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朋人，字仁洪，又名继玉，1903年出生于黄安县紫云区高徐家村。其父徐型仪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旧式知识分子，他幼时随父读书，学习用功，很崇拜《水浒》中的英雄人物，幻想将来长大成人后，也当一名劫富济贫、改天换地的英雄。
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旧址
徐朋人，字仁洪，又名继玉，1903年出生于黄安县紫云区高徐家村。其父徐型仪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旧式知识分子，他幼时随父读书，学习用功，很崇拜《水浒》中的英雄人物，幻想将来长大成人后，也当一名劫富济贫、改天换地的英雄。
1921年，徐朋人考入黄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彼时，董必武正以武汉中学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武汉中学的黄安籍学生，经常向黄安高等小学的学生赠送《新青年》《新潮》《黄安青年》等进步书刊。徐朋人读了这些书刊，如茫茫黑夜望见了指路明灯。
1923年，徐朋人高小毕业后，到台山徐家河小学当教员。这年冬季，董必武在武汉中学组建了以董觉生、王鉴、雷绍全为主的中国共产党黄安工作组。
工作组回到黄安后，徐朋人与这些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从1923年到1925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著作。为了了解全国革命的动向，他经常写信给在武汉中学读书的同乡挚友，索取《中国青年》《黄安青年》等书刊。他还深入到附近农村作社会调查，了解农民的疾苦和愿望。
1926年秋，徐朋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紫云区初级小学校长后，他在教师中和附近农村发展了4个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亲任书记。这时，北伐军正向武汉进军，大革命运动掀起高潮。徐朋人组织学校100多名学生，分成10多个小分队，到附近村庄农舍讲演，宣传北伐的意义和我党的主张。活动持续20多天，在黄麻地区引起强烈反响。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湖北各地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徐朋人在紫云区提出“实行农会自治”的口号，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同豪绅地主作斗争。
紫云区大恶霸地主袁鹤山和河南光山县的反动武装红枪会相勾结，阴谋偷袭农民自卫军。当地农民心存畏惧，徐朋人说：“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我们人多，袁鹤山就是只老虎，我们一人一口，也把他活吞了。”农友们听他讲得有理，腰板挺直了，摩拳擦掌，要同袁鹤山分个高低。
4月的一天，徐朋人带领手执大刀、长矛、鸟铳的自卫军战士冲进袁家大院，活捉了袁鹤山，押赴县城审判。5月13日公审后当场枪决，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徐朋人很关心妇女的解放。檀树乡王家河一个寡妇，被三个人贩子合谋卖给一个道士。他立即派人把人贩子抓到区农协，在长冲召开斗争大会。会上斗争了人贩子，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到附近十多个村庄游街示众。会后，区农协发出布告，晓谕全区。
“七一五”事变后，徐朋人离开学校，在黄安、麻城北郊继续坚持斗争。他与曹学楷、戴克敏等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以七里坪为中心，发展党团组织，扩大农民武装。
10月，黄安县在七里坪文昌宫举行会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关于在黄麻地区组织秋收暴动的指示。会后，徐朋人在七里、紫云两区组织武装，准备参加起义。
11月14日，黄麻起义爆发，黄麻两县数万农军一举攻占黄安县城。徐朋人根据省委指示，起草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土地法》。
黄麻起义一度遭受挫折时，徐朋人同吴光浩一道率领鄂东军转战木兰山。根据省委指示，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部队在木兰山游击，消灭了罗家岗的地主民团，在公路上伏击打死了黄安县公安局长“曹屠夫”。
3月，敌人派出一个团的正规军，加上清乡团的配合，“清剿”木兰山。第七军避实就虚，军长吴光浩率主力转战黄冈、罗田等县。
曹学楷、徐朋人隐蔽在木兰山、洪界山附近，聚集从黄麻老区逃出的革命同志。他们很快就集合了60多人，有手枪一支、坏步枪一支，对外称工农革命军第八军，徐朋人任军长兼党代表。不久，第七军折回木兰山，第八军编入第七军，共130多人。
木兰山虽山高林密，但离武汉很近，敌军朝发夕至。这时蒋桂战争爆发，驻在黄麻地区的敌军撤走，参入军阀混战。第七军领导人便在陈秀冲举行会议，决定重返黄麻再暴动。
清明节晚上，第七军重返黄安北乡，组织“二次暴动”。徐朋人带领一个游击小组，袭击了郑家堂的“清乡团”，缴获了7支长枪。
经过周密考虑，第七军领导人认为，河南光山县与湖北黄安县交界的柴山堡地区，地势险要，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受黄麻起义影响，要求革命，是个地利人和的地方。于是决定开辟柴山堡地区，创建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
进入柴山堡后，徐朋人任光山县弦西区区委书记，曹学楷任弦南区区委书记，两人负责地方党和政权建设工作。徐朋人在弦西区发展了20多个党员，建立了区、乡农会组织和赤卫军。
他在卡房办了一期党员训练班，培训革命骨干。在对敌斗争方面，他采取了一些符合当地政治情况的策略，除对反革命首恶分子坚决镇压外，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对一些开明的上层分子采取争取团结的方针。
他几次到郭家河大地主郭道畅家中，动员他拿出土地分给农民。他说：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非解决不可了，民以食为天，农民人多，要吃饭，又没有土地，活不下去了，只好造反。共产党在农村的任务就是实行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望郭先生看清世界大同的趋势，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经他耐心说服，郭道畅同意把多余土地交给农协分配。
对于反动武装“红枪会”，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找叶道举谈判，订立条约：对外一致反军阀，对内互不干涉。后来，这支红枪会逐渐被分化、瓦解，大部分成员参加了红军。叶道举成了孤家寡人，跑到外地去了。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第七军在柴山堡站稳了脚跟。
7月，徐朋人调任中共鄂东特委筹委会秘书长。10月，特委组成，徐朋人被选为常委兼宣传部长。特委成立后，讨论工作重心和军事问题，徐朋人不同意有的委员提出的特委工作中心应放在白区，机关应设在城市，根据地应建立在黄陂和黄安南部，不宜保守在北部山区等意见。
他指出：弱小的革命武装，只有在敌人统治薄弱的边界地区，实行固定区域的武装割据，才能胜利地发展。会议按徐的意见，把工作重心放在光（山）黄（安）交界的山区。会议还决定将第七军改编为红十一军三十一师。
此后，红三十一师在特委领导下，积极在鄂豫边区拔除反动据点，肃清反动势力，组织地方武装赤卫军、自卫队、童子团。到1929年5月，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以柴山堡为中心，跨越两省五县，纵横一百余里。
1929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京汉特委与鄂东特委合并，组成鄂北特委，徐朋人任书记。徐朋人主持特委制定红军军事计划，提出要打通由麻城、商城、罗田以东到皖省英、霍边界之大别山脉一带……军事割据东由皖省英、霍边界大别山起，一直西到武胜关鄂豫边界山脉一条横线。这个军事计划对于鄂豫皖边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在这时，中央巡视员来到鄂豫边巡视，指责特委“不肯在中心区域”发展，是“地方主义”、“农民意识弥漫了党”。对这些批评，徐朋人摆事实、讲道理，反复进行解释。有人搬出中央通告来压迫特委改变自己的正确路线，并责备徐朋人是“农民意识”。徐朋人气愤地说：中央通告脱离了鄂东北区的实际，“是洋房子里想出来的，不能在东北区来实现”，“农民意识就让他农民意识”。
为了巩固发展苏区，特委进一步加强了苏区内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开展了分配土地、肃清反动势力等工作。在徐朋人的提议下，特委在南胡家创办了党务干部学校，每期招生20多人，学习3个星期。他亲自编写通俗讲义，每期都到学校讲课。
他还主编特委机关报《英特尔纳雄纳尔》，亲自撰写了《土地与农运》《论妇女运动》等理论文章。他利用山区人民喜欢唱歌的特点，经常编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谣在报纸上发表。他编写的歌谣有《雇农歌》《红军歌》《卖柴歌》等。
11月，中共鄂豫边特别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光山县胡子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鄂豫二省八个县和红军的代表共计29人。徐朋人在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政治报告。
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徐朋人、曹大骏、王平章起草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郑位三起草的《土地问题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强调巩固和扩大苏区，“从游击战争中扩大群众和党的组织，并帮助群众武装”，“实行保护自耕农及中小商人”，“正确的运用党的富农的政策，分配富农剩余的土地，对于反动富农与地主一样处治”，“防止无原则地妨碍中农利益”。
大会选举产生了鄂豫边特委，统一了对两省边界地区的领导，徐朋人任书记，徐向前、徐宝珊、王平章等9人为委员。
随后，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产生了边区革命委员会。这两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从此大别山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左”的倾向滋生，鄂豫边党代会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说其“保持着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还说鄂豫边党的总任务，“就是加紧组织地方暴动与扩大红军，以争取武汉暴动的胜利”。
徐朋人非常委屈，但并没有盲从上级指示。他认真总结了黄麻起义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鄂豫边区的斗争形势，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特委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符合鄂豫边的实际情况的。
正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命令红三十一师脱离根据地，向武汉进逼。特委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中原会战已经结束，蒋系军队都退回武汉，以枪支不满五百的少数红军在京汉路游击，如敌人迎头痛击，易遭损失。根据地只200余人武装，如遭清乡团土匪进击，不足以维持。
徐朋入主持召开特委第二次执委会，决定改变红军游击路线，三十一师向黄冈北部与黄麻南部游击，与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取得联系，消灭黄麻反动势力，造成鄂豫皖20余县割据的局面。
命令下达后，中央巡视员认为特委“堕落在地方观念的包围中”。徐朋人对此很忧虑。他说：“照这样搞下去，非把红军搞垮不可，把根据地搞垮不可。”
他召集特委会议，一方面向中央写了《关于红三十一师游击路线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强调“没有什么意气争执，都是站在工作上说话，……曹同志这次超组织的决定……是不明了鄂豫边目前整个工作情形而发生的”。
同时，他找中央巡视员交换意见，疏通隔阂。最后，巡视员也同意了特委决定。红军在京汉铁路夺取一些胜利后，很快转回，肃清了反动势力，根据地转危为安。
1930年2月25日，中央指示成立鄂豫边特委，统一对三省边界地区数十个县的领导，仍以徐朋人任书记，并派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等参加特委和红军的领导工作。
徐朋人对特委的同志说，鄂豫皖这大的地方，我来领导，领导不了，还是让中央来的同志干好，并提出让他到罗山县去做基层群众工作。
3月17日，中央决定郭述申任特委书记，徐朋人为常委兼组织部长。接着，特委在箭厂河举行会议。
会上，中央来的部分同志执行中央“左”的政策，与徐朋人等原特委同志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前者主张：一切地方武装都集中起来去扩大红军，一支枪也要扩大到红军中去；红一军只接受党中央指挥，行动不受地方党委节制；红军主要是打城市，攻交通要道，向外发展以夺取武汉。
原特委成员认为这些做法脱离实际，缺乏根据地的观念，推举徐朋人发言。徐朋人指出：必须保留部分地方武装，镇压苏区内部反动团匪的暴乱；红一军的行动与地方党部的工作要配合，不能红军搞红军的，地方搞地方的；红军不能远离苏区作战。
他说：红军的武装是群众的武装，不能离开当地老百姓，没有根据地，没有后方，打不了胜仗。单纯军事要不得，就算一时一地打赢了，最后还是要输掉的。会议争论相当激烈，最后仍通过了中央带来的方案。
8月，特委在莲花背举行了半个月的会议，点名批评了徐朋人。
“左”倾错误在苏区贯彻仅半年，便造成很大损失。红军远离苏区，执行中央限令的三个月打到武汉过中秋的指示，致使苏区不少地方在豪绅地主策动下插了白旗；四周反动团匪乘虚而入，占领了皖西大部分苏区；红一军在外线作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几次冒险进攻敌人的城市据点，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只是由于徐朋人等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才使苏区和红军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之后，徐朋人赴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准备大会，被选为苏准会成员，留在上海工作。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东方旅馆召开。徐朋人以苏准会代表身份参加了四中全会。他认为四中全会通过的政治路线不适合中国国情及革命的要求，因此遭到王明忌恨，不久被撤职，停止工作。接着又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派他回鄂豫皖苏区到基层去工作。
徐朋人回苏区不久，中央代表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对他采取无情打击的态度，分派他到光山县任税务局长，并对他进行“审查”。徐朋人到职后，整顿财务，开源节流，工作任劳任怨，毫不因受审查而松懈革命斗志。
1931年初，广大贫雇农都分到土地，准备春耕。但张国焘却要统统推翻，重新分配土地，并且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徐朋人没有沉默，公开反对大忙季节重新分配土地，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不给出路的政策。
张国焘恼羞成怒，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说徐朋人是“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织分子”，开除他的党籍。年底，又将他逮捕，押至新集进行“审判”。1932年4月，徐朋人被害于光山县泼皮河，年仅29岁。
徐朋人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运用到实际，并能排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提出一系列正确主张，制订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为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所以，他是鄂豫皖苏区公认的“土马克思主义者”。
来源：晚上没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