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0年一天，石鲁忽然从睡梦中惊醒，接着操起一根铁长桨，大吵大闹召集全家同他一起去“占领服务公司”。

1970年一天，石鲁忽然从睡梦中惊醒，接着操起一根铁长桨，大吵大闹召集全家同他一起去“占领服务公司”。

家人还没醒，闷头继续睡，见招兵不齐，石鲁骂骂咧咧地一个人出门了。

石鲁到了前院，用铁丝把服务公司所有的门窗全部拧死，又顶住大门，再顺手剪了电话线，抢走了电话机。

石鲁绕到后院，正好碰上早晨起来扫厕所的赵望云，石鲁高兴地朝他大喊：“望云，我已经占领了服务公司，美协又是我们的了！”

这一闹引来了不少人，那些人劝他赶紧收手，不然又要吃不了兜着走了，石鲁没理会，继续挥舞着铁桨，大喊大叫。

“又疯了，又疯了。”街坊邻居对着这个昔日的大画家唉声叹气。

石鲁并不是生来就是“疯子”，与疯子仅有一墙之隔的天才，正是从前的石鲁。

石鲁20岁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他怒而萌生了投奔革命的念头，一个人蹬着自行车，翻越四川大山，前往延安。

在路上颠簸了一个多月，才如愿来到延安，当时的他壮志凌云，决定告别过去，从自己的偶像“石涛”“鲁迅”各借一个字，改名为石鲁。

他当时宣称“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利用传统绘画技法来表现革命主题。

比如表现革命群众生活场景的版画《群英会》，融入油画技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作《王同志来了》，都展现了其纯熟的画技。

建国后，石鲁先后印度、埃及，进行大量写生，画风从先前的版画，向传统国画转变，中国画写生技巧逐渐走向成熟的状态。

同时，他筹建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担任副主席，与赵望云一起团结陕西一批画家，创建出“长安画派”。

而事情的转折，也是在这时他创作的《转战陕北》。

有人说他创作这幅画是别有用心、其心可诛，石鲁的精神被逼到了绝路，他迫切需要用一幅全新的画去证明自己的清白。

1964年，石鲁不顾自己患有肝炎，不分昼夜创作巨幅国画《东渡》。

结果刚完成的那天晚上，石鲁突然浑身抽搐，大夫强行给他打了一针后，稍稍稳住了他。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石鲁变得很奇怪。

他莫名其妙开始练气功，起初练一两个小时收场，后来长达半天，最后发展到终日闭门不出，就在家里练气功。

他练功一般都是赤膊，还用棍棒使劲敲打自己的胸口和手臂，冬天他甚至打着赤膊到院子里的水龙头冲冷水浴。

到了1965年下半年，石鲁的行为举止更加怪异。

在一个很平常的下午，他突然要妻子去砍些榆树叶，围在屋子周围，说是防止从内蒙古草原传来的口蹄疫病毒传染。

一位教过石鲁针灸的何大夫来看他，石鲁立马如临大敌，呵止何大夫不要接近他，非说人家身上带有口蹄疫。

一天早上，他起床就喊妻子一起，到东大街骤马市喝豆浆，不喝不行，说豆浆可以防疫。

妻子没辙，只能跟着一起去，去了他又让妻子走在前面，千万不能回头看他。

到了豆浆店，石鲁不肯同桌喝，坚持与妻子背靠背坐，妻子只能照做。

喝了豆浆还不够，石鲁还让孩子们进门前一人吃一把花椒，用一叶兰熬汤，让全家人喝。

妻子没办法了，只能向美协反映他的状况，经检查石鲁患上严重精神分裂症，于是1965年10月他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

他拒绝承认自己有病，也不配合治疗，护士前脚刚盯着他把药吃下去，他后脚就从舌根下把药片抠出来丢掉。

后来，不知是想通了，还是怎么了，石鲁态度大转变，一改不配合治疗的姿态，医生让他治疗，他就治疗，护士给他药吃，他也老老实实把药吃进去了。

还自我忏悔，跟妻子道歉：

“真对不起你们，我一定配合医生的治疗，尽快把病治好，等到身体彻底恢复，我还有好多好多的画要画，好多好多的事要做。”

就在他病情逐渐好转，他被强制出院了，因为时间来到了1966年……

游街示众、拷打、批斗、隔离管制以及关牛棚等等，石鲁都一一领教了。

于是乎，病情刚好了一点，又急速恶化复发，精神时而正常，时而恍惚发疯。

妻子回忆那时候的他：

“压力很大，不想吃饭，不睡觉，嘴里胡说八道，我感觉又犯病了，在床上做气功，扰得大家都睡不着。大家都起来反对他，不吃饭光吃辣子，整碗的吃。”

刚开始面对这一切，石鲁还算是乖的，逆来顺受，后来变得不服管教起来。

某次在台上挨斗，石鲁低着头开始用脚尖在地上写写画画，边画边笑，那些人问他笑什么，他说想笑就笑了。

后来的他，边疼边笑，怎么打他他的笑就是止不住……

1969年，石鲁感觉周围老有人在对他说，“你还不赶快逃走，来不及了！”

石鲁闷在被子里，捂住耳朵，可那声音反而更大了，他怎么做都没办法让声音停止，他知道只有逃，那声音才会消失。

他计划跑回四川老家，到峨眉山上去，找王老头帮他寻找那枚巨型导弹。

王老头是谁，他不知道，巨型导弹找来要干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逃出去，一定要逃出去。

结果火车刚到四川广元，他误以为已经到峨眉山了，便仓促下车，走进深山里迷了路，饿得不行了，只能一路偷摘农民的野果和玉米吃。

被当地人抓住盘问时，他全身脏兮兮的，瘦骨嶙峋，一脸沧桑，一问三不知，前言不搭后语。

最后搜查他的衣服，才在他口袋里找到他的工作证。

第一次出逃，峨眉山都还没到，就被原路遣送回西安。

石鲁又谋划了第二次出逃，结局依旧是被抓回来，甚至这次被判了死刑。

家人到处奔波，最后由医生出面，证明他患有精神病，出具诊断证明，他才逃过一劫。

但也只是苟活罢了，石鲁的精神愈发错乱，成天埋头装拆收音机，扬言要把半导体改成‘全导体’。

他还在一只宋瓷花瓶里，放上玉米、土豆、高梁米和黄豆，掺上水再在木炭火上煮。

煮熟之后让儿子和他一起吃，并说它不但有营养，还可以增强人的智慧，结果花瓶煮炸裂了。

把皮衣放在石灰水里泡烂，说是皮衣有毒，又在锅里炒手表……

朋友回忆：“他向我说过，他还记得他发病时，常害怕有人要加害于他，要往他的饭里放毒药，要往他的衣服里放毒药。

于是，他就将身上的衣服全脱下来，放进锅里，再加进石灰去煮，生怕里面有细菌，结果衣服全让他煮烂了。”

也在这段期间，石鲁突然重拿画笔，画起画来，在患上精神病之前，石鲁的画风多是清新淡雅、传神飘逸。

精神病之后，他的画沉闷压抑、神秘可怖，以前喜用淡色素色，现在增加了不少强烈的红色。

要说他恢复正常了吗？并没有，也许是一个新的石鲁活过来了。

妻子说：“他画这些都是背着人画，半夜起来画，写了很多诗，都是半夜写得，写了好长时间，每天晚上不睡觉起来。

他什么时间想睡觉就睡觉，不想睡觉就起来写，写诗就是这样，好多诗就是那会时候写的。”

1973年，国家外贸出口美术品，石鲁被邀作画，这让他有了喘息的空间。

喘息也只是一阵子，1974年他再次陷入风波之中。

1974年的批黑画运动，石鲁又是首当其冲。

此时，他的精神进入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人只需要阳光、空气和水三样元素就足够。

于是他每天晒两小时的日光浴、把抽烟当做呼吸空气、用喝酒代替吃饭，这也为他最终凄惨的结局埋下伏笔。

到1975年上半年他症状加重，一天到晚只知道喝酒和抽烟，喜怒无常。

马良去看他，他招呼马良抽烟，马良刚抽一口，就剧烈咳嗽起来，把烟扔了。

这一口下去，麻味、辣味、烟熏味，什么味道都有，马良问他这是什么烟，石鲁笑说，“这不是你买的烟吗？”

当时，石鲁抽的烟都是马良买的，都是特供的红延安、云烟、中华烟、红双喜，哪里买过这种古怪的烟。

石鲁最后才说：“我把你买的烟全都剥开了，自己买了个卷烟机，加上胡椒粉、辣椒面、石蜡，咖喱粉，混合起来，卷了这烟。这才够味。”

马良心里咯噔，让他赶紧把烟扔了，石鲁却再深吸一口，“只有这个烟才能让神经麻木，把什么都忘了。”

马良知道他心里难受，可还是张罗着要帮他扔掉这些烟，质问他，“你这是自杀，哪里是抽烟。你还想活不活了？”

他怎么会不想活？早在好友钱瘦铁被折磨死的时候，石鲁就发誓要好好活着。

石鲁刚挨斗时，有一天李世南偷偷去看他，两人闲聊之际，石鲁挥笔作画，画完他默默看了很久，再抬起头已是老泪纵横。

他哽咽着说：“上海钱瘦铁答应为我治一石印，但现在两地茫茫，不能相见。”

不能相见已认了，可当时的钱瘦铁几次被游斗，手脚已经残废，此生已无可能再治印。

石鲁再说：“从此而后，我作画便再不盖印了。”

石鲁这般动情，让李世南久久难以忘怀。

他乔装打扮成农夫，偷偷跑去上海，好不容易找到钱家，却被邻居告知，“钱已被斗死，家人赶出城，不知下落。”

李世南捶地而哭，又搭车去北京见石鲁好友黄永玉。

黄永玉得知他是为石鲁而来，塞了块石印给他，嘱托他一定要交到石鲁手上，因为那是钱瘦铁临死前托付熟人交给他的。

钱瘦铁临死前说，“我死去并无憾事，只是这一石印未交给石鲁。你替我收藏，免得遭抄家丢失。”

熟人冒死收藏，又转交到黄永玉手上，如今他总算能物归原主，“今日托你转去，我就三生有幸了。”

石鲁拿到钱瘦铁的石印，捧着大哭说：

“我不会死了！我不打倒我，谁也打不倒！等有一日我们聚会了，再说今晚情形吧。”

他不知道，来日相聚，将在黄泉之下，他以为钱瘦铁还活着。

1977年大家都在陆续得到平反，石鲁也是，可平反对他而言，似乎意义不大了。

身体的他被平反了，精神却仍在受刑，别人在喜迎新生，石鲁再次送入了精神病院。

1982年，石鲁被查出胃癌，病情很快恶化，当年便在陕西人民医院病逝，终年63岁。

病床前，他露出了胜利的微笑，带着微笑慢慢闭上了眼。

这个微笑我想了很久，不是解脱，应该是他一直以来否认的“精神病”没有成为他最终的死因。

你们看吧，我都说我没有精神病，我不是疯子，精神病没有杀死我，它也没有能耐杀死我。

我是自然死亡的，和其他人一样，身体得了病死掉的，但精神依然完好，精神上的石鲁永远不死。

下面是石鲁作品欣赏：

来源：朱小畅说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