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长卷中，两汉之际的货币衰变与制度转型构成了极具警示意义的篇章。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二百年间，从汉武帝的平准均输到王莽的托古改制，再至光武帝的军事化重构，帝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货币经济巅峰坠入实物经济深渊的戏剧性转折。
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长卷中，两汉之际的货币衰变与制度转型构成了极具警示意义的篇章。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二百年间，从汉武帝的平准均输到王莽的托古改制，再至光武帝的军事化重构，帝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货币经济巅峰坠入实物经济深渊的戏剧性转折。
这一过程不仅折射出中央集权体制下经济统制的内在悖论，更暴露出国家权力过度干预市场引发的系统性危机：当汉武帝通过垄断铸币、盐铁专营构建起覆盖全国的国有经济网络时，看似强化的财政汲取能力，实则以摧毁民间物流体系、瓦解区域分工为代价。
至西汉末年，编户齐民制度的崩溃与庄园经济的崛起，标志着中央政权已丧失对基本经济单元的控制；王莽改制试图以儒家理想重塑经济秩序，却在货币超发与土地国有化的泥潭中加速了体制的瓦解。
最终，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以军事化手段重构统治基础，却将经济体制永久固化为豪强主导的实物形态。这段历史揭示的不仅是王朝兴替的表象，更是制度刚性如何通过经济管道腐蚀社会根基的深层逻辑——当国家机器的运转依赖对市场机制的持续破坏时，其统治合法性的消解便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平准均输制度，表面上是为平衡物价、调节物资流通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其深层机制实为建立以少府、水衡都尉为核心的国有经济体系，通过垄断铸币权（上林三官铸造五铢钱）和控制跨区域物流网络，将全国范围内的大部分跨区域商业利润收归皇室财政。
与此同时，民营经济的结构性萎缩也发生了。汉武帝推行的"算缗令"与"告缗令"，让全国范围内的中产之家大抵皆破，侥幸逃脱劫难的百姓家庭，也开始藏匿资产，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再积极蓄积财富，有好吃好喝和美衣服也藏起来，不想让人看见，以防被人惦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间消费意愿丧失或萎缩，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之前服务于消费经济的众多产业生产。
消费萎缩，生产随之萎缩，百姓的货币收入进而减少，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商品经济不可避免地崩溃了，通货紧缩也就发生了
问题是，西汉王朝的公府财政，也就是算赋、口钱等人头税来源的货币税收和盐铁官营的收入，主要开支项是修葺武器车马、官俸，余钱则划入禁钱，归属于皇帝私有；而帝室财政，来自于少府、水衡都尉的经营，包括铸钱、平准均输和各地皇室产业的收入，也是以货币收入为主。
当商品经济萎缩，货币经济崩溃，定额的人头税以及变相人头税（盐铁摊派）带来的人身负担，会被通货紧缩逐步放大；各种在市场上寻租获取超额利润的皇室垄断产业收入，也不可避免的减少，尽管这个进程并不会特别快速。
在汉元帝时代，曾经短暂地废除盐铁专卖，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由于天变发生，元帝下诏，废除了盐铁官，停止了专卖制度。然而，仅仅三年后，永光三年（前41年），汉元帝又下诏恢复了盐铁官，理由是“用度不足”，也就是财政收入缺了这一块，根本没有办法覆盖支出。
这一事实表明，归属于大司农的盐铁专卖收入，是西汉中后期最重要的公府财政收入项目，哪怕人口相对于西汉初年大幅度提升，对比天下户口减半的汉武帝时代，也一样有很大的增加，可是，光是120钱的算钱，无论口数如何增加，都不足以填平人口增长带来的官吏的俸禄支出的增加。
所以，盐铁专卖本质是一种定额人头税之外的变相加税，也就无怪乎，盐铁会议和汉元帝的天变威胁，都不足以撤销这项人尽皆知的恶政，道理很简单，缺了它，西汉各地的官吏就发不出工资了。
财政的压力，终究会转移到社会上，西汉晚期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甚至在汉成帝朝就爆发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更神奇的是，在财政日益困难的情况下，一系列垄断性的经营项目，却在西汉末年，由于入不敷出，不能获利，被朝廷不断废弃。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了王莽的一次次改制。
王莽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措施，无过于多次改革币制，土地收归国有，以及"五均六筦"和官俸改革。
说白了，改革币制就是以王政复古的名义，对汉武帝多次改革货币制度的拙劣模仿，只不过，王莽在诸多币种之间的兑换设计非常愚蠢，人为造成了无限多的套利空间，当然，这个套利空间本来也是他设计的制度后门，大量的虚值货币，正好可以满足市场经济的货币需要，也能够让他发财。
这种模式，与五均六筦，也就是垄断多种商品的专卖权，加上重建平准均输官，在各个主要商业中心，重新建立官方控制的商业物流的尝试，相互配合，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量的真钱——黄金流入了王莽的受众，到他灭亡时，宫内的黄金储藏，还有数十万斤。
但是，大量的虚值“假钱”却被散播到了市场和百姓手中，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以铜钱计价的货币体系，达到了空前的通货膨胀，1-2枚五铢钱的用铜量制造的大钱，可以换10枚五铢钱，大钱一经发行，就是对市场财富的劫掠。
这种对汉武帝改革的拙劣效仿，却没有汉武帝组合拳的配合，结果非但没有起到弥补财政的作用，反而，因为官府垄断经营介入商品经济过深，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反而加剧了已有的财政危机。
在财政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 要求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王田制"和对官吏俸禄体系的繁杂改革，本质上，都是为了减少财政开支的手段，土地收归国有，禁止买卖，可以掐住豪强的脖子，给于官吏寻租获利的空间，而官吏们虽然有名义上的工资增长，却因为复杂的考核机制，无法得到实发工资，两项作用之下，新朝实则在逼迫官吏自己去获取非法收入，以减轻它愈演愈烈的财政危机。
问题是，当官吏不再依赖王朝吃饭时，为什么要维护这个莫名其妙的王朝？新莽政权的混乱，其实就源自于此，而追根溯源， 其实还是在一个“钱”字上。
新莽灭亡之后，新生的东汉王朝虽然号称西汉的复兴，却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就是俸禄的实物化转型。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确立了官俸的"半钱半谷"制，也就是一半给钱，一半给粮，实际的支给数字，其实是在秩石数字在西汉中期经历了货币折算之后，再次以钱币折为谷物， 也就是一折后的再折，从而大幅度削减了实际的官俸支出。
这个改革，本质上也是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产物。
问题是，当货币经济崩溃后，货币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财政工具，就被谷物、布帛等本地化的财政工具所替代，也就意味着，铸币权从中央分散到了地方，毕竟，洛阳城的工场里，是产不出数以百万计的粮食和绢帛的。
铸币权丧失后，中央对地方郡国的财政依赖无以复加，原本的算钱、盐铁等货币化收入，在新的环境下，购买力大降，对应的是物价的稳步上升，东汉王朝的财政崩溃，在建立不到100年的时候已经发生，解决方案只能是对郡国发“调”，也就是各种临时摊派，这些摊派又需要地方豪强庄园经济的支持，否则就收不上来，为了换取支持，汉朝的朝廷和太守们，只能出让更多的出仕利益，比如察举制的系统化、制度化，以人口比例来举荐孝廉，这又加速了地方豪族官僚化的进程，有钱又有权，膨胀速度一步步加快。最终，走向了汉末乱世，分崩离析。
所以，汉武帝的平准均输到王莽的复古改制，再到光武帝的实物化财政重构，两汉之际的经济体制变革，揭示出深刻的历史规律：当国家权力过度介入经济运行，通过垄断和管制取代市场机制时，短期财政收益终将被长期制度成本反噬。这种统制经济造成的资源错配与社会撕裂，不仅摧毁了西汉的货币经济基础，更塑造了东汉的豪强化基因，最终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埋下伏笔。
历史证明，任何违背经济规律的政策设计，终将在现实面前显露出其内在的不可持续性，甚至造成始料未及的灾难。
来源：刘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