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8年4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到中国访问，想让中国在南海争议上让步，默认南海的现实局面。会谈中，她强调：许多南海岛礁离菲律宾更近，而且菲律宾人也在那里生活和劳作，由菲方实施管辖是合理的。我们领导人听后微微一笑，他当然清楚阿基诺夫人的用意，她无非是想强调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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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到中国访问，想让中国在南海争议上让步，默认南海的现实局面。会谈中，她强调：许多南海岛礁离菲律宾更近，而且菲律宾人也在那里生活和劳作，由菲方实施管辖是合理的。我们领导人听后微微一笑，他当然清楚阿基诺夫人的用意，她无非是想强调菲律宾在南海地区的存在是合理的。然后，毫不避讳地对阿基诺夫人说：您这话听起来是有些道理，不过照这个逻辑，菲律宾离我们中国同样也挺近啊！邓公直截了当的话语让阿基诺夫人瞬间觉得脊背发凉。这句话表面像是个玩笑，但在外交场合中，却如同一记重磅炸弹，震撼力十足。——系统梳理中菲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南海问题是中菲关系面临的最大问题。
菲律宾由7107个岛屿组成，人口数量1.2亿，国土面积29.97万平方公里。其中，吕宋岛、棉兰老岛和萨马岛等11个大型岛屿就占据了国土面积的 96%。也就是说，其他7096个岛屿的面积为1.2万平方公里，是一个非常“零碎”的国家。菲律宾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省相望，西临南海，东滨太平洋，南与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沙巴州隔海相望，东北隔菲律宾海与马里亚纳群岛相望。出产的香蕉、凤梨、芒果在国际市场上很有名。因此，菲律宾群岛享有“太平洋果盘”之美誉。
中国与菲律宾的交往有1000多年历史，经贸关系不断，在菲华人数量众多。据统计，菲律宾的华人数量大致在140万左右，约占菲律宾总人口的1.2%左右。此外，如果按照华裔或拥有华人血统的口径计算，其数量大约有24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0%。在清晚期，菲律宾是近代中国东南沿海民众“下南洋”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从宋元时期泉州商船驶向苏禄群岛，到明代郑和船队停泊吕宋海岸；从西班牙殖民时期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到当代南海争端中的外交博弈——中菲关系历经千年沧桑，既有和平贸易的繁荣景象，也有地缘竞争的紧张时刻。
1.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跨海域的文明交往（10-16世纪）
《吴时外国传》记载，公元226年(三国鼎立时代)，东吴交州刺史吕岱（公元160年—256年）命朱应、康泰（二人均是航海家、旅行家，南沙群岛岛礁中的朱应滩、康泰滩就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巡视东南亚。他们的航行目标终点是扶南（现今的柬埔寨、越南一带）。在航行过程中，船队还曾抵达了菲律宾（可能是意外，或躲避台风，或航线出现偏差），不过那时候菲律宾群岛还没有建立国家，而是若干土著部落，所以在当时东吴船队到菲律宾还不能说是“出访”，只是路过，留下了“东吴到此一游”的简单印记。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吕岱此次派遣朱应、康泰的航行，不仅标志着中国与海南诸国正式往来的开启，更彰显了东吴在海外宣扬国威的决心。
中菲之间的正式交往应该始于公元十世纪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
宋代赵汝适（“适”读kuò，赵汝适，字伯可，宋太宗赵光义八世孙，1224年赴泉州出任福建路市舶司提举。市舶司，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福建路市舶司提举，相当于掌管福建对外贸易的一把手，是个从五品的官职。）所著《诸蕃志》已有关于菲律宾群岛的记载。《诸蕃志》分上下两卷，共3万字，涉及58个国家和地区。作者以泉州为锚点，介绍了各国的地理位置、前往中国的路程、主要特产以及与中国的关系和影响。其中，涉及菲律宾的地点有3处之多。
据《诸蕃志》记载：麻逸国，(菲律宾古国之一。中国宋元时代史籍对菲律宾民都洛岛(或兼指吕宋岛的一部分)的称呼。)在渤泥之北;团聚千余家，夹溪而居。……土产黄蜡、 吉贝、真珠、 玳瑁、药、 槟榔、于达布，商人用器、货金、 铁鼎、 乌铅、五色琉璃珠、 铁针等博易；三屿，乃麻逸之属，曰加麻延、巴姥酉巴、吉弄等， 各有种落散居岛屿，舶舟至则出而贸易;书中还点明了与一些地方贸易存在一定风险，如蒲哩噜（今菲律宾波利略岛）：“人多猛悍，好攻劫。”可见，当时与菲律宾的贸易已经非常普遍。同时，考古发现也证实，大约在北宋时期（960-1127年），中国商船已定期航抵菲律宾群岛，带去陶瓷、丝绸、铁器，运回蜂蜡、珍珠、玳瑁等特产。前殖民时期的菲律宾社会，正是通过与中国商人的接触，获得了日用品、金属器等，以及一些技术、工艺。
元明时期，中菲贸易进入鼎盛阶段。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详细记载了菲律宾诸岛的物产与风土人情。1405-1433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多次经停菲律宾群岛，《郑和航海图》中标有“吕宋”、“苏禄”等地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417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葛麻丁、峒王巴都葛叭喇卜率340余人使团访华，受到明成祖隆重接待。归途中东王病逝于山东德州，留下后裔守墓，形成了今日德州的苏禄王墓及穆斯林社区。这段历史见证了古代中菲友好交往的深度。
16世纪前期，随着闽粤沿海私人海上贸易的兴盛，菲律宾群岛成为中国商人与马来世界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大量中国工匠、农民移居吕宋，马尼拉等地形成了早期的华人社区。在西班牙人到来前，吕宋岛上的中国移民已建立起成熟的冶铁业和纺织业，深刻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民间自发形成的经济文化联系，成为中菲关系最持久的基础。
2.殖民阴影下的经济纽带（16-19世纪）
1571年西班牙在马尼拉建立殖民政府，开始将马尼拉作为菲律宾殖民地的行政首府和唯一通商贸易中心。在这一时期，中菲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航迹”还延伸至美洲。1573年，第一艘满载中国商品的“马尼拉大帆船”（当地人称“中国船”，货物以生丝和丝绸为主）驶向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开创了持续250年的跨太平洋贸易，历史学家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美洲延伸”。
大帆船贸易开通之际，恰逢中国“隆庆开关”（明朝隆庆元年，即1567年，明穆宗隆庆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大批中国商人走出国门，马尼拉逐渐成为主要目的地之一。从福建漳州月港至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满载丝绸、瓷器和其他日用品，1588年达46艘，1609—1612年平均每年为37.2艘。从16世纪后期到1644年，按照合法途径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有近千艘，如果加上走私等其他商船，实际数量更多。到17世纪初，马尼拉海关每年对中国货物征收的进口税，就占该港进口税总额的80%左右，最高年份（1641—1642）高达92.06%。由此可见，中国货物在西属菲律宾的对外贸易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在这条贸易航线上，中国提供丝绸、瓷器、工艺品，菲律宾提供美洲白银，形成“丝—银”对流。据学者全汉升统计，1571-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计4亿两，其中三分之一或更多一些，流入中国。
菲律宾殖民统治初期，马尼拉的“帕里安”（华人社区）成为殖民地经济支柱。由于华人在菲律宾的经济和贸易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西班牙人对华人采取了优厚的拉拢政策。然而，随着华人影响力的提升，西班牙殖民者开始与华人发生冲突。1603年、1639年、1662年发生的3次对华人大屠杀事件中，10万多华人生命被无情地吞噬。这种“经济依赖”与“政治排斥”的矛盾，也预示了后来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复杂性。
3.从华侨血泪到抗战同盟的近代变局（19-20世纪中叶）
19世纪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华侨社群在“分而治之”政策下沦为经济剥削与暴力镇压的双重受害者。17世纪马尼拉大屠杀的阴影尚未散去，19世纪又接连爆发1820年、1872年两次系统性排华事件。西班牙殖民政府通过《华人居留税法案》等歧视性法令，将华侨限制在帕里安聚居区。美国接管菲律宾后（1898年），虽废除部分歧视政策，但1902年美国《排华法案》的延伸适用，仍使华侨沦为“暂住的外来者”。据菲律宾历史学家陈台民考证，仅1886年烟草垄断改革期间，就有超过2000名华侨苦力被强制遣返厦门。
殖民统治下压迫也在奴役着菲律宾当地人民，这种压迫催生了跨国抵抗的联合。从1896年开始至1902年，菲律宾人民为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和反抗美国侵略，开展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其中，众多的华人也参与到战争之中。7年战争中，菲律宾方面因战死、因伤病致死及被屠杀人数有20多万人，死亡的华人数量至今无确切数字。
二战期间，中菲两国人民并肩抗击日本侵略。菲律宾沦陷期间，广大侨胞同仇敌忾，与菲律宾人民并肩作战，同时，还积极支持祖国抗战。据有关人士的说法，在抗战期间，菲律宾华侨华人为中国的捐款额居第二位，总计捐款达180次、高达71万银元，仅次于美国的华侨华人。他们不仅为中国的抗战事业贡献财力物力，很多人为了菲律宾的抗日战争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中有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的勇士，有华人华侨领袖，有为了保护同胞而壮烈牺牲的9名中国外交官，也有惨遭屠杀的普通华人华侨。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坚持战斗三年多，辗转菲岛14个省份，前后进行大小战斗260余次，歼敌2000多人，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也有众多的英烈因此而牺牲。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北郊，有一座华侨义山公墓，其中有一座雄伟的抗日纪念碑和一座纪念馆，这里是77名菲律宾抗日华侨英雄长眠的地方。在马尼拉华侨义山（墓园）的“无碑冢”区，至今埋葬着387具无法辨认的抗日华侨遗骸。在菲律宾的圣巴勃罗市，有一座菲律宾抗日侨胞殉难纪念碑，是为二战期间惨遭屠杀的600多名男性华侨华人所建。这种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成为20世纪中菲关系中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这段历史在冷战初期曾被“屏蔽”，但在上世纪80年代，阿基诺政府首次将华侨抗日事迹纳入中学历史教材。中菲关系在近代的转型使殖民伤痕最终熔铸为反抗殖民的精神纽带，这份用血火淬炼的记忆，成为当代两国关系最坚韧、不容磨灭的历史基底。
1946年菲律宾独立，1975年与中国正式建交，两国关系进入新时期。建交初期，马科斯总统夫人伊梅尔达多次访华。20世纪80-90年代，中菲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之后一个时期，虽然两国在岛礁归属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中菲关系继续发展，高层互访不断，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逐步加深。
但是，自2010年开始，由于菲方奉行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中菲关系开始出现紧张，南海争端成为中菲关系的焦点。2012年黄岩岛对峙、2013年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案。与此同时，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加剧了地区紧张。
菲律宾知名政论家蒂格劳曾表示，菲方之所以在2012年黄岩岛事件中蛮横霸道，是因为马尼拉方面认为美国会根据1951年签署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在菲方与第三国发生冲突时支持菲律宾。不过，2012年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曾明确表示，美国在黄岩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
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在其任内发起南海仲裁案。他曾表示，菲政府将菲中南海争端诉讼仲裁庭，“仲裁给了我们一切”。不过，蒂格劳指出，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这（仲裁庭）甚至不是一个法庭，而是由5人组成的仲裁小组”，而且没有任何判决宣布南沙群岛和黄岩岛“属于我们（菲律宾）”。
2023年以来，菲律宾再度在黄岩岛问题上制造摩擦。菲媒报道称，菲海警等部门持续“支持”该国渔民前往黄岩岛周边捕鱼。2023年9月，菲律宾海警声称发现“中国在黄岩岛附近设置浮动屏障”，目的是“阻止菲渔民捕鱼”，并表示已经按菲总统府指示移除“浮动屏障”。2024年2月11日，菲海警声称，其一艘执法船只在黄岩岛周围进行为期9天的巡逻期间，遭到4艘中国海警执法船只的“跟踪”。
菲律宾“亚洲世纪”战略研究所所长、知名政治评论员劳雷尔曾表示，菲海岸警卫队和一些菲民船是故意挑起事端的，这是美国“妙手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意在对中国海警力量发起挑衅，与他们进行对抗和对峙，以在菲中有争议地区故意制造紧张局势。
马科斯政府上台后，菲律宾再度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合作。2023年4月3日，菲律宾政府正式公布此前同意向美军开放使用权限的4个新增军事基地的具体位置，其中3个位于吕宋岛北部（卡加延省2个，伊莎贝拉省1个），另1个位于巴拉望省的巴拉巴克岛。美联社、路透社和菲律宾《商报》在解读基地选址时指出，吕宋岛的基地朝北即与中国台湾岛“隔海相望”，其中1处距离台湾岛仅约400公里，而巴拉望省巴拉巴克岛的基地则靠近中国南沙群岛，面向的是中国南海海域，该地区在全球贸易版图中极为关键。此外，这些基地为美军提供了靠近中国的“集结地”，可能会激怒中方。
事实上，菲律宾围绕南海问题不断制造事端，充当“马前卒”，讨好外部势力制衡中国，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力，遏制中国的对华政策，反映了菲律宾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困境。
我们要了解菲律宾的“现实之困”，有必要对菲律宾的发展历史进行一个简要梳理。
公元390年，苏门答腊岛移民米南加保人建立了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苏禄苏丹国。国境位于今菲律宾南部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西端的苏禄群岛，还有巴西兰省、塔威塔威省中间，巴拉望岛、婆罗洲北部及其他环苏禄海周围的群岛。首都位于和乐。
1450年，阿拉伯人来到菲律宾群岛，苏禄苏丹国沦为阿拉伯人的殖民地。伊斯兰教不同于菲律宾的本土部落文明，穆斯林教众拥有更坚定的群体认同感和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伊斯兰教也传播到了菲律宾南部这种较远的地方，由此一个包含苏禄群岛、加里曼丹岛东部、巴拉望岛及西南一众岛屿的环苏禄海伊斯兰苏丹国被建立起来。
1521年，麦哲伦在西班牙皇室的资助下环球航行两年后到达了菲律宾，自此，菲律宾成为了西班牙的殖民地。。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6月12日菲律宾宣告独立，成立菲律宾共和国。之后西班牙战败，签署“巴黎和约”，美国接收菲律宾，改由美国统治。
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马尼拉，5月10日，驻棉兰老岛和北吕宋山区的美军投降。18日，驻班乃岛美军投降。至此，日军控制菲律宾全境。1943年10月14日，日本占领军扶植劳威尔成立傀儡政权，史称菲律宾第二共和国（1943年-1945年），正式名称为菲律宾共和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菲律宾再次沦为美国殖民地。
1946年7月4日，美国同意菲律宾独立。
从历史上看，菲律宾没有一个明确统一国家的概念。该国的人口都分散在众多岛屿之上，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菲律宾地域差异非常明显，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整个国家有近170种语言，菲律宾语被认定为国语，也仅仅是在1946年7月4日，菲律宾正式从美国手中宣布独立之后。被官方认定的教学语言就有19种，国民之间缺乏相互沟通的条件。除了语言影响了国民的向心力，宗教信仰和社会发展的分散也是尤为关注的问题。在殖民统治之前，主要宗教是原始部落信仰，每个岛屿、每个部落都信仰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主神。正是因为分散的特殊性，注定了菲律宾后来被殖民的命运。在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不久后，再次被美国殖民，直到二战结束后，才获得领土主权，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一个国家。
同时，我们从菲律宾的发展历史看，菲律宾同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亲近”或保持盟友关系，与其被殖民的历史有着很大关系。
从菲律宾内部看，这个由7107个岛屿组成的国度，尚存在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在权力格局上，全国实际由200多个政治家族操控，结盟、纷争不断；在经济领域上，前10大家族控制了全国GDP的76%；在产业发展上，“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的依赖链条始终无法摆脱，工业化进程缓慢；在社会治理上，腐败与寡头垄断已是常态，贪污腐化，财富高度集中。菲律宾前50首富资产达800亿美元以上，占全国GDP的17%。
面对来自内外的压力，菲律宾政府无论谁执政，如何平衡内部关系和国际关系，制定政策走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成为其极其“烧脑”的头等事项。
中菲关系的历史演变，是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复杂性和多变性的具体反映。菲方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转变，背后存在着外部压力、内部政治和经济利益等多重因素。未来，中菲关系的发展，将取决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和行动。
千余年来，中菲两国隔海相望，友好往来的历史悠久。经贸往来已经形成中菲关系的基础，经济互补始终是中菲关系的稳定器。处理南海问题，菲方需保持理性和独立，避免被卷入大国博弈的漩涡。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菲关系，还需要两国在现实与利益间寻找平衡点，构建经贸往来、文化促进、危机管控三大锚点，建立以《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为基础的管控分歧机制。亚洲的问题必须用亚洲方式解决——通过协商而非对抗，通过共赢而非零和博弈。
更重要的是，菲律宾若想解决困局，还需要突破家族政治的痼疾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解决好自身问题，立身固本。要首先解决好自己的事，不要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弃子”。
来源：半山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