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7 世纪中期，沙俄这个在欧洲逐渐崛起的势力，怀着对土地无尽的渴望，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东方。他们越过辽阔的外兴安岭，如同汹涌的潮水般涌入黑龙江流域。在尼布楚，他们筑起坚固的城堡，试图扎根；在雅克萨，他们屯聚兵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地百姓苦不堪言。这片原本宁
17 世纪中期，沙俄这个在欧洲逐渐崛起的势力，怀着对土地无尽的渴望，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东方。他们越过辽阔的外兴安岭，如同汹涌的潮水般涌入黑龙江流域。在尼布楚，他们筑起坚固的城堡，试图扎根；在雅克萨，他们屯聚兵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地百姓苦不堪言。这片原本宁静祥和的土地，瞬间被战争的阴霾所笼罩，百姓们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沙俄的挑衅，清廷展现出了大国的风范，秉持着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顺治、康熙两朝多次派出使者，与沙俄进行严正交涉。然而，沙俄却对清廷的善意置若罔闻，将清廷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依旧我行我素地在边境地区肆意妄为。他们的嚣张气焰愈发嚣张，侵略的步伐也越迈越大，严重威胁到了清朝的边疆安全。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1685 年，康熙皇帝终于下定决心，以雷霆手段捍卫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完整。他任命彭春、萨布素为将领，率领 3000 精锐之师，浩浩荡荡地奔赴战场。这支军队不仅装备了威力巨大的红衣大炮，还配备了来自福建的藤牌兵。藤牌兵以其独特的作战方式，在战场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裸身入水，凭借着手中的盾牌，巧妙地抵御着俄军的火枪射击，如同一群无畏的勇士，勇往直前。在他们的英勇奋战下，清军首战告捷，成功击溃了俄军，一举焚毁了雅克萨城，给了沙俄侵略者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沙俄侵略者贼心不死，背信弃义地再次反扑。1686 年，清军不得不再次对雅克萨城展开围攻。这一次，清军将士们怀着满腔的怒火，奋勇杀敌。他们成功击毙了俄军统帅托尔布津，给俄军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震慑。随后，清军采取了围困战术，将雅克萨城围得水泄不通。在长达五月余的围困中，俄军弹尽粮绝，陷入了绝境。最终，沙俄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被迫坐到谈判桌前，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
1689 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中俄双方的代表齐聚尼布楚，经过艰苦的谈判和激烈的博弈，最终签署了《尼布楚条约》。这份条约以满、俄、拉丁文三种文本呈现，彰显了其庄重性和权威性。
《尼布楚条约》对中俄东段边界进行了明确的划定：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及外兴安岭为界，以南的广袤土地归属中国，以北则归俄国所有。曾经被沙俄侵占的雅克萨城，也按照条约的规定被拆除，城内的俄国人全部撤离。同时，条约还对乌第河地区的归属问题做出了特殊规定，将其列为 “待议区域”，为日后的进一步协商留下了空间。此外，条约还严禁双方越界游牧，禁止收纳对方的逃犯，为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安宁提供了保障。为了促进双方的经济交流和文化往来，条约还开放了互市贸易，使得两国人民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友好的交流与合作。
《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签订的首个国际条约，它以法律的形式遏制了沙俄的南侵野心，为东北边疆带来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与稳定。在这百余年的时间里，东北边疆地区的百姓们得以安居乐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文化也得到了繁荣。同时，该条约也开创了中国以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外交范例，为后世的外交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愿意通过和平、平等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大国胸怀和智慧。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无疑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它不仅从根本上终结了沙俄长达数十年的侵扰，彻底消除了东北边疆的隐患，更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清朝对黑龙江流域的无可争辩的主权。这片富饶的土地，从此在清朝的统治下，迎来了和平与繁荣的新时期。
随着边界的明确划定，清朝得以有条不紊地将东北纳入中央集权体系的紧密掌控之中。政府大力鼓励移民屯垦，无数的百姓响应号召，奔赴东北，他们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同时，清朝还积极建设驿道，一条条宽阔的驿道如同纽带一般，将东北与内地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促进了人员的往来、物资的流通和文化的交流。
在外交层面上，清朝通过这场战争和条约，生动地展现了 “以战促和” 的高超外交智慧。他们深知，战争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只有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因此，清朝在战场上给予沙俄沉重打击后，又以务实、理性的态度与对方进行谈判，最终达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这种智慧，不仅为清朝赢得了尊严和利益，更为后续中俄百年通商奠定了坚实的稳定框架。在接下来的百年间，中俄两国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经济合作不断深化，文化交流也愈发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
明末清初，漠西准噶尔部在噶尔丹的带领下强势崛起，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噶尔丹本是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子，早年被送往西藏学习佛法，在那里他不仅积累了深厚的宗教知识，还开阔了视野，培养了雄心壮志。当他得知兄长僧格被政敌杀害后，毅然还俗，回到准噶尔部，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迅速平定内乱，夺取了统治权。
噶尔丹掌权后，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扩张野心。他率领准噶尔部四处征战，先后兼并了天山南北的众多部落，势力范围不断扩大。1676 年，噶尔丹击败了和硕特部，独占了原来四部的游牧地，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漠西蒙古的地位。1680 年，他又灭亡了察合台汗国后裔建立的叶尔羌汗国，建立了强大的准噶尔汗国，其疆域最南边到西藏的西北地区、最北边到唐努乌拉山，与当时的沙俄交界，最东边到今新疆与甘肃的交界处，最西边到帕米尔高原，与哈萨克汗国交界，包括整个中国新疆、蒙古国西部、中亚的一部分以及中国西藏北部 ，成为了中亚地区的霸主。
然而，噶尔丹并不满足于此，他的目标是恢复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帝国辉煌，将整个蒙古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1688 年，噶尔丹率领三万劲旅东进，突袭漠北喀尔喀蒙古。当时，喀尔喀蒙古正处于内部纷争之中，面对噶尔丹的突然进攻，土谢图汗等部难以抵挡，部众或遭俘杀、或逃散，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居帐也遭洗劫。土谢图汗无奈之下，只得率领残部败退，溃卒部民弥漫山谷，昼夜不绝。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也随部东溃，在这危急关头，他们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投奔俄国，还是投奔清朝？最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认为清朝皇帝遵奉喇嘛教，又同喀尔喀友善，于是决定投归清朝。土谢图汗向清廷告急求援，康熙帝闻讯震怒，立即遣使责问噶尔丹。但噶尔丹却将战争责任全推到土谢图汗身上，调停无果。
噶尔丹不仅在军事上对清朝构成威胁，还在政治上与沙俄勾结，试图借助沙俄的力量实现自己的野心。他提出 “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 的分裂主张，妄图将中国的北方地区从清朝的版图中分裂出去。这种行径严重威胁到了清朝的统一和稳定，也使得北疆地区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康熙帝深知，若不及时遏制噶尔丹的野心，任由他与沙俄联手，北疆将永无宁日，清朝的统治也将面临巨大的危机。于是，一场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战争在所难免，康熙帝毅然决定亲征噶尔丹，以铁血手段平定准噶尔叛乱，巩固西北边疆。
1690 年，康熙帝首次亲征噶尔丹，拉开了三征噶尔丹的序幕。此次出征，清军兵分两路，皇兄和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胤褆为副将，率兵 3 万为左路军，出古北口；皇弟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札为副将，出喜峰口，率兵 2 万为右路军。清军士气高昂，决心一举击败噶尔丹，消除边疆隐患。
噶尔丹得知清军来袭后，并未退缩，而是率领大军在乌兰布通严阵以待。他将万余骆驼缚蹄卧地，背上加箱垛，蒙以湿毡，环列为营，号称 “驼城”，士兵们则依托 “驼城”，用弓箭、火枪等武器进行防守。这种独特的防御阵型给清军的进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战斗打响后，清军首先以火炮猛轰 “驼城”，一时间，战场上硝烟弥漫，火光冲天，“驼城” 在炮火的攻击下开始出现松动。随后，清军骑兵发起冲锋，他们挥舞着长刀，呐喊着冲向敌阵，与准噶尔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双方士卒多次肉搏，战斗异常惨烈，战场上死伤枕藉。
在战斗中，清军的火器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来自福建的藤牌兵，他们手持藤牌，灵活地穿梭于敌阵之中，有效地抵御了准噶尔军的火枪射击，为清军的进攻开辟了道路。经过一天的激战，准噶尔军的弹药逐渐耗尽，噶尔丹见势不妙，率残部趁夜西逃。虽然清军取得了乌兰布通之战的胜利，但由于福全未能及时追击，致使噶尔丹逃脱，未能达到彻底消灭准噶尔势力的目的。
1696 年，康熙帝再次亲征噶尔丹。这一次，清军吸取了上次的教训，采取了更为周密的战略部署。清军分东、中、西三路合击，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出东路，遏其锋；西路军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截断噶尔丹的归路；康熙帝则亲自率领中路军，直捣噶尔丹的主力。在昭莫多一战中，清军与噶尔丹的主力展开了决战。费扬古巧妙地利用地形，将噶尔丹的军队引入了预先设下的埋伏圈。当噶尔丹的军队进入伏击圈后，清军伏兵四起，从四面八方对其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清军先用火炮和火枪对噶尔丹的军队进行远距离射击，然后骑兵和步兵协同作战，发起冲锋。噶尔丹的军队陷入了混乱，他们试图突围，但多次被清军击退。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清军成功地全歼了噶尔丹的辎重部队，噶尔丹仅率数骑逃脱。这一战，噶尔丹元气大伤，他的部众纷纷离散，众叛亲离，陷入了绝境。
除了军事打击外，康熙帝还充分展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通过多伦会盟，从政治层面上解决了蒙古问题。1691 年，康熙帝亲临塞外，在多伦诺尔主持会盟。此次会盟，康熙帝邀请了喀尔喀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参加，他以宽广的胸怀和高超的政治手腕，成功地调解了喀尔喀蒙古内部的矛盾与纷争。在会盟中，康熙帝宣布将喀尔喀蒙古编为 36 旗，使其与内蒙古 49 旗同例，实行盟旗制度。同时，他保留了喀尔喀蒙古各部的汗号，并授予各部王公贵族清朝的官职，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此外，康熙帝还修建了汇宗寺，作为喀尔喀蒙古各部宗教活动的中心，以此凝聚黄教信仰，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精神统治。
多伦会盟以和平友好的形式，化解了喀尔喀蒙古的内部冲突，清政府也收获了喀尔喀各部的信任和归服。通过这一举措，康熙帝实现了 “以蒙治蒙” 的目的，外蒙古正式纳入清朝版图，成为了清朝抵御沙俄的 “草原长城”。此后，蒙古各部与清朝的关系更加紧密，共同维护着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三征噶尔丹的战争历时八年，这八年的时间里，清朝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准噶尔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清朝凭借着强大的国力和康熙帝卓越的领导才能，彻底击溃了准噶尔势力，取得了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
这场战争的胜利，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彻底终结了蒙古各部长期以来的分裂局面，使得漠北、漠南蒙古重新回归到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之下。清朝通过军事征服和盟旗制度的实施，加强了对蒙古地区的直接管理和控制，消除了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传统威胁，为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清朝在平定准噶尔叛乱后，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北边疆的经营和建设。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了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各路驻防官兵及归附清朝的哈萨克、布鲁特等部落，加强了对新疆的行政管理。同时，清朝还大力推行屯田政策，鼓励内地百姓前往新疆开垦荒地，促进了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这些举措为后来乾隆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彻底巩固新疆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征噶尔丹的胜利，还打破了沙俄染指蒙古的企图。在战争期间，沙俄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实际上一直在暗中支持噶尔丹，企图通过噶尔丹的势力来削弱清朝，进而实现自己对蒙古地区的侵略野心。然而，随着噶尔丹的失败，沙俄的阴谋彻底破产，清朝在东亚大陆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这场战争向世界展示了清朝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实力，也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康熙中期，清朝的国力达到了鼎盛，疆域也在不断扩张。此时，清朝的版图已东至大海，西至葱岭，南至曾母暗沙，北至外兴安岭，东北至库页岛，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广袤的领土让清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然而，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传统的 “计里画方” 地图绘制方法逐渐暴露出了其局限性。这种方法主要依靠经验和估算，难以准确地反映出地形地貌的复杂变化，也无法满足军事、行政等方面对地图精度的要求。在军事方面，不准确的地图可能导致军队在行军途中迷失方向，延误战机；在行政方面，无法精准地确定边界和行政区划，给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
1708 年，康熙皇帝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开展一次全国性的科学测绘工作。他启用了西方传教士白晋、雷孝思等人，这些传教士带来了先进的经纬度测量技术，为测绘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康熙的指示下，测绘团队迅速组建，他们携带象限仪、天文钟等精密仪器，踏上了艰苦的测绘征程。从东北的白山黑水到西北的大漠戈壁，从南方的热带雨林到北方的草原牧场，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不畏艰险，克服了重重困难，实测了全国重要地点经纬度 641 处，为绘制一幅精确的全国地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测绘过程中，团队采用了当时先进的三角测量法。这种方法以北京为中心，通过测量三角形的各个角度和边长，来确定各个地点的位置。先从直隶地区开始，这里是京城的所在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康熙对此高度重视。测绘团队在这里进行了细致的测量，绘制出了直隶舆图，康熙亲自审阅后给予了充分认可。随后，他们兵分多路，分别前往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进行测绘。
1710 年，传教士们再次来到东北进行测绘，此次测绘一直到达北纬 51°21’36”。在归程中，他们有了重大发现，通过对测量数据的分析和研究，证明了牛顿对地球形状为椭球体的猜测。这一发现不仅在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续的测绘工作提供了更准确的理论基础。
1717 年，西南地区的测绘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里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尤其是云南地区，瘴气弥漫，给测绘人员的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在云南与缅甸交界处，测绘人员潘如不幸染病去世，费隐也染病卧床不起，西南地区的测绘工作不得不暂时终止。然而，困难并没有阻挡住测绘团队的脚步。1715 年，费隐病愈后，与雷孝思一同前往云南，继续未完成的测绘任务。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对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地进行了详细的测量，终于完成了西南地区和两湖地区的测绘工作。
经过多年的努力，测绘团队终于完成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测量工作。最终制成的《皇舆全览图》含 41 幅分省图，首次标注了珠穆朗玛峰（时称 “朱母郎马阿林”），比例尺达 1:140 万，精度远超同时代世界地图。这幅地图不仅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地理面貌，还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皇舆全览图》的诞生，是中国地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不仅是清朝版图的科学记录，更推动了行政区划、军事部署的精准化。康熙将这幅地图 “藏于秘府”，虽然在当时并未公开流通，但它却为雍正、乾隆时期的边疆治理提供了关键依据。在后来的边疆谈判、军事行动以及行政区划调整中，《皇舆全览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地图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皇舆全览图》采用的经纬度测绘技术，标志着中国地图学从经验绘制迈向科学测量。在此之前，中国的地图绘制主要依靠传统的 “计里画方” 方法，这种方法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而《皇舆全览图》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它采用了先进的经纬度测量技术，使得地图的精度和准确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一技术的应用，比俄国全国测绘早百余年，在世界测绘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康熙组织绘制《皇舆全览图》的举措，更展现了他对西方科技的开放态度。在当时，西方科技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康熙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人才，推动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这种开放的态度，为后来的西学东渐奠定了基础，也让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跟上了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
雅克萨之战划定东段边界，三征噶尔丹巩固西北边疆，《皇舆全览图》测绘奠定领土认知 —— 康熙的三大举措，分别从军事防御、政治整合、科学技术三个维度，构建了清朝的疆域基础与治理框架。这些行动不仅终结了明末以来的边疆危机，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西方技术，为 “康乾盛世” 的到来扫清障碍。历史证明，真正的盛世根基，始于对领土主权的坚定捍卫，成于对多元治理的智慧融合。康熙的雄才大略，至今仍在中华文明的版图上留下深刻烙印。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