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准噶尔大汗噶尔丹在俄国的支持下，悍然出兵入侵喀尔喀蒙古，就此拉开了清准战争的序幕。噶尔丹野心勃勃，妄图建立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对清朝的边疆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康熙帝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毅然决定亲征噶尔丹。在乌兰布通和昭莫
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准噶尔大汗噶尔丹在俄国的支持下，悍然出兵入侵喀尔喀蒙古，就此拉开了清准战争的序幕。噶尔丹野心勃勃，妄图建立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对清朝的边疆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康熙帝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毅然决定亲征噶尔丹。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之战中，清军给予准噶尔部沉重打击，噶尔丹也在逃亡途中自杀身亡 。然而，准噶尔部的势力并未被彻底消灭，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继承汗位后，继续与清朝对抗。
雍正年间，清廷与准噶尔部在漠北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双方互有胜负，最终在 1739 年达成和谈，以阿尔泰山为界划分势力范围。但准噶尔部始终是清朝西北边疆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再次引爆战火。
乾隆十年（1745 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病逝，其内部为争夺汗位陷入了激烈的内讧。短短五年间，先后爆发了三次内乱，政权更迭频繁，局势动荡不安。先是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尔被兄长喇嘛达尔札推翻，而后阿睦尔撒纳等人谋立策妄达什失败，达瓦齐在阿睦尔撒纳的支持下杀死喇嘛达尔札，自立为汗。但达瓦齐同样昏庸无能，嗜酒好杀，导致部众离心，纳默库济尔噶尔趁机反叛，准噶尔陷入一片混乱 。
乾隆帝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的绝佳时机。1755 年，他力排众议，果断决定出兵伊犁，彻底消灭准噶尔汗国。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乾隆帝精心筹备，制定了详细的战略计划。他任命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率领北路军从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出发；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率领西路军从巴里坤出发，两路大军约定在博罗塔拉河会师，然后直捣伊犁 。
清军出征后，进展十分顺利。阿睦尔撒纳和萨喇尔作为先锋，利用自己在准噶尔部中的威望，一路上招降了众多部落。“各部落大者数千户，小者数百户，无不携酒牵羊以降，兵行数千里，无一人敢抗者”。仅仅用了两个月，两路大军就顺利会师，并迅速向伊犁发动总攻。达瓦齐率领一万军队退守格登山，企图凭借天险负隅顽抗。然而，清军将领阿玉锡率领 25 名骑兵趁夜发动突袭，达瓦齐军顿时大乱，纷纷逃散。清军顺势发起进攻，轻松收降了 4000 人，达瓦齐仅带着 200 人仓皇逃走，后被阿克苏回部首领霍集斯擒获，献给了清军 。
平定准噶尔后，乾隆帝深知，要想确保西北边疆的长治久安，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1762 年，他设立伊犁将军，作为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全称为 “总统伊犁等处将军” 。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南北两路，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额尔齐斯河上游，天山南北两路，以及楚河、塔拉斯河一带和帕米尔等地的军政事务 。其职权广泛，不仅统率驻军、考察官吏，还负责屯田置牧、组织生产、核征赋税、巡边守土等重要事务。
在伊犁将军之下，还设有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各级官员，分别管辖伊犁、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区。这些官员协同合作，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统治网络，确保了清朝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理。例如，乌鲁木齐都统负责管理库尔喀喇乌苏、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以及哈密、吐鲁番等地的满汉官兵；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负责巡察东西路卡伦，维护边境安全；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则总辖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哈喇沙尔八大城事务 。
为了加强对新疆地区的军事防御，乾隆帝还从全国范围内调遣兵力，在新疆各地驻扎。这些兵力分为驻防和换防两种，驻防即携眷兵永远驻守，换防则定期轮换。同时，他还设立了卡伦（哨所），在国境线上形成了一道严密的防线，有效地抵御了外敌的入侵 。
此外，乾隆帝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他鼓励屯田，组织士兵和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使新疆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他还重视商业贸易，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促进了当地商业的繁荣 。
乾隆帝平定准噶尔部，统一新疆，并设立伊犁将军进行有效管辖，这一系列举措彻底消除了西北边疆的隐患，将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为后世中国领土的完整与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
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有一个名为廓尔喀的小国，也就是今天尼泊尔的前身。18 世纪后期，廓尔喀逐渐崛起，其统治者野心勃勃，觊觎着西藏的财富和土地 。1788 年，廓尔喀以贸易纠纷和西藏食盐掺土为借口，悍然出兵入侵西藏。他们迅速占领了聂拉木、济咙宗、宗喀宗等地，直接威胁到了西藏的安全 。
驻藏大臣雅满泰急忙调兵遣将，并向乾隆帝上奏。乾隆帝闻讯后，立即抽调四川等地的军队入援西藏。然而，就在清军入藏途中，西藏噶厦却私自与廓尔喀签订了条约，约定每年向廓尔喀支付 300 元宝，连续支付三年，以换取失地 。驻藏大臣及官员不仅私下默许了此事，还向朝廷谎报失地收复，奏凯班师 。
但这只是暂时的和平，三年后，西藏噶厦因人事变动，打算只支付 150 个元宝，这引发了廓尔喀的强烈不满 。1791 年，廓尔喀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这次他们更加深入，甚至攻入了札什伦布寺，将寺内的金银器物洗劫一空 。消息传到北京，乾隆帝勃然大怒，他深知姑息只会让敌人更加嚣张，于是决定彻底解决廓尔喀问题 。
乾隆帝任命福康安为大将军，督办西藏军事，海兰察、台斐英阿为参赞大臣，率领千余精锐踏上远征之路 。福康安不负圣望，他在五十天内行军 5000 华里，迅速抵达西藏，并会合四川、西藏的军队，向廓尔喀发起了猛烈反攻 。清军士气高昂，一路势如破竹，屡战屡胜，接连收复擦木、济咙等地，并越过喜马拉雅山，攻入廓尔喀境内 。
在横河之战中，福康安更是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横河水深流急，廓尔喀兵拆毁桥梁，在南岸高地建木城据守，清军架桥受阻 。福康安当机立断，指挥清军改变战法，一面派惠龄、额勒登保率部正面佯攻，吸引敌人注意力；一面亲自率领主力东取克堆寨，在横河上游北岸搭桥渡河 。经过一番激战，清军成功突破横河防线，继续向廓尔喀首都阳布（今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挺进 。
六、七月间，清军兵临阳布城下，距离廓尔喀首都仅一步之遥 。廓尔喀国王惊恐万分，深知无力抵抗清军的进攻，于是遣使向清军大营请降，许诺永不侵犯藏境 。福康安考虑到清军深入敌境，后勤补给困难，且已经达到了惩戒敌人的目的，便准许廓尔喀归降 。
廓尔喀之役结束后，乾隆帝意识到，要想彻底稳定西藏局势，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改革 。1793 年，他指示福康安等人制定了《钦定西藏章程》，又称《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这份章程对西藏的宗教事务、外事、军事、行政和司法等方面都做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成为了此后 100 余年间西藏的政治、军事、赋税等制度的基础 。
在宗教事务方面，章程确立了金瓶掣签制度，以认定达赖、班禅转世灵童 。具体做法是，清廷特制两个金瓶，一个放置在拉萨大昭寺，一个放置在北京雍和宫 。当需要寻找转世灵童时，将候选灵童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放入金瓶中，由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监督抽签掣定 。这一制度既尊重了藏传佛教的传统，又确保了转世灵童的认定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有效避免了地方势力和宗教上层通过操纵转世灵童来争夺权力和财富的情况 。
在行政方面，章程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地位平等，共同处理政务 。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噶伦以下的各级官员都必须服从驻藏大臣的管辖 。噶伦缺补时，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考察候选人的政绩，提出两个名单，呈报皇帝选择任命 。其余官员则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委任，并颁发满、汉、藏三种文字的执照 。此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世时，其亲属人员不准参预政事，以防止家族势力干预政治 。
在军事方面，章程规定设立 3000 名正规军队，前后藏各驻 1000 名，江孜驻 500 名，定日驻 500 名 。军队的编制、训练、装备等都有详细规定，如代本下设甲本、如本和定本等，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挑选年轻有为者充任，并颁发执照 。军队的装备也进行了规范，十分之五用火枪，十分之三用弓箭，十分之二用刀矛，士兵要经常进行操演，以提高战斗力 。
在财政方面，章程规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收入及开支，驻藏大臣每年春秋两次进行审核，以确保财政的透明和合理使用 。同时，对西藏的税收、贸易等也进行了规范，如政府税收要按照规定的新旧章卡兑换之数折收，公平采买各物，吉隆、聂拉木两地方抽收大米、食盐等税，除非请示驻藏大臣同意，不得私自增加税额 。
在外交方面，章程规定廓尔喀、不丹、锡金等藩属之回文，必须按照驻藏大臣指示缮写 。关于边界的重大事务，要根据驻藏大臣的指示处理 。外方所献的贡物，也须请驻藏大臣查阅 。所有噶伦都不得私自向外方藩属通信，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
《钦定西藏章程》的颁布，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管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它从法律层面巩固了清朝对西藏的主权，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促进了西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此后，虽然历经时代变迁，但这份章程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框架，一直对西藏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
土尔扈特部是我国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原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在明朝末年，厄鲁特蒙古各部之间矛盾不断，准噶尔部逐渐崛起并强势扩张，对其他部落构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寻求和平的生存空间，1628 年，土尔扈特部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带领下，离开原在塔尔巴哈台附近的牧地，踏上了西迁之路 。他们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俄国势力尚未完全控制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 。在这里，土尔扈特部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汗国，过上了相对安宁的游牧生活 。
然而，这种安宁并未持续太久。随着沙俄的不断扩张，土尔扈特部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 。沙俄不仅在政治上对土尔扈特部进行控制，还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试图从文化和精神层面同化这个民族 。在经济上，沙俄对土尔扈特部征收高额赋税，大量征用他们的牲畜和物资，导致土尔扈特部的经济逐渐陷入困境 。更残酷的是，沙俄频繁发动对外战争，每次都强迫土尔扈特部提供大量的青壮年男子充当炮灰 。在漫长的俄土战争中，无数土尔扈特战士血洒疆场，许多家庭因此失去了顶梁柱 。据记载，仅在 1768 - 1769 年的第五次俄土战争中，就有十余万土尔扈特人被征入伍，战后 “死者亦七八万” ，整个部落元气大伤 。
尽管身处异国他乡，遭受着沙俄的残酷压迫，但土尔扈特部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和民族 。他们与清朝和蒙古各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年年向清廷纳贡来表达对中原王朝的认同 。清朝也对土尔扈特人展现出了接纳和关怀，例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相同的满蒙两族和满蒙通婚的民族政策等，都强化了土尔扈特人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 。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康熙帝派遣图理琛出使土尔扈特部，表达了清朝对他们的慰问和关切 。土尔扈特部的首领们也多次表示，他们虽远在异域，但内心始终向往着祖国，“附之（指俄罗斯），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肯为人臣仆” 。
随着沙俄的压迫日益加剧，土尔扈特部的民族危机愈发深重 。到了 18 世纪 60 年代，年轻的首领渥巴锡继承汗位后，亲眼目睹了族人所遭受的苦难，决心带领部众摆脱沙俄的统治，回归祖国的怀抱 。他深知这是一场艰难的抉择，东归之路充满了未知和危险，但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尊严，他毅然决定踏上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
1771 年 1 月 5 日，渥巴锡召集全体部众，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上举行了庄严的动员大会 。他激昂地向大家宣告：“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 这一呼声点燃了土尔扈特人心中的希望之火，得到了全体部众的热烈响应 。于是，在渥巴锡的带领下，约 17 万土尔扈特人毅然踏上了东归之路 。他们烧毁了自己的宫殿和帐篷，驱赶着牲畜，带着对祖国的无限向往，向着东方前进 。
东归的路途异常艰难，他们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时刻防备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 。当时正值寒冬，大雪纷飞，道路被积雪覆盖，行军十分困难 。土尔扈特人只能在冰天雪地中艰难前行，许多人因饥寒交迫倒在了路上 。而沙俄得知土尔扈特部东归的消息后，立即派遣哥萨克骑兵和其他军队进行追击 。在奥琴峡谷，哥萨克骑兵抢先占据了险要地形，企图拦截土尔扈特人 。渥巴锡临危不惧，他亲自率领精锐部队，采用侧翼包抄的战术，向哥萨克骑兵发起了猛烈攻击 。经过激烈的战斗，土尔扈特人成功突破了哥萨克骑兵的防线，为东归之路打开了通道 。
然而，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在穿越哈萨克草原时，土尔扈特人遭遇了哈萨克联军的多次袭击 。哈萨克人在沙俄的怂恿下，对土尔扈特人进行了残酷的杀戮和抢劫 。土尔扈特人一边战斗，一边前进，他们的队伍不断减员，物资也越来越匮乏 。在一次战斗中，土尔扈特部的后卫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许多妇女和儿童也惨遭杀害 。但这些困难并没有吓倒土尔扈特人，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对祖国的坚定信念，继续奋勇前行 。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跋涉，土尔扈特部终于抵达了伊犁河流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此时，他们出发时的 17 万人只剩下了不到 7 万人，几乎损失了一半以上的人口 。但他们的回归，却让整个清朝为之振奋 。乾隆帝得知土尔扈特部东归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妥善安置他们 。他派遣官员前往伊犁，为土尔扈特人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包括粮食、衣物、牲畜等，帮助他们解决了生活上的燃眉之急 。
为了表达对土尔扈特部回归的重视和欢迎，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渥巴锡等人 。他册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意为 “英勇之王”，对土尔扈特部的其他首领也分别进行了册封和赏赐 。在接见过程中，乾隆帝用蒙古语与渥巴锡亲切交谈，询问他们东归的经历和困难，并对他们的爱国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 。乾隆帝还命人在承德避暑山庄外的普陀宗乘之庙前竖立石碑，刻下《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以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 。
随后，乾隆帝将土尔扈特部众妥善安置在新疆等地，让他们重新过上了安定的游牧生活 。他还在土尔扈特部实行盟旗制度，将其分为东、南、西、北四路，设四个盟，每个盟都设立盟长，由清朝政府任命 。通过这种方式，既保障了土尔扈特部的相对自治，又加强了清朝对他们的管理和控制 。在清朝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土尔扈特部逐渐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为新疆地区的开发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
土尔扈特部的东归，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它展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土尔扈特人不畏艰险，毅然回归祖国，这种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 。而乾隆帝对土尔扈特部的热情接纳和妥善安置，也彰显了他作为一代帝王的胸怀和远见，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在清朝乾隆年间，文化领域迎来了一项举世瞩目的浩大工程 ——《四库全书》的编纂 。1772 年，乾隆帝望着宫中丰富的藏书，又念及民间散落的无数典籍，心中涌起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将天下书籍汇聚一堂，编纂一部前所未有的巨型丛书 。于是，他下令开设 “四库全书馆”，一场大规模的征书活动就此拉开帷幕 。
为了征集到更多的书籍，乾隆帝向全国各地发布谕旨，鼓励藏书家踊跃进献。他承诺，对于进献书籍的人，将给予丰厚的奖赏 。这一举措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各地的藏书家纷纷将自己珍藏的善本、孤本送到京城 。据记载，当时征集到的书籍数量多达万余种，涵盖了从先秦到清初的各个历史时期 。
有了丰富的书籍来源，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乾隆帝任命了一批当时最杰出的学者参与其中，其中纪晓岚担任总纂官，成为整个编纂团队的核心人物 。纪晓岚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他凭借着自己卓越的学术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带领着众多学者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 。在他的主持下，编纂团队制定了详细的编纂计划，对书籍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分类、校勘和注释 。
整个编纂过程历时十年之久，期间学者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们每天都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查阅、比对、考证，力求做到准确无误 。为了保证编纂质量，四库全书馆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对学者们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估 。例如，规定每人每天抄写的字数，完成任务者奖励，完不成者受罚；对于校勘工作，也有明确的标准，如发现一处错误，校勘者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学者们都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 。
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这部汇聚了无数心血的《四库全书》终于编纂完成 。全书共收录古籍 3500 余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科技、医学等各个领域，堪称古代典籍的集大成之作 。其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在当时的世界上都首屈一指 。
《四库全书》的编纂，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它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整理，许多濒临失传的古籍因此得以保存和流传 。例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大量的佚书，如《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这些书籍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具有极高的价值 。通过编纂《四库全书》，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
然而，在编纂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备受争议的行为 。乾隆帝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加强思想控制，在编纂过程中对一些所谓 “违碍” 书籍进行了禁毁和篡改 。据统计，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被禁毁的书籍多达三千余种，数量几乎与收录的书籍相当 。这些被禁毁的书籍中，不乏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的作品 。例如，涉及反清思想、民族矛盾的书籍，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详细记录了清军入关后的暴行，这些书籍被列为禁书，遭到了彻底的销毁 。一些与程朱理学不符的书籍，以及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书籍，也未能幸免 。
除了禁毁书籍，乾隆帝还对一些书籍进行了篡改 。他要求编纂者对书中的一些敏感词汇、语句进行修改，以符合清朝的统治需要 。例如，将岳飞《满江红》中的 “胡虏” 改为 “匈奴”，将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改为 “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渴饮盈腔血” 。这种篡改行为严重破坏了古籍的原始面貌，使得后人在研究历史时难以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 。
《四库全书》的编纂，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它是乾隆帝文治的重要体现，展示了清朝在文化领域的繁荣和成就 。但其中的禁毁和篡改行为，也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专制和狭隘 。对于这部巨著，我们应该以客观、全面的态度去看待，既要肯定它对文化传承的贡献，也要认识到它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 。
18 世纪末，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急需开拓海外市场以倾销商品和获取原材料 。而中国，这个拥有庞大人口和丰富资源的东方大国，成为了英国眼中极具潜力的目标 。1792 年 9 月 26 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庞大使团，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浩浩荡荡地驶向中国 。他们打着为乾隆皇帝祝寿的旗号，实则怀揣着打开中国市场的勃勃野心 。
经过近一年的海上航行，1793 年 8 月，马戛尔尼使团终于抵达中国天津大沽口 。使团带来了众多代表当时英国先进科技水平的礼物，包括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还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等工业机器，以及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 。这些礼物不仅是英国向中国展示其科技实力的手段，更是他们试图吸引中国对西方工业产品兴趣的 “敲门砖” 。
在与清朝官员的接触中，马戛尔尼逐渐提出了英国的通商诉求 。他希望中国能够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除了广州之外，还能在浙江宁波、珠山（今舟山群岛）、天津等地进行贸易；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商馆，以便更好地开展商业活动；请求割让珠山附近的一个小岛，作为英国商人的居留地和货物存放处；同时，还希望减少英国商品在中国的关税，以及允许英国商船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 。这些要求，无疑是英国试图打破中国现有的贸易体制，将中国纳入其全球贸易体系的大胆尝试 。
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马戛尔尼使团 。对于英国使团带来的礼物，乾隆皇帝虽然表面上表示欣赏，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些礼物背后所代表的西方科技和工业革命的巨大变革 。在他看来，这些不过是一些新奇的玩意儿，无法与中国悠久的文化和传统相媲美 。
当马戛尔尼提出通商请求时，乾隆皇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敕谕中明确表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帛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 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乾隆皇帝的 “天朝上国” 思想，他认为中国自给自足，不需要与外国进行贸易，之所以允许外国商人在澳门进行贸易，只是出于对他们的 “体恤” 。
乾隆皇帝拒绝英国通商请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清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来事物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 。在乾隆皇帝看来，开放通商口岸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外国人的涌入可能会扰乱社会秩序，西方文化的传播可能会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其次，清朝的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商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对对外贸易的需求并不迫切 。此外，乾隆皇帝对英国的真实意图心存疑虑，担心英国的通商请求背后隐藏着政治和军事目的 。
乾隆皇帝拒绝英国通商请求的决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虽然维护了清朝的传统朝贡体系和国家主权，但也错失了一次与西方进行交流和学习的重要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列强的实力不断增强，而中国却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半个世纪后，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失败，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预示着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模式即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
乾隆在位的六十余年，无疑是清朝历史乃至中国古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以雄才大略和坚定决心，在军事上平定准噶尔、反击廓尔喀、迎接土尔扈特部东归，极大地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 。在文化领域，主持编纂《四库全书》，虽夹杂着思想控制的目的，但不可否认其对文化传承的巨大意义，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
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无情地向前滚动，乾隆帝晚年的一系列决策，却为清朝的未来埋下了隐患 。他沉溺于 “天朝上国” 的迷梦之中，拒绝英国通商请求，坚持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逐渐与世界发展的潮流脱节 。官场腐败在和珅等权臣的影响下愈演愈烈，耗费大量财力的南巡等活动，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社会矛盾悄然积累 。
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望，乾隆帝既是一位伟大的君主，带领清朝走向繁荣昌盛，又是一位时代的局限者，未能预见世界的变革而及时调整国家的航向 。他的功与过，都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时刻提醒着后人，在追求国家发展与进步的道路上，既要珍视先辈留下的遗产，也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敏锐的洞察力，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 。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