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的集体误判：全球首项生态陷阱风险评估出炉

摘要：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的今天，生态陷阱（Ecological Traps）和进化陷阱（Evolutionary Traps）成为生态学研究中的关键概念。生态陷阱是指环境发生变化，动物依旧根据旧经验做决策，最终生存失败。例如，鸟类被玻璃建筑反射的天空所迷惑而撞

本文来源：“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的今天，生态陷阱（Ecological Traps）和进化陷阱（Evolutionary Traps）成为生态学研究中的关键概念。生态陷阱是指环境发生变化，动物依旧根据旧经验做决策，最终生存失败。例如，鸟类被玻璃建筑反射的天空所迷惑而撞击致死，昆虫被路灯吸引而暴露于捕食者之下。进化陷阱则指演化赋予动物生存本能，这种本能却在新环境中成为致命负担。这类现象虽然不为人熟知，却正在悄然影响全球野生动物的行为、分布乃至生存前景。

在众多受影响的物种中，蝙蝠由于具有独特的生态与行为特征，成为研究生态陷阱的理想对象。蝙蝠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地，种类超过1400种，承担着传粉、种子传播和昆虫控制等关键生态功能。然而，蝙蝠对环境的高度依赖使得其在遭遇人类制造的“伪优质”环境时，非常容易被误导进入低质量甚至危险的栖息地。

Graphical abstract, 来源: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06320725001478

在这一背景下，“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小编注意到，Krizler C. Tanalgo 等人在2025年3月25日于《生物保护》期刊（Biological Conservation）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蝙蝠对生态和进化陷阱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 of bats to ec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traps）。该研究在全球尺度系统性评估蝙蝠易感生态陷阱与进化陷阱的风险，揭示了促使蝙蝠误入人类环境陷阱的关键生态特征。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理论空白，也为城市生态规划与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重要启示。

生态陷阱的核心在于影响动物对环境线索（Environmental Cues）的感知与判断机制。许多物种经过长期演化积累了对“优质环境”识别能力，比如偏好开阔地、食源密集区域或高温避风的栖息地。与鸟类、昆虫等物种相比，蝙蝠在生态陷阱研究中长期被低估。但正是蝙蝠的这些本事——夜间活动、回声定位、高空飞行使其成为极易误入陷阱的类群。人类活动并不总是直接摧毁环境，大多数时候改变环境内在而保留“外壳”。对蝙蝠来讲，这种“看起来像适宜的地方”，却是导致生存失败的情境。灯光吸引蝙蝠觅食，但在城市中却带来更高的碰撞风险，光污染还会减少蝙蝠的觅食活动；农田看似资源丰富，实则昆虫匮乏、化学污染严重——这些原本被蝙蝠识别为“优质栖息地”的环境，被人类改造后，保留了外在特征，却失去了真正的生态价值，演变为致命的生态陷阱。蝙蝠依赖进化赋予的本能做出选择，却在现代世界中被误导走向错误的方向，这正是生态陷阱的隐蔽性与危险性所在。

为什么这些蝙蝠会被“伪信号”骗到？答案就在于它们太依赖演化带来的“经验主义”。蝙蝠进化出了高度复杂的回声定位系统和行为模式，这些能力在过去的百万年中让它们成为夜空的霸主。但如今，环境变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它们的适应速度。就像一个经验老道的旅行者，如果地图标错了路口，他反而更可能自信满满地走向错误方向。聚群的蝙蝠往往“集体行动”，一旦某个群体被诱导至错误地点，后果是“成批失败“。

研究人员采用文献计量与与生态统计建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Google Scholar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检索了近20年关于“蝙蝠+生态陷阱或进化陷阱”的所有已发表文献。最终筛选出486篇高质量研究，涵盖64个国家、涉及318种蝙蝠，构成了全球最系统的EETs数据集。在使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将物种是否易受陷阱影响作为响应变量，生态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后，将控制地理区位作为随机效应因素。最后的研究发现令人震惊：在目前已知的蝙蝠物种中，约有24%的物种曾被观察到受到EETs的潜在影响。其中，城市化是最常见的陷阱诱因，影响了至少66%的案例，其次为能源开发（37%）、农业（25%）与工业设施（25%）。

全球不同国家蝙蝠陷阱记录的分布和所处的环境类型（如城市化、农业、能源开发等）,

Krizler C. Tanalgo, Kier C. Dela Cruz, Danilo Russo, Susceptibility of Bats to Ec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Trap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Volume 305, 2025, https://doi.org/10.1016/j.biocon.2025.111110.

从物种特征来看，研究颠覆了一个普遍的直觉假设——被认定为“非濒危”的蝙蝠反而更容易陷入陷阱，即分布广泛、食性多样、体型较大、常常聚集的蝙蝠，更容易“中招”。为什么？因为他们“太适应”人类世界了。城市化让这类蝙蝠频繁接触人类活动区域，夜间的灯光、人工建筑、农业景观……这些新线索成为了蝙蝠的行为指引，而一旦这些线索是“伪优质”的，就形成了陷阱。

研究过程中，科学家将生态陷阱按机制分为三类：

1. 吸引型陷阱：原本吸引蝙蝠的信号变得危险（如灯光、虫源、气味）；

2. 退化型陷阱：蝙蝠原本喜爱的地方被破坏（如建筑扰动、栖息地消失）；

3. 复合型陷阱：前两者同时存在，形成双重打击。

从蝙蝠自身的行为来看，“觅食+通勤”这一组合行为最容易出事，占到所有陷阱记录的59%。也就是说，在它们飞来飞去、捕食虫子、回巢哺育幼崽的途中，危险无处不在。比如，一只在水泥城市中生活的蝙蝠，可能在夜间灯光诱惑下飞行，撞上玻璃墙、被车辆击中，或因食源聚集过度暴露在捕食者下。

尽管蝙蝠已被纳入多项野生动物保护议程，但这项研究提醒我们，当前的保护策略仍存在明显的盲点。许多保护资源仍倾向集中于濒危蝙蝠种群，而忽视了那些广泛分布、生态适应力强的“非濒危”蝙蝠。研究表明，这些物种频繁与人类环境接触，更容易受到生态陷阱的误导，却缺乏足够的保护关注。现有措施多聚焦于栖息地建设或种群数量监测，缺乏对行为风险与环境互动的系统识别，导致一些看似“友好”的城市绿地、夜间灯光景观、人工建筑成为隐形杀手。一些保护干预仍以传统“保护区思维”为主，忽视了城市、农业和能源开发区等高人类活动强度地区的潜在风险分布，造成资源配置上的错位。

因此，未来的蝙蝠保护策略亟需从“物种中心”走向“风险中心”。这意味着不仅要看一个物种是否濒危，更要关注它是否暴露于陷阱环境中，是否具备高行为敏感性和误导风险。从实践上看，可通过引入陷阱风险建模、推动行为生态导向的城市设计、改进风电与基础设施布局，以及加强对广布型物种的监测，来提升保护干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公众参与和生态意识的转变也尤为重要，让更多人理解“不是所有绿色都等于安全”，避免在好心的“绿化”中反而误导了野生动物。

这项研究不仅对蝙蝠具有指导意义，也为保护其他高度依赖环境线索的动物类群提供了新思路。候鸟、昆虫、两栖动物、鱼类等物种，同样可能因人类改变光照、气味、水流、地形等环境信号而误判栖息地，陷入进化陷阱。候鸟在迁徙过程中可能被城市灯光引导偏离航线；昆虫被灯源吸引却无法完成繁殖；青蛙和蟾蜍对人造噪音或湿地仿建区域产生错误判断，延误繁殖时间；而一些鱼类在河道整治后“读不懂”水流走向，从而错过产卵场所。这些问题的共通点在于：我们改变了环境的物理结构与信息线索，但动物还在用旧的“感知系统”做判断。

因此，未来的野生动物保护，不应仅停留在“增加生境面积”或“扩大种群数量”的层面，更应深入理解动物如何“感知世界”，并尽力减少我们人为建构的信息误导。真正有效的共生，不仅在于给它们空间，更在于不给它们错的方向。这是一种更具生态敏感性的保护观，也是一种对多物种共处逻辑的更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