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死人都埋了，还有啥可说的。”刘婶把菜篮往桌上一放，抽了张报纸擦额头的汗。七月的谷雨连着下了五天，好不容易出了太阳，院子里的草都疯了似的蹿高。

“死人都埋了，还有啥可说的。”刘婶把菜篮往桌上一放，抽了张报纸擦额头的汗。七月的谷雨连着下了五天，好不容易出了太阳，院子里的草都疯了似的蹿高。

我掂了掂手里那封旧信，继续问：“您当时为啥要轮流给老支书送饭？”

“咋不送？老张在的时候，家家户户有个头疼脑热的，他半夜三更背人去卫生所。”刘婶拎起茶缸咕咚咕咚灌了半缸，“我当年生二娃，羊水早破，是老张拉我去镇医院的，不然…哎，那些事都过去了。”

那天在老张家整理遗物时，我和村长意外从床底下发现一个铁皮盒子，里面除了一沓陈年照片，还有一封信。信封已经泛黄，没写收信人，只用蓝墨水工工整整写了个”复”字。

老张生前住在村东头一间只有十几平的瓦房里。说是瓦房，其实一半是砖瓦结构，另一半是后来村里帮他添的彩钢板。他早年是我们白杨村的支书，干了将近二十年，村里大大小小的事都经他的手。

十年前，我回村给奶奶上坟，远远就听到院墙外有人喊”老支书来了”。只见一个七旬老人拄着拐杖，背挺得笔直，正往这边一瘸一拐地走。

“那是老张吗？”我问坐在门口嗑瓜子的三叔。

“嗯，腿伤了，不过脑子好使着呢。”三叔看都没抬头，又补了一句，“村里人轮流给他送饭，排了个表，老支书有面子。”

刚到老人跟前，他就笑了：“这是董家老三的孙子吧？长高咯。”

我愣了一下：“您怎么认出我的？我五岁离村的。”

“你额头那道疤，还是我带你去缝的针呢。”他用拐杖指了指我的眉毛上方，“当时你摔在石槽里，血流了一脸，你爷爷慌得直搓手。”

确实有这么回事，我隐约记得奶奶提过，可记忆里那个带我去医院的人，脸早就模糊了。

后来听村里人说，老张腿是19年前摔的。那年村里搞移民新村建设，原本只有几户名额，老张硬是争取到了十几户。钱不够，他就自己掏腰包垫资，前前后后跑了无数趟县里市里，最后在一次回程的山路上，三轮车翻了。

腿养好后，他主动申请退了职，每天就是在村里转悠，看看谁家盖房子需要帮忙，谁家孩子上学困难了，甚至谁家的狗走丢了，他都记在心里。

其实村里人都觉得奇怪，老张完全可以去城里和儿子一起住。他儿子在外面做生意，据说很有钱，前几年还回来给村小学捐了一台电脑。每次问起，老张只是笑笑：“城里太闹腾，还是这儿空气好。”

“老支书真的不是本村人？”我打开信看了第一行，忍不住问刘婶。

刘婶愣了一下：“谁说的？老张他爷爷就住在老槐树那块。”

“可这信上写着他是78年调来的知青。”

“胡说，老张从小就在村里长大，那会知青早回城了。”刘婶摆摆手，好像我在拿她寻开心，“他媳妇倒是外村的，可惜早年得了肺痨去世了，就剩他一个人。”

我拿出信给她看。刘婶眯着眼，嘴里念叨着：“敬爱的党组织…我志愿扎根农村…请组织批准我的申请…”

信是1978年春天写的，基本上算是一份留乡申请书，字迹很清秀，像是年轻人写的。末尾签名是”张文宁”，的确是老支书的名字没错。

刘婶看得半懂不懂，却显得越来越不安：“这信你别乱给人看，老支书的事，死了就过去了。”

“我就是好奇，如果他是知青，怎么从来没人提起过？”

“你这孩子，咋这么多事呢？”刘婶突然把菜往篮子里一塞，“我还得回去做饭，你自己看着办吧。”

望着刘婶匆忙离开的背影，我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一提老张的身世，她就变得紧张起来？

正犯愁时，村长骑着电动车过来了。看见我坐在老张家门口的石凳上，他停下车，掏出烟：“咋还在这儿坐着？后天下大雨，记得去看看水沟堵没堵。”

我接过烟，直接问：“您知道老支书是不是知青？”

村长手一顿，打火机的火苗在风里摇晃。他深吸了口气，看了看四周没人，小声道：“知道这事的人不多了，你从哪听说的？”

“这不是看到信了嘛。”我晃了晃手里的纸。

村长叹了口气：“这事说来话长。老张确实是知青，66年从省城下来的，本来按政策应该77年就回城了，但他硬是留下了。”

“为什么？城里条件那么好，干嘛要待在这穷山沟？”

“八十年代初，村里闹了场大事，死了两个人。”村长声音压得更低了，“一个是村主任的儿子，一个是大队会计家的女儿，两人是对象，准备结婚了，结果双双落水死了。”

这故事我倒是听说过，村里人都说是殉情，传得神神秘秘的，还说那片水库至今闹鬼。

“死者家属闹得很凶，非说是谋杀，要公安来查。老张那时候已经是副支书了，挺身而出顶了包，说是他疏忽大意没管好水库安全。”村长弹了弹烟灰，“他用自己的知青身份做了交换，上面同意不追究责任，但是他必须留在村里，再也不能回城。”

“这不对啊，”我皱起眉头，“就算是责任事故，也不至于让他永远不能回城吧？”

村长看着远处，眼神复杂：“有些事，不是表面看到的那样。”

说罢，他掐灭烟头，骑上车就走了，临走前叮嘱我：“这些陈年往事，别再提了，对谁都没好处。”

那天晚上，我去了趟刘大爷家。刘大爷是村里最年长的人，已经85岁高龄，听说当年是老张的同事。

刘大爷正坐在院子里乘凉，手里摇着蒲扇，旁边放着半杯菊花茶，茶面上漂着几粒枸杞。

聊了几句家常，我把话题引到老张身上。刘大爷眯着眼睛，似乎在回忆：“老张啊，好人哩。”

“听说他是知青？”

“嗯，是，城里来的大学生。”刘大爷点点头，“那时候我是生产队长，他来报到那天，穿着件灰布衣服，瘦瘦高高的，手上全是茧子，我还以为是哪家的孩子呢。结果一说话，那普通话，比广播里的还标准。”

“听说村里闹过一次事故？”

提到这事，刘大爷神色明显变了，手里的扇子停了下来：“谁跟你说的？”

“村长提了一嘴。”

刘大爷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说：“你把门关上。”

等我关好院门，他才压低声音说：“那不是事故，是谋杀。”

我心头一震：“谁杀的？”

“村主任。”刘大爷说，“那女孩是会计家的，本来要和村主任儿子结婚，可村主任不同意，嫌人家出身不好，会计她爹解放前是开杂货店的。村主任威胁要让会计下岗，结果小两口一气之下跳了水。”

“那老张怎么会…”

“那会儿村主任权力多大啊，谁敢得罪？老张为了保护会计一家，自己扛下了责任。”刘大爷叹了口气，“老张那个人，心太软，看不得别人受委屈。”

“所以老张就这么一直留在村里？”

“可不是。他家里条件好着呢，他爹是大学教授，两个哥哥一个当军医，一个在外贸公司。我劝他回城多少次，他就是不肯。”刘大爷低声说，“后来我才知道，他留下，是因为那女孩…是他对象。”

我惊得差点从板凳上摔下来：“什么？”

“那女孩子上中学时老张教过她识字，两人偷偷好上了，可碍于身份不敢公开，后来女孩被家里安排嫁给村主任儿子，老张也不好说什么。”刘大爷揉了揉眼睛，“女孩死后，老张天天到水库那里坐着，一坐就是一整天。”

这个故事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难怪所有人都不愿意提起，甚至还把老张的知青身份都抹去了，编造出他从小在村里长大的故事。

“老张就为了这个，在村里一待就是几十年？”

刘大爷看着黑漆漆的夜空，眼角有泪光闪动：“人心啊，谁说得清。”

第二天，我决定实地去看看那个水库。水库在村西北角，离村子有两公里远，现在已经废弃了，只剩下一片浅水塘，长满了芦苇和菖蒲。

等我走近，发现水塘边有个小土包，上面竟然摆着几支已经枯萎的野花。看样子没多久前有人来过。

我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正打算离开，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村长。他远远站在对面的山坡上，看到我也愣了一下，赶紧把手里的东西收进口袋，转身就走。

我赶紧跑过去叫住他：“村长，您怎么也来了？”

村长停下脚步，脸色不太自然：“我路过看看。你来这干啥？”

“就是好奇嘛，听说当年的事故就发生在这里。”

村长抿了抿嘴：“好奇心太重不是好事，年轻人。”

我突然注意到他手里捏着什么东西，边缘露出来一点，像是照片。

“您手里是什么？”

村长犹豫了一下，慢慢摊开手掌。那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笑得灿烂，背景是一片麦田。

“这是…”

“老张和梅芬，会计家的闺女。”村长轻声说，声音有些哽咽，“今天是她的忌日。”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所以每年老张都会来这里？”

“是啊，风雨无阻，四十多年。”村长揉了揉眼睛，“后来腿伤了走不动，就托我来。我答应他，只要我还在，每年都会给她送花。”

村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我：“这是老张的日记，他让我交给一个可靠的人保管。我看你这孩子挺上心，不如你来负责吧。”

我接过那个发旧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心得体会”四个字，苍劲有力。

“您知道信里提到的’复’字是什么意思吗？”我问。

村长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我猜是’复仇’。”

回到老张家，我迫不及待地翻开日记本。本子很旧了，纸张已经发脆，字迹却依然清晰。日记从1978年开始，大多记录村里的大小事务，偶尔夹杂着一些个人感悟。

1980年5月15日那页写道：“今天又去看她了。水面平静，像当年她的眼睛。村主任已经调走，他儿子也过得不好，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她已经不在了。我决定留下来，永远留在这里，看着这片土地，守着这些人。也许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翻到后面几年，内容渐渐变成了村里的建设规划、贫困户帮扶记录、学校扩建方案…老张似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村子的发展中。

最后一篇日记写于去年冬天：

“腿疼得厉害，可能是天气要变了。昨天梦见她站在麦田里，还是那么年轻。我已经老了，不知道还能再等多久。这辈子没有遗憾，唯一放不下的是那封信，信里写着真相，可我没有勇气公开。也许，是时候放下了。如果有人发现了它，请给村长，他知道该怎么做。”

我合上日记本，心情复杂。老张用一生守护着一个秘密，守护着这个村子，甚至在他离世后，还想继续保护大家。

整理完老张的遗物，我去找了村长，把那封信还给了他。

“您知道他在信里写了什么秘密吗？”

村长摇摇头：“老张从没告诉过我具体内容，只说信里有真相，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公开。”

“您不好奇吗？”

“好奇，但我尊重他的决定。”村长把信小心地收起来，“有些真相，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老张这一辈子，过得够不容易了。”

天空开始飘起小雨，村长撑开伞，邀我一起走。

“老张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去年冬天专门把我叫到家里，说了一番话。”村长的声音在雨声中显得格外清晰，“他说，真正的复仇不是揭露谁的罪行，而是用自己的一生证明，善良和正直，才是最有力量的东西。”

“您相信吗？”

“我不知道。”村长停下脚步，望向远处被雨雾笼罩的村庄，“但我知道，正是因为有老张这样的人，我们这个村子才变得更好。”

我们走过村口的小学，操场上种着一排刚发芽的小树，是去年老张提议栽的。他说，希望孩子们将来有更好的乘凉地方。

雨越下越大，远处传来雷声。村长说：“张老支书走得安详，睡着了就没醒过来。村里人都说，他肯定是去找梅芬了。”

“您觉得呢？”

村长笑笑，没说话，只是把手里那封信捏得更紧了。

几年后，我再回到村里时，发现老张家那间破旧的瓦房前修了条石板路，门前还立了块小石碑，上面镌刻着”白杨村老支书张文宁同志纪念”。

水库那边，也建起了一个简易凉亭，亭子旁边种了几株梨树，听说是村长组织大家一起栽的。

刘婶在街上碰到我，特意凑过来说：“听说村里申请把那个案子重新调查了，早该这样。”

“什么案子？”

“还能是啥案子，老张他们那个案子呗！”刘婶压低声音，“上个月公安来人，把当年的材料都调走了，说是要重新审理。”

看来村长最终还是决定公开那封信了。

我找到村长，他正在村委会门口看资料。看到我，他招招手：“回来了？正好，来看看这个。”

桌上摊着一份报告，是关于村里申请建立”张文宁同志先进事迹纪念馆”的批复。

“老张这辈子没图啥，就是想还梅芬一个清白。”村长说，“现在案子重新调查了，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

我指了指报告：“纪念馆批下来了？”

“嗯，县里很支持，说老张的事迹值得宣传。”村长拿出一个熟悉的铁皮盒子，“我想把这些资料也放进去，你帮我整理一下？”

盒子里满是老照片、日记和各种证书，最上面放着那封信。信封已经被打开，里面的内容被誊写在一张新纸上，附着详细的背景说明。

最后一段写道：

“我张文宁，虽是外来者，但已将白杨村当作家乡。无论以后发生什么，我都会用余生守护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若有一天我离去，请记住：真相可以延迟，但永远不会消失。复兴乡村，既是为了纪念逝者，也是为了让生者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村长说：“老张是个怪人，明明可以回城过好日子，却选择留在穷山沟里几十年。人活一辈子，真不容易。”

我望向院外的白杨树，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上，斑斑点点。远处，几个孩子在老张当年亲手修的小桥上嬉戏打闹。

这就是他守护的一切，这片土地，这些人，还有那个埋藏了几十年的真相与爱情。

“村长，您觉得老张这辈子值得吗？”

村长眯起眼睛，望着远处的村庄，露出温和的微笑：“你看，白杨树长得多好。老张常说，树挺直了，人才能挺直。”

雨后的村庄，空气格外清新。

“对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老张是不是经常说一句话，‘活着不是为了自己’？”

村长愣了一下，点点头：“你怎么知道？”

“刚才在他日记本的扉页上看到的。”

村长看着我，眼里闪着光：“你留下来帮忙吧，村里正缺人手。”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但我知道，老张的故事，已经在我心里种下了一棵小树。

或许，有些人的一生，就是为了照亮别人的路。

最后我和村长一起去了老张的坟前。简单的墓碑上，除了名字和生卒年月，还刻着一行小字：“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爱和真相长存。”

村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是那张他和梅芬在麦田里的合影，小心地压在了墓碑下。

“老张啊老张，”村长低声说，“你放心吧，案子重审了，真相很快就会大白天下。你和梅芬，都等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安心了。”

夕阳西下，金色的光芒洒在墓碑上，映出一道长长的影子，恰好指向村子的方向。

来源：牟牟说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