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汝烨，笔名关中。老三届下乡知青，后当石油工人，新三届硕士研究生，在北大任教数年，后到美国读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大学任教。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1974年的作者

原题

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王汝烨

父母是在北大认识的。

母亲的父母早亡，她从小就在叔祖（祖父的弟弟）张元济上海的家里长大，先后就读圣玛丽亚中学和圣约翰大学。大学时她原来想学物理，但因在战争期间，没有实验室，她只得转学经济。毕业后曾短期在上海中西女中教过书，之后来到北京，先在郊外燕京大学短暂任职后再到城里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英语系当“讲员”。

她来北京时叔祖曾拜托他的老友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照应。母亲说她去过几次胡家，见过胡太太和她的客人们一起打牌。

母亲的叔祖和胡适一个是前朝进士翰林，一个是留美博士，也都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研院院士合影。前排中间两位穿浅色长袍者是张元济（左）和胡适（右）

父亲在四川老家读过私塾，也读过大学预科。他1930年考入清华外文系，1934年毕业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因为父亲从没有受过系统的数学教育，他考清华时的数学分数很低，母亲不时笑话他数学零分进清华。后来才知道其实这并不稀奇，当时好几个人都同样数学零分或低分进清华，比如父亲的同学钱钟书和季羡林。

父亲于1936年考取公费留美（美庚款），但因为战事爆发延迟到1938年才赴美。他在耶鲁大学读语文学（Philology），得到硕士学位后还跟从赵元任教授在耶鲁和哈佛工作过几年。1946年得到北大校长胡适的聘用成为北大英语系副教授。

父亲在北京大学红楼和灰楼之间的民主广场

根据美国档案中关于父亲抵达和离开美国的记载：父亲1938年10月4日乘 Princess Marguerite 号抵达美国西雅图；1946年12月2日乘 General Meigs 号从旧金山离开美国。

父亲是重庆人，母亲是上海人，“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在北大时他们分别住在各自的单身宿舍，母亲住在民主广场北侧的灰楼，父亲住在民主广场南侧的红楼，两人隔着民主广场遥遥相对。他们在1947年学校的一次茶话会上初次结识。这个茶话会由他们的同事严倚云召集，她是曾经翻译《天演论》的严复的长孙女，后来留学美国并任教。

父母相识后，胡适校长曾给母亲的叔祖写信通报消息，介绍父亲的情况：

菊生先生：

十一月廿一日大札收到了，謝謝先生的掛念。今夏報告關於祥保女士的消息，漸得證實，我也很感覺高興。

王岷源先生是北大西方語文學系的副教授，現兼任訓練印度政府派來北大的十一個學生的華語學習事。近年我在哈佛大學往來，見他寄住在趙元任先生的家中，見他溫文勤苦，故去年邀他來北大任教。他的學歷如下：

1930年，十九歲，考進清華，1934年畢業；1934—1935年，在清華研究院。1935年曾回四川，在中學教過書，不滿一年。1936年，考取清華官費留學，依當時規定，留校受訓練一年，因戰事發生，延至1938年始赴美國，入Yale大學，1942年得MA學位。1942—1946年，他在Harvard大學及Yale大學擔任助理教學的工作，側重用新方法教授中國語言，在Yale教授Dr.George Kennedy指導之下，甚有成績。

王君人甚清秀，中英文都很好，寫漢字甚秀雅，情性忠厚溫文。我在美國觀察此君，很喜歡他的為人敦厚。

以上所記，或足供先生的參考。將來如有適可以效勞之處，決不敢辭。

適大約十二月十一日南飛，在京赴中基會畢，當仍來滬小住，那時必來看先生。

敬祝

先生起居勝常

胡適敬上

卅六，十一，卅夜

胡适口中，父亲“溫文勤苦，忠厚溫文，為人敦厚”，这是我多年后才体会到的。

父母于1948年8月10日结婚，男女证婚人分别是北大校长胡适和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的遗孀毛彦文。

父母的结婚照，两侧的证婚人是胡适（左）和毛彦文（右）

熊希龄也与张元济相识，因为他们同年考中进士，互称“同年”。母亲因此称毛彦文为“太年伯母”。当时毛彦文在香山经营丈夫遗留下来的香山慈幼院，并得到联合国救济总署（UNRRA）的资助，母亲曾帮她处理与UNRRA的往来信件及账目。

婚礼在王府井的欧美同学会举行，然后他们就来到郊外毛彦文所在的香山度蜜月，住在熊希龄于1918年所建的私宅双清别墅。

在香山度蜜月，住双清别墅

在香山慈幼院门前

在碧云寺

几个月之后，毛彦文就离开北平，先去台湾再去美国。此后中共中央进驻香山，毛泽东及家人入住双清别墅，三个月后搬去城里中南海。

结婚对母亲来说就是穿过民主广场，从她的灰楼搬到父亲的红楼。那里一二层是教室，三四层是单身教师宿舍，楼里没有厨房。他们就在沙滩大街上的一个叫做“小小食堂”餐馆吃中饭，并和几个同事在另一家四川夫妻开的饭馆包晚饭。

沙滩北大红楼

不久，母亲怀上了我。一次在协和医院做产前检查时，林巧稚大夫告诉她，“你们北大的胡校长走了”。那是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国民政府通知社会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撤离北平，北大校长胡适和清华校长梅贻琦乘飞机去了南京，协和医院院长李宗恩留下（1957年成了右派，1962年死于云南）。胡适从此再未踏上中国大陆，也再没见过他留在北京的儿子胡思杜（纪念胡适博士导师杜威）。

胡适离开时，给他在北大的同事汤用彤、郑天挺留下最后的话：“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只好拜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胡适与太太江冬秀，长子胡祖望，次子胡思杜

胡校长走后，位于东厂胡同的校长府邸空了出来。因为时局动乱，汤用彤先生让胡思杜请人来暂住，也可以帮助照看一下那里的房舍。胡思杜就找到我的父母和其他一家人搬进胡适的府邸。但住在这里总不是长久之计，而且不久后我就要出生，红楼的单身宿舍容不下三口之家，父母开始另找房子。

恰巧系主任朱光潜先生的太太告诉母亲，他们住的中老胡同32号内有人刚刚搬走，让她去申请那里空出来的房子。此后不久，他们就搬进了中老胡同32号内的一间东耳房。这里有客厅兼书房，饭厅，睡房，后面有厨房厕所和一间小屋子。和红楼的单身宿舍相比，这里方便多了。

7月23日，由林巧稚大夫接生，我在协和医院出生。几天后我随母亲回到中老胡同32号，成为那里最小的居民。

中老胡同32号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曾经是清末光绪帝珍妃瑾妃娘家的住宅，据说两位妃子可以在景山上眺望就在东边不远处的中老胡同。这里距离位于沙滩的北大很近。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北大迁回北平，中老胡同成为北大教师宿舍，住进二三十户教授人家。我家住5号，父母所在的西语系主任朱光潜住在6号，沈从文住19号。 我从此就一直生活在教授们的圈子里了。听母亲说，那时父亲常抱着我到街上去看汽车。当然那时我不记事，对此毫无印象。

我出生后不久，母亲的叔祖张元济（ 后来母亲让我叫“太公“）从上海来北京开会（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来中老胡同我家时，母亲请他给我取名字。因为他见窗外的藤萝遮掉了阳光，室内很暗，就给我起名叫烨。后来查字典，知道是“火光很盛的样子”。第二年太公见我的周岁照片，赐诗一首并有题记：昨见汝烨周岁影片双眼奕奕有神似非凡相甚盼其能副余所期也因口占一绝赐之：

烨烨双眸岩下电

才看弧失锡嘉名

试周知否提戈印

定卜他年宅相成

那时父母是这些教授中的小字辈。母亲初为人母，曾得到好几位邻居的帮助，其中有孙承谔、朱光潜、江泽涵、贺麟、陈占元等多位教授太太们。­她们时常关心询问我的情况，还教母亲怎么给我洗澡，怎么处置我过敏发痒。那时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也住在32号的一间小房子里，他送给父母一瓶酒祝贺我的出生。听母亲说，搬来中老胡同后不久胡思杜又被调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 学习改造，后来去唐山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自杀。

1948年底胡适离开北京之后，留下的藏书被北大图书馆收走，家具则由他的儿子胡思杜陆续送给了熟人朋友，其中两个有玻璃门的书柜就送给了我的父母，从此一直放在我家。直到50多年后，知识分子不再需要改造，胡适也不再是战犯的时候，北大成立校史馆并开始征集前校长胡适的旧物，母亲把这两个书柜捐赠给校史馆。这两件我父母用了一辈子的家具，成了供奉在校史馆内纪念前校长的文物。

从小就看到家里的一个大照相簿，这是一个家庭的影像记录，母亲不时拿出来翻看。其中第一页就是父母的那张结婚照。文革期间，母亲把这张照片左右两侧的两位证婚人胡适和毛彦文剪掉，只剩下新婚夫妇了。结婚照之后的几页都贴满了刚出生的我的一寸小照片。

在中老胡同32号

很多年过去，父母都已经不在了。我曾经重访当年父母度过蜜月的香山双清别墅和他们婚后住过的沙滩红楼，却发现那里都已经变成一片红色，看不到丝毫父母当年的生活痕迹。我也去过他们度过婚后三年时光的沙滩中老胡同32号，却发现大门紧闭，不得而入。据说，里面的房子早就拆光，唯有一棵大树依然留存。但我还可以在32号门外的中老胡同里徘徊，追溯当年父亲带我去看汽车的路径。

想象中，父亲抱着我从中老胡同32号出来，右转向西到西老胡同，再右转向北到沙滩后街，然后再左转向西来就来到景山东街路口。每次想到当年我那温文敦厚的父亲，抱着他两岁的儿子，站在景山东街路边看来往的汽车，心里就充满温馨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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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来源：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