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明朝历史的长河中，张居正改革常常被大书特书，而作为其前奏的高拱改革却鲜有人知。隆庆年间，大明王朝面临着边防危机、吏治腐败和经济凋敝的多重困境。此时，内阁首辅高拱挺身而出，以铁腕手段推行一系列改革，从整顿吏治到加强边防，从革新军事体制到开放海外贸易，为风雨飘摇
在明朝历史的长河中，张居正改革常常被大书特书，而作为其前奏的高拱改革却鲜有人知。隆庆年间，大明王朝面临着边防危机、吏治腐败和经济凋敝的多重困境。此时，内阁首辅高拱挺身而出，以铁腕手段推行一系列改革，从整顿吏治到加强边防，从革新军事体制到开放海外贸易，为风雨飘摇的明王朝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改革不仅奠定了 “隆万大改革” 的基础，更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明朝的衰落。让我们走进这位被低估的改革家，探寻他如何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
嘉靖至隆庆年间，明朝已立国二百余年，表面上看似平静，实则积弊丛生，犹如一座根基动摇的大厦，随时可能崩塌 。内部，吏治腐败现象严重，官员们大多因循守旧，只图保住自己的官位和利益，对政务敷衍了事，行政效率极其低下。财政方面，入不敷出的问题日益凸显，皇室的奢靡挥霍、官员的贪污受贿，以及庞大的军费开支等，使得国库空虚，百姓的负担也因此日益加重。
外部的边防压力更是让明朝焦头烂额，“南倭北虏” 交相侵扰。在东南沿海，日本封建割据造成大批武士流亡，与海商和中国境内反海禁的私贩集团结合成武装力量，形成了倭寇。他们频繁侵扰浙江、福建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严重威胁沿海地区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的经济发展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北方边境，蒙古俺答部势力强大，频繁南下侵扰，烧杀掳掠，给明朝边境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恐慌。东北的女真、土蛮诸部也不断内侵，边疆地区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百姓苦不堪言。这些外部威胁不仅消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严重削弱了明朝的统治力量，王朝统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高拱出身官宦世家，良好的家庭环境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优越的成长条件。嘉靖二十年，高拱凭借自身的才华和努力考中进士，正式踏入仕途。后来，他担任裕王朱载垕的侍讲学士，这一职位让他与裕王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在担任侍讲学士的九年时间里，高拱尽心尽力地教导裕王，不仅传授给他丰富的知识，还为他分析时局、出谋划策，与裕王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当时，裕王的处境并不安稳，在宫廷斗争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压力。但高拱始终坚定地站在裕王身边，给予他支持和鼓励，帮助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嘉靖帝去世后，裕王即位，是为隆庆帝。高拱凭借与隆庆帝这层特殊的君臣关系，得以进入权力核心，为其推行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他深知明朝当时面临的种种弊端和危机，决心借助首辅之位，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以挽救明朝的统治危机 。
高拱推行的考成法，以 “随事考成”“逐级考成” 为原则，旨在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具体做法是，各衙门将应办之事登记造册，明确完成期限，一式三份，一份留底，一份送六科备案，一份呈内阁。每月终，六科对照账簿核查，完不成任务者予以处罚；每半年，内阁复查，对拖延懈怠者严惩不贷。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了内阁监督六科、六科监督六部及地方官员的层层考核体系。
考成法实施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官员们不再敷衍塞责，办事效率大幅提升，朝廷政令得以迅速贯彻执行。大量庸官、懒官被淘汰，一批有才能、肯干事的官员得到提拔重用，吏治得到有效整顿，为其他改革措施的推行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在明朝中期，北部边疆面临着蒙古俺答部的频繁侵扰，兵部旧有的 “一尚书二侍郎” 编制在应对复杂边务时，显得捉襟见肘。高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问题，他深知，兵部作为军事领导的核心机构，其体制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于是，他果断向隆庆帝提出改革建议，将兵部编制改为 “一尚书四侍郎” 。
这一改革举措有着深远的考量。新增的两名侍郎，不仅能在兵部内部协助尚书处理繁重的事务，还能发挥独特的作用。他们可以定期巡视边务，深入了解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为兵部制定军事策略提供准确的依据。当边防总督缺任时，侍郎还能直接出任，有效避免了过去因部臣与总督协调不畅而导致的延误战机的情况。
为了让兵部司官能够精通军事事务，高拱规定司属官员只能在兵部系统内升迁，并且要从边塞知兵之人中选拔。这样一来，兵部司官们就能够长期专注于军事工作，积累丰富的经验，成为真正的军事专家。他们对边塞的山川险易、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对边疆将领的才能、功过也能做出准确的判断。这种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为兵部储备了大量优秀的军事人才，使得兵部在应对边疆危机时更加从容自信 。
隆庆四年（157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打破了明朝与蒙古之间的紧张局势，这便是把汉那吉事件。把汉那吉是俺答汗的孙子，因家庭纠纷愤而降明。这一事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引发了明朝朝堂的激烈争论。有人主张利用把汉那吉要挟俺答汗，让他停止侵扰；也有人担心此举会激怒俺答汗，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高拱和张居正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解决这一事件。他们深知，长期的战争只会让双方百姓生灵涂炭，和平才是民心所向。于是，在高拱的主导下，明朝与俺答汗展开了和谈。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明朝归还把汉那吉，俺答汗则交出叛逃到蒙古的汉人赵全等，并表示愿意与明朝通贡互市 。
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为 “俺答封贡” 奠定了基础。隆庆五年（1571 年），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双方在边境开设互市，实现了和平共处。从此，北方边疆迎来了久违的安宁，百姓们得以安居乐业，边境贸易也日益繁荣起来。
在东北边境，高拱同样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战略眼光。当时，女真、土蛮诸部不断内侵，辽东局势岌岌可危。高拱不拘一格，大胆重用辽将张学颜和李成梁。张学颜担任辽东巡抚后，积极整顿边防，加强军事训练，提高了明军的战斗力。李成梁则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多次击败入侵的敌军，取得了辽左大捷，有效地抑制了女真、土蛮诸部的内侵。
高拱的这些举措，构建了稳固的边疆防御体系，使明朝的边疆局势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的改革不仅解决了当时的边疆危机，还为明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防御倭寇，实行了海禁政策，严禁民间私自出海贸易，只允许官方组织的朝贡贸易。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沿海地区的安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益显现。沿海商民生计艰难，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冒险进行走私贸易，这使得走私活动日益猖獗。同时，海禁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倭患问题，反而导致倭寇与沿海走私势力相互勾结，倭患愈发严重。
到了隆庆年间，明朝政府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危机，急需开辟新的财源。而此时，沿海地区相对安宁，为开放海禁提供了有利条件。在高拱等有识之士的支持下，隆庆元年（1567 年），隆庆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 ，这一举措史称 “隆庆开关”。
隆庆开关的主要措施包括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并设立海澄县和督饷馆，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所有对外贸易的商船都必须到月港办理手续，在此装货出港、入港验货。出海船只需要申请 “船由”“商引” 等凭证，且出海时间有严格限制，若超过时间未归，将按照 “通倭” 之罪处理。同时，严禁船只和商人与日本进行贸易，到达东西二洋的船只数量也各限制在 44 只以内，还严禁携带硝黄、铜、铁等物品出海 。
隆庆开关打破了明朝长期以来的海禁封锁，为中国的海外贸易开辟了新的通道。开关后，海外贸易蓬勃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大量出口，受到了国际市场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国外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据统计，从隆庆开关到明朝灭亡的 70 多年间，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向中国，使得中国的白银储备大幅增加，白银逐渐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
海外贸易的繁荣也极大地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兴起，出现了许多繁华的商业城市和港口。如漳州月港，原本只是一个偏僻的小港口，在开关后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农贸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皆海供，酬酢皆夷产”，一派繁荣景象。商业的发展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兴起，如造船业、运输业等，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学者等纷纷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化、艺术等知识，如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知识传入中国，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为中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
隆庆开关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开放事件，它不仅促进了明朝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还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使晚明时期的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初步接轨，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高拱性格强势、偏执，行事果断但缺乏灵活性，在推行改革过程中树敌众多。他与徐阶、张居正等权臣的政治斗争激烈，最终在隆庆帝死后被排挤出朝廷。这一结局虽有个人性格因素，但也反映了明朝中后期复杂的政治生态。
高拱与徐阶的矛盾由来已久。嘉靖四十五年，高拱在徐阶的推荐下进入内阁，起初两人关系尚好，但随着高拱权力欲望的膨胀，两人逐渐产生分歧。嘉靖帝去世时，徐阶未与高拱商议便独自起草遗诏，这让高拱感到被轻视，两人矛盾激化，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最终，高拱凭借自身的政治手段和与隆庆帝的特殊关系，成功击败徐阶，成为内阁首辅 。
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同样复杂。他们曾是志同道合的改革伙伴，共同推动了 “俺答封贡” 等改革措施的实施。然而，随着权力的增长，两人的矛盾也逐渐显现。高拱性格强势，在决策时往往独断专行，这与张居正的政治理念产生了冲突。隆庆帝死后，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冯保联手，利用高拱的一些言行，将他驱逐回乡 。
尽管高拱改革因政治斗争等原因未能完全贯彻，但他的一系列举措为后来的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二者共同构成了 “隆万大改革” 的整体。高拱在吏治、边防、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实践，展现了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勇于担当的精神，他是明朝中期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其历史功绩不应被忽视。
在吏治方面，高拱推行的考成法为张居正后来的考成法提供了借鉴，使得明朝官场的办事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官员的责任心也得到了增强。在边防方面，高拱对军事体制的改革以及 “俺答封贡” 的实现，为张居正改革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也为明朝边疆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在经济方面，隆庆开关打破了海禁的束缚，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经济基础，也为明朝经济的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 。
高拱的改革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挽救明朝的衰落，但他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以坚定的决心和果敢的行动，试图扭转明朝的颓势，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佩。他的改革理念和实践，不仅对当时的明朝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
高拱改革是明朝中期一次重要的自救尝试，他在危机中勇于创新、敢于变革的精神，对后世具有深刻的启示。无论是吏治整顿、边防建设还是经济开放，都需要有坚定的决心和科学的策略。高拱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时代的挑战面前，唯有打破常规、积极改革，才能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的改革虽然历经风雨，但依然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光芒，成为我们研究古代改革的重要范例。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