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一漫长的等待，并非历史的疏忽，其背后是蒙古文独特的文字特性、草原文明的流动形态，以及技术条件等因素的重重限制。

一千年前，北宋发明家毕昇以胶泥活字冲破了手抄和雕版的桎梏，点燃了人类知识传播的火种。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 直到近九百年后，蒙古文铅字印刷术才姗姗来迟。

这一漫长的等待，并非历史的疏忽，其背后是 蒙古文独特的文字特性、草原文明的流动形态，以及技术条件等因素的重重限制。

▲特睦格图。

1922年，这个难题终于被破解——来自内蒙古的 特睦格图，汉名汪睿昌，熔铸出第一个蒙古文铅字，随后又创制了满文、藏文铅字印刷，完成了我国印刷史上的一项创举。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 抢在帝国主义之前，成功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的活字印刷技术，这项发明不仅让草原文明搭上现代印刷技术的快车，更在文化领域的战场上，为民族团结和国家尊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蒙古文活字技术的尝试

汉字是独体字，单个字之间可以随意组合，它的产生和演变体现了先人的智慧和思维方式。也正因汉字的独体字特征，活字印刷技术方才应运而生，进而发扬光大。

欧洲的语言虽与汉语不属同一语系，但字母组合的行文方式与汉字十分相似，因此活字印刷技术传入欧洲后，便迅速呈现燎原之势。

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里，还有着 与汉字书写方式差异较大的文字体系，比如蒙古文。

中国蒙古族使用的文字是由畏兀儿蒙古字逐渐演变、完善而来的，行文方式是自上至下、从左到右。

▲《蒙文启蒙》。（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作为一种拼音文字，蒙古文的每个字母都有词首、词中、词尾等变化体。 特殊的拼写方式，使得传统蒙古文很难与活字印刷技术相适应。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来的九百年间，蒙古文的印刷还停留在雕版阶段，在清末则引入了欧洲石印技术。前者需要手工刻板，后者则采用化学物质腐蚀石材形成印版。无论是雕版还是石印，其效率与活字印刷技术相比简直判若天渊。

历史上不乏尝试蒙古文活字印刷技术的先例。清宣统年间，通晓蒙古文的学者黄序东等人虽曾多次尝试，终因种种条件所限，均未取得成功。

▲清内府刻蒙古文《甘珠尔·秘密经》佛像插画雕版、《甘珠尔·诸品经》雕版。（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民国初年，列强如饿狼般紧盯着北疆大地，不仅武力染指，还在文化上渗透，妄图将满蒙从中华大家庭里分离出去。

俄国和日本相继尝试用活字印刷出版蒙古文杂志，但所印制的蒙古文字不仅形体难辨、工料毛糙、还存在着字母间衔接不畅等硬伤。尽管如此，俄、日当局仍将相关技术列为机密严加保守。

此时， 创制蒙古文活字技术、抵制文化渗透，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成为与列强抗争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特睦格图挺身而出。

（二）特睦格图其人其事

1889年1月8日，特睦格图出生于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今赤峰市喀喇沁旗）大西沟门村的一个平民家庭。因其聪敏好学、积极上进，被时任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以下简称贡王）收为义子，并推荐到旗内的崇正学堂学习。

特睦格图学习刻苦、成绩出众， 不仅掌握了满、汉、蒙古、藏四种语言文字，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了很大进步。毕业后，特睦格图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之一，赴北京的东省铁路俄文学堂专攻俄语。

1906年冬，特睦格图进入东京振武学堂陆军士官科学习，毕业后又转入东京慈慧医科学校攻读西医技术。

▲特睦格图创制蒙古文铅字印刷的支持者，中间为老年时的贡桑诺尔布。（图片来源：喀喇沁旗王府博物馆）

在六年的留学生涯里，特睦格图接触到了先进的文化知识，极大地开阔了眼界。 1912年，他怀着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回到了祖国。

特睦格图在家乡行医年余，目睹当地百姓蒙昧落后的状况，倍感痛切。他意识到， 唯有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与思想觉悟，方能从根本上振兴国家。

1914年，贡王受袁世凯邀请任蒙藏院总裁，特睦格图以首席翻译官的身份一同赴京，弃医从文。工作之余，特睦格图一心致力于中华各民族文化典籍的整理与翻译事业，还经常组织各族爱国志士共议救国救民之道。

特睦格图逐渐意识到， 加大民族文字的印刷出版对于普及教育、传播文化，深化“五族共和”的理念至关重要。

▲蒙古文铅印过程的铸字、检字和排版工序。

特睦格图决心研制蒙古文活字印刷技术，并对中外各类印刷工艺作了充分研究。随后，他以牛角为材料，精雕细琢、反复摸索，最终制造出 八十五个蒙古文字母印模。

然而在实际印刷中，这些牛角字模暴露出字母间衔接不畅以及挂边沾墨、观感不佳等问题。

特睦格图并未气馁，转而选用黄杨木等多种材质进行雕刻实验，但均以失败告终。

因连年试验耗费颇多，特睦格图陷入贫困境地。

1919年，在贡王的资助下，特睦格图数次赴天津学习雕刻技术。经过深入琢磨和不断摸索，最终成功研制出 金属字模，又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检验和技术完善， 1922年冬，我国首套蒙古文铅字印刷术终于问世。

（三）以铅字铸就的民族文化丰碑

蒙古文铅字印刷术创制成功后，特睦格图与在京蒙古族进步人士写出“蒙古文铅字说明书”。

1924年，民国政府农商部正式对该项发明进行表彰， 授予三十年专利证书，并特许免除相关捐税。与此同时，特睦格图团队研发的 满文铅字技术也获得成功。

▲中华民国政府农商部为蒙古文铅字颁发的褒状。

1925年，特睦格图与同乡友人集资，在北京开办了 “蒙文书社”， 开始系统化、大批量地翻译、印制书籍和报刊，各地的蒙古文印刷厂也纷纷兴办起来。随后，许多来自内蒙古、东北、西北乃至欧洲的人都慕名来书社学习。

“蒙文书社”出版发行的书籍不仅有《三国演义》《西汉演义》《聊斋志异》等传统经典，还包括 民族史志类书籍以及大量政府书报和公牍，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以及政府政令的传达。

此外，书社还承接民族地区的初级、中级学校以及北京蒙藏高等学校 教科书印制工作，对中国早期的民族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蒙文书社”出版发行的部分书籍。

1925年，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 内蒙古地区第一份革命刊物《蒙古农民》问世。该刊全部由蒙藏学校学生，蒙古族革命先驱人物多松年、乌兰夫、奎璧等人编辑和征订，并被中共北方区委确定为蒙藏学校党组织刊物。

《蒙古农民》传播到内蒙古各地后，成为我党开展民族工作、唤醒各族民众参加反对封建军阀和王公统治的重要宣传阵地。

特睦格图非常支持边疆地区的民主革命运动，《蒙古农民》能够顺利出版印刷，离不开他的大力支持。此外，特睦格图利用蒙文书社的便利条件，印刷了许多革命宣传品， 为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活动提供舆论支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传播。

同年，特睦格图受段祺瑞政府委托，为给九世班禅驻北京办事处提供便利，成功创制藏文铅字。

▲蒙藏文铅字创造者宣传图。

1930年，特睦格图赴南京在教育部门任职，“蒙文书社”也于同年秋迁至南京。

1932年初，日军炮轰南京城，“蒙文书社”业务被迫暂停。

目睹日寇铁蹄践踏祖国山河的暴行，特睦格图在极度的愤恨与忧思中耗尽心力，于1939年5月溘然长逝。

▲特睦格图生平陈列馆。

特睦格图毕生致力于民族语言文字事业，经他主编、翻译、出版的蒙古、满、汉、藏文历史和现代书籍多达50余种，刊印总量超过10万册。他创办的“蒙文书社”为新中国培养出第一代少数民族印刷技术人才，这些骨干后来成为民族语文印刷领域的中坚力量。

在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侵华策略以及鼓吹“元清非中华”等邪恶论调之时，满、蒙古、藏文铅字印刷技术的成功创制， 不仅守护了民族文化血脉，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更以实实在在的文明成果粉碎了侵略者的文化殖民阴谋，为凝聚全民族抗战意志作出了独特贡献。

▲铸字机和印刷机。

随着印刷技术从“铅与火”的历史迈入“电与光”的新时代，蒙古文铅印技术虽存世不到百年，却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特睦格图用毕生的实践证明：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命力，永远超越任何分裂势力的妄想。历史将永远铭记那些为民族团结和文化传承鞠躬尽瘁的践行者。

来源：草原古都生活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