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泽生领导创建的台湾共产党，如何在岛内存在3年，被日本镇压？

摘要：1930年，台湾岛内共产党组织多次派遣林日高、潘钦信、陈德兴等分别前往上海与翁泽生联系，向中共中央汇报台湾革命形势和台湾共产党组织工作情况，请求中共中央加强对台湾共产党的领导。

1930年，台湾岛内共产党组织多次派遣林日高、潘钦信、陈德兴等分别前往上海与翁泽生联系，向中共中央汇报台湾革命形势和台湾共产党组织工作情况，请求中共中央加强对台湾共产党的领导。

中共中央通过翁泽生并派员传达中共关于台湾革命的意见。10月底，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在上海召集翁泽生和从台湾前来上海汇报工作的潘钦信、陈德兴，对台湾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反日斗争作出指示，指导台湾共产党调整政治路线和反日革命策略，提请召开台湾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并要求台湾共产党每月向中共中央汇报一次工作。

陈德兴携带中共中央指示返台后，分别向谢雪红和王万得、苏新等作了汇报。针对岛内台湾共产党员之间的分歧，翁泽生指示已在厦门从事地下活动的潘钦信立即返回台湾指导开展工作。

1、声援雾社起义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作为台湾共产党领导人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翁泽生与林木顺等团结带领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坚持开展反日斗争。1929年6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中共江苏省委部署，翁泽生与林木顺组织领导在沪台湾青年学生举行了反对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的“六一七始政纪念日”抗议集会。

集会上，翁泽生发表演说指出：

“30多年前的今天，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后台湾人在社会上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变成只尽义务的奴隶。”

他号召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人民团结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翁泽生与林木顺还组织成立了上海青年反帝同盟和上海台湾青年团，参与组建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反帝同盟，团结带领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大力为台湾共产党在岛内的革命活动培养输送人才。

为扩大台湾青年团的组织工作，1929年底，翁泽生派上海台湾青年团团员侯朝宗、郑连捷到厦门、漳州，调查了解当地台湾学生情况，组织台湾学生抗日团体开展斗争。

翁泽生还安排郑连捷与在漳州开展革命活动的蔡孝乾、张克敏及他们组织的台湾解放运动牺牲者救援会进行联络协调，积极开展营救被捕的台湾省籍中共党员蒋文来的活动。

1930年二三月间，在翁泽生和上海台湾青年团支持下，漳州的台湾解放运动牺牲者数援会举行游园会，发表抗日宣言书，援助被捕抗日志士及其家属，呼吁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同胞团结抗日。台共党员潘钦信等参加了活动，上海台湾青年团机关报《青年战士》报道了这次活动。在翁泽生领导下，潘钦信在厦门重建了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团结了一大批台湾青年，其中不少台湾青年如王灯财（后改名王碧光）、张志忠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翁泽生和潘钦信还安排詹以昌担任厦门地下党交通员，后让詹以昌和王溪森回台湾工作并加入台湾共产党。

1930年6月，翁泽生领导上海台湾青年团举行了反对“六一七始政纪念日”反日爱国活动。10月27日，台湾南投县雾社少数民族同胞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残暴殖民统治，奋起举行武装起义，被残酷镇压，人口仅2100多人的雾社少数民族同胞，被杀害的就有670多人。

11月初，翁泽生闻知台湾雾社少数民族同胞起义被残酷镇压，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有关情况。中共中央迅速组织了声援雾社起义的斗争，发表了《致全世界无产阶级与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公开信，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人民支持台湾雾社起义。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刊登了翁泽生的文章，指出雾社起义是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正义行动，号召台湾青年支持、声援雾社起义。

在中共中央及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上海等地革命团体纷纷举行声援台湾雾社起义的抗议活动。在翁泽生领导下，上海台湾青年团发布了潘钦信起草的声援雾社起义宣言书，刊发于上海各报刊。

翁泽生也草拟了宣言书，作为上海台湾青年团机关报《青年战士》的特刊，由上海反帝大同盟向各革命团体散发。1930年11月7日，在纪念十月革命活动中，上海台湾青年团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呼吁祖国大陆人民支持台湾雾社起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在中共江苏省委组织下，革命互济会、上海反帝大同盟、中华全国总工会、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联盟、美术家联盟、文化总同盟、上海台湾青年团等团体，召开慰问台湾革命运动上海各团体联席会议，要求加强与台湾抗日团体的联系，号召祖国大陆人民给予台湾同胞武装抗日斗争以最大援助。

2、台湾共产党组织的被破坏

1931年4月，在翁泽生主导下，上海台湾青年团更名为上海台湾反帝同盟，并再次组织了雾社事件斗争、“六一七始政纪念日”反日斗争、六一三沙基惨案斗争等革命活动。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

6月22日，翁泽生指导上海台湾反帝同盟举办万宝山事件后援会集会游行示威，遭到日本警察阻止。日本警察认定以翁泽生为中心的上海台湾反帝同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反帝大同盟下属组织，确认翁泽生等四人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根据台湾“总督府”警务局要求，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将逮捕的台湾学生押往台湾受审。随后，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加强了对岛内台共党员的搜捕和迫害。

翁泽生还多方协调派遣上海台湾青年团和有关地方党组织干部参加岛内抗日斗争。1931年3月，上海台湾青年团团员李清奇奉翁泽生之命，携带共产国际《致台湾共产主义者书》指示信回到台湾，并加入了台湾共产党。上海共青团组织也推荐曾参加厦门学生运动的台湾青年彭水洋、黄群雄加入台湾岛内抗日队伍行列。

1931年5月31日至6月2日，台湾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台北淡水观音山麓举行。会议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确立了新的政治路线，选举产生了新的台湾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经过努力，台湾共产党组织逐渐在岛内群众中生了根，有了影响，工作局面逐步打开。

然而，1931年3月，台湾共产党员、台湾农民组合领导人赵港、陈德兴被日本警察逮捕，台湾共产党组织机密文件遭泄露，日本殖民当局“顺藤摸瓜”，大肆搜捕台共领导成员和党员干部。6月至9月间，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共产党组织进行全岛大搜捕，谢雪红、王万得等台共领导人和党员干部相继被捕，台湾共产党遭到重大破坏。台湾共产党领导的台湾赤色救援会、台湾农民组合和台湾文化协会等团体组织也相继被破获而解散。

惊悉台湾岛内绝大部分共产党员被捕的消息后，翁泽生迅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强调台湾共产党组织的安全保密工作尤其重要，建议派遣党员干部到台湾，充实岛内党的工作，领导岛内反日力量。

1931年夏，翁泽生受中共中央委派，巡视、指导两广地区党的地下组织工作。其间，翁泽生奔波于上海、厦门，在厦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保持与岛内台湾共产党组织的联系，了解情况，寻求对策，致力于开展台湾共产党重建工作。翁泽生还选定了台湾省籍中共党员张志忠，与他促膝长谈后，安排他回台湾参加台湾共产党的重建工作。

台湾共产党凝聚了岛内外的革命力量，在严酷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英勇顽强地开展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斗争，促进了共产主义思想在岛内的传播，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有力配合了祖国大陆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土地革命斗争。作为台湾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翁泽生鞠躬尽瘁，居功至伟。

3、被捕的经过

1932年7月，翁泽生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协助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全总党团书记陈云工作。在陈云直接领导下，翁泽生与廖承志、杨尚昆、林育英等一起，协调全总党团各部门工作，表现出色。其间，翁泽生与第二任妻子、广西桂林共产党员易荣芳生育的女儿翁曼黎（后改名翁曼莉）出生。

为毫无后顾之忧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忍痛割舍亲情，将刚满月的爱女送到福建漳州亲戚家照料。孰料命运不测，父女一别竟成永诀，七年后更是天人永隔。

1933年3月4日，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特务在上海公共租界设伏企图逮捕翁泽生，他在反抗中惊动租界巡捕而被捕。3月6日，翁泽生被移交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审理。已有两次被捕经历的翁泽生，庭审时坚称自己是“台湾人”，大闹法庭，坚决反对移提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以期通过媒体记者的新闻报道给中共党组织通风报信。

3月7日，上海《申报》等报刊纷纷报道了此案。中共党组织由此知悉翁泽生被捕，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安排相关人员安全分散转移。

此时与翁泽生在一起工作的廖承志后来回忆：

“翁泽生是知道我的住址的，他被捕已三天，我们才从报纸上知道，而我却没有发生事情，全总机关也都完整，没遭破坏。从这一点可以看到，翁泽生被捕后很坚强。”

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将翁泽生移交日本驻上海领事馆。

1933年3月中旬，翁泽生被日本警察押至台湾，之后长期关押在台北监狱一间仅四平方米潮湿黑暗的单人牢房里。翁泽生是日本殖民当局最后抓捕的最重要的台湾共产党领导人。在台北监狱，日本警察安排翁泽生与谢雪红、潘钦信、王万得等人见面并予以监控，企图掌握台湾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情况，继而逼迫翁泽生“转向”。

翁泽生严词拒绝：

“我从小在祖国接受教育，你们可以判我刑，要我转向是绝对不可能的。刑满出狱后，我还要回祖国，继续参加革命。”

诱降失败的日本特务恼羞成怒，对翁泽生施以吊打火烙、灌辣椒水、辗膝盖骨、竹签扎指甲缝等酷刑。翁泽生在这里经受了最野蛮的法西斯暴行，精疲力竭的敌人想不通，这个身体单薄、看来不堪一击的年轻人，居然能挺得住种种常人难以忍受的酷刑！

解放战争时期在台湾开展地下工作的吴克泰后来回忆，中共台湾省工委领导人张志忠曾经对他说，“老台共里面最优秀、最坚强的是翁泽生”。

4、气节高于天

身陷囹圄，翁泽生宁死不屈、视死如归，展现了革命气节高于天的铮铮铁骨。同时，他也展现了亲情淬火分外珍的绵绵柔情，倾情于亲人，勉力尽孝于父母。

入狱不久，翁泽生唯恐年迈的父母生活无计，写信告知：

“万一有时家计困难，可向厦门安安堂药店先行拨借，他日若获重归厦地，儿当负责奉还。”

他拜托兄妹：“多买些鲜鱼青菜及葡萄番茄等容易消化富于滋养之物，孝敬病弱慈母，以期早日康复。”

殊不知，父亲在翁泽生被捕几个月后得知消息，即伤心过度撒手人寰，母亲也一病不起，两年后过世。

消息传至狱中，翁泽生心痛如绞，在家书中倾诉了自己既已许国、再难许家的忠孝不能两全的凄怆：“回忆双亲一生爱我的情形及临终不见我在身边的情况，等等，真使我心痛万分…”

1936年9月，谢志坚带着在台北上小学的翁黎光，到监狱探视已被判刑13年的翁泽生。隔着两道铁门，小黎光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喊了声：“爸爸！”翁泽生强忍泪水，努力表现出高兴的样子，询问爱子的学业。

小黎光回答：上小学三年级，读的是日文。翁泽生当即交代谢志坚，“应该把阿黎送到厦门同安大姑母那边去读书”。翁黎光回忆说：“我理解父亲这样交代的目的，要我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翁泽生对二妹翁阿冬期许甚重，尽管不便在须经狱方审查的家书中指点革命道路，还是透过“我身体无恙”“多读书，多研究”“节哀自爱，放大心怀”“注意健康、保重身体、以期它日重逢”等寄语，激励她走好未来的人生道路。翁泽生家书的字里行间，传扬着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和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

狠毒的酷刑折磨，长期的非人禁锢，严重摧残了原本患有肺病的翁泽生。为免于翁泽生猝死狱中，日本狱方又上演伪善的人道戏码，匆忙办理“保外就医”手续，企图欺骗舆论逃脱罪责。1939年3月1日，奄奄一息的翁泽生被堂兄翁新英接出牢笼，送回台北翁家老宅调养。翁泽生自知不起，却强撑病体谈笑风生，宽慰亲人。10多天后，翁泽生病情急剧恶化，未及送到医院抢救，就魂归生于斯、长于斯的翁家祖屋，生命时钟定格在1939年3月19日。

在翁泽生引领下参加革命的亲人们化悲痛为力量，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漂泊南洋的翁阿冬回到祖国后奔赴延安。惊悉噩耗后，翁阿冬特意改名为“翁志坚”以表心志。

翁阿冬被选送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开学典礼上，陈云向毛泽东介绍：“她是翁定川的妹妹。”

新中国成立后，谢志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日语广播，并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担任台盟上海分部妇女委员会委员。易荣芳被党组织保送到医学院深造，毕业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医院从事医务工作，多次受到表彰，并当选市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