕，但他们个顶个地淳朴善良又热情，端出家里准备过年蒸枣花馍的红枣给我们吃，把热炕头让给我们睡，我们都发自内心地感激乡亲们。

初到刘家坪，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和不适应。陕北农村的生活条件与北京有着天壤之别，住的是简陋的窑洞，吃的是高粱面掺了玉米面的发面团子和咸菜辣子酱，偶尔吃一回炖菜或喝一顿小米稀饭，就算是改善伙食了。

春节前的那段时间正处在冬季农闲，山水没有要紧的农活，我们偶尔到大队部开会参加政治学习，再就是跟着房东大妈学习烧火做饭。春节过后，天气渐渐转暖，春耕备耕生产也就要开始了。

春耕前要先把牛羊粪运送到地里去，往山上送粪那可真是一个力气活，一担牛羊粪至少五六十斤，担着两筐牛羊粪走三四里山路，累的两腿酸软，肩膀压得火辣辣地疼。挑了两天粪，我就累病了，男知青们的肩膀也都压肿了，刘队长就告诉帮我们装筐（用铁锨往土筐里装粪）的老社员，让他们给我们知青装半筐，让我们慢慢适应。

尽管刘队长和乡亲们对我们都特别关爱，可我们的手上还是磨起了血泡，肩膀被扁担压得红肿，再苦再累，我们都咬着牙坚持着，我们不想让老乡笑话我们北京知青。

经过了一个春耕春播和一个麦收的锻炼，我们渐渐适应了了繁重的生产劳动，也在慢慢适应着这陕北农村生活的艰苦。

麦收过后，队里给我们箍了四孔新窑洞，成立了刘家坪二队知青点，我们十二名北京知青都搬到知青点一起吃住了。

在我们知青点，有一个叫王晓明的男知青，他瘦高个，平时不爱说话，看到我们女知青就脸红。别人休息的时候，他就抱着书本看，挑水做饭他也不偷懒。出山劳动，他衣服兜里也装着一本书，社员们坐在地畔休息时，他就捧着书本认真翻看，很少和大家拉话。

因为他总爱看书，有人就给他起了绰号，大家都叫他“书呆子”。一开始，我对他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只觉得他是个奇怪的人，与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农村生活格格不入。后来我无意中发现，他看的是高中课本，原来他在自学高中课程。受到他的启发，空闲时间我也开始自学高中课程，来陕北插队落户时，我也带来了全套的高中课本。

我读初中时就没太认真学习，初中知识不扎实，自学高中课程谈何容易。语文课本还能看明白，数理化对我来说简直是太难了。为了能坚持自学，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向王晓明请教。王晓明很热情，每次都能帮我解答难题，还告诉我说，先复习一下初中课程，回头再自学高中课程。就这样，在我们知青点，我成了第一个主动和男生交流的女生。

然而，命运总是有着奇妙的安排。后来的几次招工，王小明都没能通过政审。那时我才知道他和我一样，都是“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这个相同的身份，让我对他多了一份理解和同情。或许是同病相怜的原因，我开始默默地关心他。在干活的时候，我会偷偷地帮他分担一些；在吃饭的时候，我会给他留一些好吃的。王晓明虽然不善言辞，可他很机灵很聪明，我对他的关爱和帮助他心知肚明，也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关照我。他会在我学习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动帮助我，还把他的学习日记给我看。有一次我感冒发烧，他给了我几片安乃近，还给了我半包红糖，那时的红糖要凭票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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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就在这样的相互关心和扶持中一天天过去，我们知青点的知青在这个大家庭里共同生活共同劳作，都相互帮助相互关照，大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到了1977年春天，我们知青点的十二名同学已经有八个人通过招工、找干或参军入伍离开了刘家坪，剩下的四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家庭问题，招工进城的机会倒是有，可就是很难通过政审。

那年初秋，我们知青点的张秋莲患上了黄疸肝炎，病情较重，县医院开具了诊断证明，张秋莲就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到了北京，知青点就剩下我一名女生了。当时我的情绪很低落也很失落，好在王晓明和另一名男生（吴庆奎）对我特别关照，挑水打柴的重活都不用我干，我心里宽慰了好多。

那年冬季，恢复高考的消息如同一缕阳光，透进了我们知青点昏暗的窑洞里，也点燃了我们心中的希望之火。王小明得知这个消息后，眼中闪烁着从未有过的光芒，他更加勤奋地学习，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埋头苦读。我也是天天看书复习到深夜，全心全意备战高考。我们三人都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一起探讨难题，一起憧憬未来。

可我们去报名的时候，听负责报名登记的干部说高考也要政审，家庭问题严重的考生就算高考成绩再好，也很难通过政审。我和“书呆子”王晓明的家庭问题都很严重，我俩就放弃了第一年的高考。

吴庆奎是个有主见的人，再加上他的家庭问题不严重，他就参加了第一年的高考，结果他考上了上海工学院，好像没审查家庭问题，他就接到了上海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有了吴庆奎的高考经历，我和“书呆子”王晓明信心满满，全力以赴备战1978年夏季的高考。为了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复习功课，刘队长就笑着对我俩说：“高考之前你俩就不要出山劳动了，安心复习功课就是，回头我让记工员给你俩把工分记上。”刘队长的关爱和乡亲们的宽容大度让我俩倍感温暖和感动。

老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夏季的高考我俩都榜上有名。王晓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我考上了师范院校。虽然我没有“书呆子”考得好，但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还是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不仅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更是我努力奋斗的见证。

带着不舍和留恋，我和王晓明告别了乡亲们，离开了我们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多的第二故乡，回到了北京，踏进了高校的大门。

在大学的时光里，我和“书呆子”虽然不在同一所学校，但我俩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个星期天我俩都能见面，不是他来找我，就是我去北大找他，我们一起交流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毕业后，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当时一起插队落户的十二名知青，只有我俩结为了夫妻。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王晓明天天忙工作，一心扑在事业上。家里的大事小情几乎都是我说了算，虽然他不懂浪漫，不会说甜言蜜语，但他用实际行动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每月的工资他都交给我，我给他装在衣兜里的零花钱，他却不知道怎么花。他会在我生病的时候，彻夜不眠地照顾我，守在我身边；会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默默地站在我身后支持我，鼓励我。生活中虽然没有浪漫和惊喜，我反倒觉得这样的生活很踏实，很幸福也很快乐。

退休后，我和王晓明一起回到第二故乡刘家坪看望了乡亲们。当我们再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时，心中感慨万千。曾经的知青点依然存在，虽然已经有些破旧，但却承载着我们青春的回忆。老乡们看到我们回来，都热情地围上来，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他们还记得“书呆子”就是王晓明。乡亲们虽然也都老了，却还是那么朴实，那么亲切，仿佛我们从未离开过。令我们遗憾和难受的是，刘福堂大伯八年前就去世了，他的恩情我们再也没有机会报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