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月11～12日，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毛里求斯，并作为主宾出席毛里求斯国庆日庆典活动，这是莫迪自2015年以来再次访问这个印度洋岛国。访问期间，双方同意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强化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也是印度与印度洋周边国家首次建立类似关系。
3月11～12日，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毛里求斯，并作为主宾出席毛里求斯国庆日庆典活动，这是莫迪自2015年以来再次访问这个印度洋岛国。访问期间，双方同意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强化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也是印度与印度洋周边国家首次建立类似关系。
本次访问期间，莫迪还推出了印度的“马哈萨迦”（MAHASAGAR）全球南方新愿景，即“相互与全面促进跨地区同安共荣”，新愿景聚焦贸易发展、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建设和相互安全。莫迪称，毛里求斯是印度与全球南方沟通的桥梁。十年前，莫迪就在毛里求斯推出了印度的“萨迦”（SAGAR）愿景——“地区同安共荣”，作为印度的印度洋地区治理构想。新愿景是“萨迦”愿景的延伸，突出了跨区域性、全球南方与印度的资源承诺。综合来看，从“萨迦”到“马哈萨迦”，印度旨在强化其在印度洋的领导角色。
2025年3月12日，毛里求斯政府授予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印度洋之星与钥匙最高统帅勋章”。图为授勋后莫迪与毛里求斯总统戈库尔（中左）、总理拉姆古兰握手。
主导印度洋的夙愿
作为印度洋沿岸大国，印度长期具有主导印度洋的战略诉求，认为印度洋是“印度的洋”，是其天然势力范围。早在冷战时期，1971年英国自“苏伊士运河以东”撤离后，为避免域外大国染指印度洋，印度发挥其外交影响，积极支持印度洋沿岸及区域内国家提出的“印度洋和平区”倡议，阻止域外力量军事介入该区域。尽管如此，英国的撤离并未导致印度洋出现“权力真空”，而是实现了对美“权力转移”。出于与苏联开展全球争霸的需要，早在1960年，美国就向英国“献计”将迪戈加西亚岛与毛里求斯分离，让英国建立独立的“印度洋领地”，并为后续英美联合建设军事基地“铺路”。这为后来毛里求斯与英国长达数十年的查戈斯群岛领土争端埋下“祸根”，直到2024年两国才取得谈判进展。1966年，英美秘密签署了在迪戈加西亚岛建设军事设施的换文，美国欲在印度洋打造“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对此，印度坚决反对，担忧引发大国军备竞赛并导致印度洋地区军事化。因此，此次访问毛里求斯时，在其关切的查戈斯群岛问题上，莫迪表示充分尊重毛里求斯主权，强调印度将在科伦坡安全会议、环印度洋联盟与印度洋会议等机制下与毛方扩大合作。
不过，整个冷战时期，印度受力量与资源局限，及长期“重陆轻海”思维的影响，对印度洋显得有心无力。冷战结束后，印度利用地缘优势，致力于将本国构建为陆海复合型大国，对印度洋奉行“门罗主义”，追求印度的区域主导权。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维护印度近海安全、海上商贸通道安全和海洋经济发展权益；二是在关键时候发挥对华“以海制陆”作用，弥补在中印边境上的对华实力差距；三是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战略需要。为此，印度在战略层面进行了规划部署。2007年，印度发布首份海洋战略文件《自由利用海洋：印度的海洋军事战略》，2015年又发布了修订版《确保海洋安全：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首次强调印度在印度洋的“净安全提供者”角色，主张海上控制。随着美国调整全球战略，叠加美印联合制华的战略需要上升，美印关系不断升级。印度被纳入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成为美国在印度洋“责任推卸”的对象，美国鼓励印度在该区域分摊美方的秩序维护成本。2015年，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支持印度的地区“净安全提供者”角色，该报告的2017年版也首次明确支持印度在印度洋地区安全中的领导角色。
介入印度洋的策略
为实现主导印度洋的战略目标，印度结合了军事与外交、硬实力与软实力等多元手段介入印度洋事务。
第一，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提升海上监测和快反能力。建立一支可维持远洋作战的“蓝水海军”是印度提升海洋控制的前提。近些年，印度注重前沿军事存在建设和区域拒止能力发展。一方面，加速推进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军事基地建设，同时提升海军军费预算，在现代化改造方面给予资源倾斜。2025～2026财年，印度总军费预算增长了9.53%。印度国防部还将2025年列为“改革年”，强调科技赋能和协同作战能力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岛国外交”，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塞舌尔和科摩罗等地处重要战略位置的印度洋岛国加大战略投入，强化与他们的军事及海洋安全合作，利用这些国家的地缘优势和技术劣势渗透军情力量，提升印度的区域监控能力和前沿存在。
第二，开展援助与人文交流等软实力外交。向印度洋沿岸国家提供发展与安全援助是印度强化区域影响力的重要手段。这些援助多聚焦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项目、农业与海洋经济、安全能力建设、金融与技术援助等。例如，印度向马尔代夫提供金融援助；向毛里求斯援建新议会大楼、援助社会发展项目、支持该国发展蓝色经济、提高海域态势感知能力等。同时，印度还利用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历史联系、文化纽带及庞大的海外印度裔群体力量，强化与地区国家的人文交流，其举措包括提供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联合举办文化活动、强化智库交流等。
第三，引领印度洋地区治理体系建设。在地区机制建设方面，印度积极发挥“领导者”角色，主导建设了从多边到全区域、涵盖不同议题的多个区域合作机制，涉及海上安全、信息共享、能源转型、基础设施建设、防灾减灾、蓝色经济、渔业管理等领域。此外，向地区国家提供区域公共安全产品，扮演地区危机“第一响应者”角色，通过贡献资源来缓解或预防区域危机也是印度的重要手段，其举措包括灾害救治、提供医疗产品、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气候变化等。例如，在新一轮巴以冲突引发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频繁袭扰与以色列相关的过境商船，酿成“红海危机”的背景下，印度海军在2024年成功开展红海护航行动，这成为印度引以为傲的“谈资”。印度加强在西北印度洋的战略存在，还可服务于其未来建设“印度—中东—欧洲走廊”（IMEC）的战略考量。
第四，全方位强化印度的对外叙事能力和形象塑造，提升国际话语权。其具体举措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造词”标签化印度的身份，向地区国家灌输印度作为地区领导角色的意识。例如，印度自我标榜为印度洋地区危机的“第一响应者”，这一概念旨在向地区国家传达印度的安全承诺。又如，“萨迦”“马哈萨迦”愿景实质是通过概念化，强化印度的区域治理贡献和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者”形象，通过向区域国家提供政策确定性，来增强其地区领导力。另外，印度还通过自诩“民主之母”来提升与区域国家的价值观认同和“民主国家”身份认同。二是通过“吹捧”印度的贡献来塑造自身“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例如，印度在不同国际场合，尤其是在与全球南方国家互动时，反复自我吹捧在2023年担任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轮值主席国期间的贡献，包括推动G20扩员、吸纳非洲联盟进入G20等。又如，通过创办“全球南方之声”峰会，鼓吹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视和贡献，展现其全球南方领导者形象。此外，在与西方国家的战略互动中，印度还常以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代言人”自居，既在西方提升了谈判地位，又在全球南方国家赢得了负责任的“美誉”。
喜忧参半的成效
客观而言，上述策略达到了一定效果，提升了印度的地区号召力和区域秩序塑造力，赢得了部分国家的赞誉。例如，此次莫迪访问毛里求斯期间，毛里求斯政府便授予了莫迪该国最高荣誉——“印度洋之星与钥匙最高统帅勋章”（毛里求斯被外界广泛誉为“印度洋上的星与钥匙”），莫迪是首获此殊荣的印度人。尽管如此，印度致力于主导印度洋的战略雄心与现实仍存一定距离，印度版“门罗主义”也缺乏实现基础。
第一，美国并未从印度洋地区撤离。美国在该区域向印度“责任推卸”旨在让其分摊维护地区秩序与制衡中国影响力上升的成本，作为“离岸平衡手”，美国会在必要时随时介入该区域。例如，为威慑胡塞武装和伊朗，今年3月美国强化了在迪戈加西亚岛的军事存在；2024年10月，英国虽与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主权问题达成历史性协议，但英国同意归还后者该群岛主权的前提是，确保未来99年迪戈加西亚岛军事基地的正常运行。
第二，印度在解决该地区问题上“承诺多，兑现少”，能力较为有限。例如，印度虽自诩为印度洋地区危机的“第一响应人”和“净安全提供者”，但面对孟加拉国关切的“罗兴亚人”问题时，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导致孟加拉国不得不向域外求援。
第三，印度的干涉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遭致部分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反感。例如，笔者2024年在孟加拉国工作期间，切身感受到孟社会反印情绪之浓厚，这源于印度长期利用公共河流、宗教、边界移民、贸易等问题对孟实施干涉和打压。又如，2024年巴基斯坦指责印度长期支持其国内恐怖主义势力等。
第四，印度的战略目标与战略主张之间存在逻辑悖论。印度一方面寻求主导印度洋，另一方面又宣称应建设“自由、开放与安全”的印度洋。印度若想真正成为负责任的地区大国，还需展现更多大国胸怀、大国担当和大国责任。切勿“身体”在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20世纪。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5年第8期，如订购杂志，请登录《世界知识》官方微店。
来源：世界知识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