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五年了，阎秀芝嫁给了那个文质彬彬的中学教师，站在西湖边笑得那么灿烂，脸上的皱纹里都盛满了幸福。照片里的她，穿着藕荷色的套装，头发烫成了小卷，和我印象中那个总是穿着蓝色工装、头发扎成马尾的女工判若两人。

《旧照片里的幸福》

＂马师傅，您这是怎么了？＂李大妈站在小区长椅旁，递过一张纸巾。

我慌忙擦擦眼角，把手机塞进裤兜。＂没事儿，眼睛进沙子了。＂

六十五岁的人了，还哭鼻子，多不像样子。可那照片上的笑容，像刀子一样剜着我的心。

十五年了，阎秀芝嫁给了那个文质彬彬的中学教师，站在西湖边笑得那么灿烂，脸上的皱纹里都盛满了幸福。照片里的她，穿着藕荷色的套装，头发烫成了小卷，和我印象中那个总是穿着蓝色工装、头发扎成马尾的女工判若两人。

路过的小区保安小王投来好奇的眼神，我赶紧抹了把脸。＂马师傅，您再这么对着手机瞅，眼睛非得坏不可。＂小王说着，把扫帚往墙角一靠，＂今儿太阳不错，您老早点回屋吧，别着凉。＂

我点点头，艰难地从长椅上站起来，腰腿不由自主地发抖。离开前，我又鬼使神差地掏出手机，点开那张照片。那是儿子昨天发给我的，说是他妈妈让他转发的，说这是他们去杭州的旅游照，让我看看。

儿子说：＂妈让我告诉您，她过得挺好的，您别惦记了。＂

惦记？我嘴上嘟囔着＂谁惦记她了＂，可心里却像是被人狠狠揪了一把。

那年我们刚好结婚三十年。一九九一年，市里的国企改革如火如荼，我在锅炉厂当车间主任，一年下来奖金不少，在单位也算是个＂官＂。家里添了一台二十一寸的彩电，冰箱也从单门换成了双门的，和四合院里的邻居比起来，日子算是红火的。

阎秀芝是厂里的缝纫女工，后来转去食堂当了炊事员。她长得不算标致，可人勤快，嘴也甜。最初在工厂大院相亲时，她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说：＂马同志，我做的糖醋排骨可好吃了，改天给你露一手。＂

那时候的日子虽然不富裕，可日子过得踏实。阎秀芝总说：＂老马，咱俩就像这锅里的米和水，熬了大半辈子，都成粥了。＂她心灵手巧，能把我穿旧的衬衫翻新，能把别人不要的布头缝成漂亮的枕套。每到发工资那天，她总会偷偷给我口袋里塞两块钱，说是让我买烟抽，却从不让我请客乱花。

我们的儿子马小军二十八岁了，在邮电局上班，工作稳当，对象也定了下来。日子像熬好的老粥，没有波澜，却香甜可口。

可就在那一年冬天，我犯了糊涂。

厂里分房，我凭着车间主任的职务，争取到了一套七十平米的两居室楼房，比我们原来住的四合院大多了。我们住了近三十年的四合院只有一间十多平的正房，再加个小偏房。这多年里，我和阎秀芝、儿子三个人挤在一张大通铺上，夏天热得不行，电风扇呼呼转，也赶不走那闷热。

搬新房那天，邻居老张家的收音机正播着《今天是个好日子》，我心里别提多美了。阎秀芝穿着她最好的那件红底碎花的确良衬衫，在新房子里转来转去，像个孩子似的兴奋。

可好景不长，搬家没两天，我和她就闹起了别扭。

事情是这样的：我本想把老家户口迁来的侄子安排进咱家的老房子，阎秀芝却想接她那生病的妹妹一家过来住。她妹妹得了风湿病，在老家村里干农活越发不行了，加上她那妹夫也是个不争气的，整天喝得醉醺醺的。

＂一个外人，凭啥住我家的房子？＂我拍着桌子吼道，＂老马家的地方凭啥给你们阎家的人住？再说了，你那妹妹来了，干得了啥活？还不是成天病歪歪的，拖累咱们。＂

那天，她揉着面的手停在半空，眼圈红了：＂马德福，三十年了，你还把我妹妹当外人？我不就是想照顾她点，你咋就这么不通人情？＂

＂通人情？你咋不想想你也是老马家的人了？就该往老马家考虑。＂我梗着脖子，＂我侄子好歹是男丁，传马家的香火，不住给谁住？你这叫重娘家轻婆家！＂

那一晚，我们吵得不可开交。她哭了一宿，我也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一早，单位的老李敲门喊我去开会，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心想等我回来她肯定就顺过这口气了。

谁知道，这一吵，就从冬天吵到了来年春天。

厂里的春节联欢会上，我喝多了，当着几个领导的面，说阎秀芝＂心里没有老马家＂。她脸涨得通红，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立马转身走了。

那段日子，我俩像仇人似的住在新房子里，她不理我，我也懒得搭理她。单位里的同事们都看出我俩有问题，厂长还把我叫去谈话：＂老马啊，红旗能打多久，还得看杆子硬不硬。家里的事情处理好了，工作才能更有劲头啊。＂

她的同事们也来劝过她，但她只是摇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终于，在五一劳动节那天，她提出了离婚。我以为她是吓唬我，没想到她头也不回地去了民政局。那天，我梗着脖子在离婚证上签了字，心里想着：她肯定会后悔，会求我回去的。

可她没有。

离婚后，她搬回了原来的四合院，将她妹妹一家接了过来，靠着在食堂的工作和自己攒的那点积蓄，把她妹妹的病也治好了。我听说她妹夫在她的帮助下，也戒了酒，在建筑工地找了份工作。

儿子当时已经二十九岁，成了家，搬出了家，也劝过我们：＂爸，您就认个错呗，我妈她脾气倔，您不让步谁让步？＂

我冷笑：＂认错？我马德福这辈子没做错事！＂

人就是这么犟，明明心里对不住她，嘴上却怎么也不肯低头。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锅炉厂在市场竞争中渐渐不行了，九五年开始大规模下岗，我因为是老职工，熬到了退休年龄才离开。厂里的宿舍变成了单身公寓，我也就住了下来。

厂区的大喇叭早就不广播《东方红》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改制通知和拆迁公告。老工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谈论着谁家拿了多少拆迁款，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谁家老头得了癌症。日子就像厂区里那口老水井，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二〇一〇年，儿子和女友结婚，我们在饭店里见了一面。她瘦了，头发也白了不少，却比从前精神。她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套装，头发烫成了小卷，手上戴着一枚素银戒指，看起来气色不错。

她坐在远处，和宾客们有说有笑。我注意到她身边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听说是市里二中的老师，教语文的，已经和她结婚五年了。

我端着酒杯，想过去搭话，可是腿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开步子。宴席散了，我远远地看着她坐上了一辆普桑车，那是她再婚丈夫的车。车开走时，她似乎往我这边看了一眼，但我不敢确定。

儿子后来告诉我：＂我妈现在过得挺好的，那个叔叔对她也不错，还帮她养老钱交了医保。＂听到这话，我心里酸溜溜的，却硬是挤出笑容：＂那挺好，挺好的。＂

日子像沙漏里的细沙，一粒粒往下掉。锅炉厂彻底倒闭了，我靠着一点退休金住在单身宿舍里。院子里的老头老太太们都有儿孙绕膝，逢年过节家里热热闹闹的。只有我一个人做饭、洗衣，整日对着电视发呆。

宿舍区的老王总嘲笑我：＂老马，你说你当年图啥？就为了一间破屋子，把好好的家散了。你那屋子现在住着谁啊？还不是你那侄子？他可有把你当回事吗？＂

我哼了一声，不搭理他。可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又酸又涩。侄子来看我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少，去年春节，他匆匆来了一趟，放下两条烟就走了，说是公司聚餐走不开。我知道他嫌弃我这个光杆司令没本事，可我又能怎么办呢？

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去菜市场买菜，忽然在肉摊前看见了她。她戴着深紫色的毛线帽，围着格子围巾，正在挑白菜。隔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我看着她和菜贩讨价还价，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笑得像当年在厂食堂一样亲切。

我像个傻子一样站在人流中，不知所措。该上前打个招呼吗？可说什么好呢？就说＂你过得还好吧＂？这不是废话吗？她过得好不好，隔着几条街我都看得出来。

于是，我只能远远地跟着她。她买了鱼，说是要红烧；买了肉，说要做红烧肉；还买了一束康乃馨。听她和卖花的小贩说话，才知道是要送给老伴的女儿——她的继女。

看她提着这么多东西，我多想上前帮她拎一下，可我迈不动那一步。在经过一家药店时，她停了下来，买了一些降压药。听她和店员的对话，我才知道她有些高血压。我心里一揪：＂可怜见的，当年进厂体检，她的血压多正常啊。＂

她转过身时，我赶紧躲到了一个卖水果的摊位后面。看着她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人潮中，我的心突然空落落的。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眼前全是她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样子，耳边回响着她爽朗的笑声。

我想起了许多往事。那时候每到冬天，她都会在炉子上炖一锅萝卜牛腩，热气腾腾的，说是暖胃。我下班回来，她总是先盛一碗给我，自己等所有人都吃完了才吃。她的手常年泡在冷水里，冬天裂得厉害，可她从不叫苦。

年轻时我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拍桌子，她总是默默承受，然后轻声细语地劝我：＂老马，消消气，有啥事慢慢说，急不得。＂

想到这些，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马德福啊马德福，你怎么这么糊涂呢？＂我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自言自语。

今年三月，我犯了胃病，疼得在床上打滚。宿舍管理员发现我两天没出门，破门而入时，我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了。

医院的白炽灯刺眼得很，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听着隔壁床的老伴天天来照顾，端屎端尿的，我眼睛都看酸了。那老头比我还大五岁，却比我精神多了，每天笑呵呵的。护士问我家属电话，我说没有。

其实，我有儿子的号码，可我拉不下这个脸。自从他结婚后，我们见面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少。他不是不孝顺，只是工作忙，再加上我和他妈妈的事情，让他夹在中间为难。

＂马师傅，您这是要跟自己过不去啊。＂住院第三天，隔壁床老头的老伴李大姐给我削了个苹果，＂瞧您这胃病，饭也不会做，衣服也不会洗，孤家寡人的，何苦呢？要不我帮您联系下儿子？＂

我盯着那个削得歪歪扭扭的苹果，突然眼眶一热。＂那——那就麻烦您了。＂我终于点了点头。

第二天，马小军和他媳妇小林来了。他们二话不说，收拾了我的烂摊子，给我办了转院手续，还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照顾我。

出院那天，儿媳妇小林帮我收拾东西，轻声对我说：＂爸，其实我婆婆常跟我提起您。＂

＂她、她怎么说的？＂我的声音有些发抖，像是做了亏心事被人发现。

＂她说，您是个好人，就是太傲，认死理。说您年轻时对家里很负责任，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的。这些年，她每次做糖醋排骨，都会多做一份，然后一个人发呆。＂小林的声音很轻，却像炸雷一样在我耳边响起。

我的眼前浮现出阎秀芝站在灶台前的样子，围裙上沾着油星子，额头上挂着汗珠。她总是先给我夹菜，然后自己再吃。记得有一次，锅里的最后一块排骨，我和儿子同时夹住了，她轻轻拍了拍儿子的手：＂让给你爸，他工作辛苦。＂

三十年啊，这些小事我都视若无睹，还总嫌她唠叨，嫌她没见识。结婚纪念日从来不记得，她过生日也从来不送礼物，觉得那都是资产阶级的做派，不适合我们工人阶级。

现在想来，我真是个十足的混账。

＂爸，您知道吗？我妈离婚后，每年您生日，都会蒸一碗寿桃给我，让我私下里祝您长寿。她说，就算不在一起了，您也是我爸爸，她不能让我忘了这一点。＂儿媳妇的话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

＂她现在还好吗？身体怎么样？＂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稳一些。

小林笑了笑：＂挺好的，就是血压有点高，其他都还行。她现在跟着那个叔叔过得挺幸福的，常带着我妈去旅游，这不，上次去了杭州。对了，她让我给您带了点杭州特产，说是……说是还记得您爱吃甜的。＂

那晚，我躺在儿子家的客房里，翻出了那张小林给我的照片。照片上的阎秀芝和她现在的丈夫站在西湖边，笑得那么灿烂。那个男人看起来很斯文，手轻轻搭在她肩上，一脸疼爱。

我忽然想起，我们结婚三十年，从没一起出过远门。她总说想去看看西湖，说那上面传的故事多，我却总嫌麻烦，说那不过是一潭死水，有啥好看的，全国到处都是湖。

第二天，我支支吾吾地让儿子帮我买了一张贺卡，上面印着西湖的风景。我端正了字，慢慢写道：＂秀芝，对不起，是我不好。看到你幸福，我就放心了。祝你安康。马德福。＂写完，我又觉得太正式，便在落款后面画了个笑脸，虽然歪歪扭扭的，却是真心的。

儿子接过贺卡，问我：＂爸，您想见见我妈吗？＂

我摇摇头：＂不了，就这样挺好。你们小两口工作忙，我也不能总麻烦你们。等我胃好利索了，就回宿舍住。＂

儿子叹了口气：＂爸，您就别死撑了。我妈心里也惦记您呢，要不然干嘛要我拍照片给您看？您们这么大岁数了，还争那口气干嘛？＂

我抿着嘴不说话。不是争气，是愧疚啊。当年是我太混，现在又有什么脸去见她呢？

如今，我每周都去儿子家吃饭。儿媳妇小林做的糖醋排骨虽然没有阎秀芝做的那么入味，但我总是吃得干干净净，还夸她手艺好。她笑着说我嘴甜，说我年轻时肯定很会哄女孩子开心。

儿子在一旁嗤笑：＂我爸？他要是会哄人，我妈能跟他离婚吗？＂

我讪讪地笑了笑，不反驳。是啊，我要是懂得珍惜，懂得哄她开心，何至于此？

有时候坐在小区的长椅上，看着窗外飘落的梧桐叶，我会想起那个在缝纫车前认真工作的姑娘，想起她为我缝补的衬衫，想起她在我发烧时彻夜的守候。想起厂区大喇叭里放着《东方红》，她穿着蓝色工装站在车间门口等我下班的样子。

人这一辈子啊，真是傻。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去年年底，儿子告诉我，阎秀芝要来看我。听到这话，我心跳如雷，连夜让儿媳妇帮我买了新衣服，还特意刮了胡子，鬓角的白发也仔细梳理了一番。

她来的那天，我坐立不安，在屋里走来走去。门铃响起的时候，我差点绊倒自己。

门开了，她站在那里，比照片上的要真实得多。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头发比我想象中白了不少，却梳理得一丝不苟。我们四目相对，一时无言。

＂你胃病好些了吗？＂她先开了口，声音还是那么温柔。

＂好多了，好多了。＂我点头如捣蒜，＂你、你快请坐。＂

我们坐在沙发上，像两个不熟悉的老人，谨慎地寒暄着。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保温盒：＂还记得你爱吃的糖醋排骨吗？我做了些，趁热吃吧。＂

打开盖子，那熟悉的香味扑面而来，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这么多年了，味道一点没变。我夹起一块放入口中，酸甜适中，肉质酥烂，就是我记忆中的味道。

＂还合口味吗？＂她微微笑着，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

＂好吃，太好吃了。＂我用力点头，＂比当年做的还好吃。＂

她笑了：＂你还是这么会哄人。＂

我们聊了很多，从儿子的工作到小区的变化，从老同事的近况到电视里的新闻。她告诉我，她现在的丈夫是个好人，尊重她，对她很好。我点点头，由衷地说：＂那就好，那就好。＂

临走时，她站在门口，欲言又止。最后，她只是轻轻说了一句：＂保重身体。＂

我点点头：＂你也是，血压药按时吃。＂

送走她后，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看着她和她丈夫一起走出小区的背影。直到他们消失在转角处，我才转身回屋，发现茶几上放着一个信封。

信封里是一张照片，是我们年轻时的合影，背面写着：＂岁月无情人有情，愿你安好。＂

昨天，儿子的女儿出生了，我当上了爷爷。抱着小孙女，看着她皱巴巴的小脸，我忽然明白了：幸福就是一起熬过岁月的人，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说一声：＂今天的饭，还可口吗？＂

听说阎秀芝和她丈夫也会来看望曾外孙女。或许，我们会在医院的走廊上再次相遇，或许，我们能像普通的老朋友一样寒暄几句。又或许，我能鼓起勇气，当面对她说一声：＂对不起，谢谢你曾经给过我的幸福。＂

小区的银杏树又黄了一季，跟十五年前一样。只是我的心境，已经不同了。人啊，总要学会放手，学会祝福，也学会原谅自己。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