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婆婆给弟媳做饭烫伤住院，却让我掏住院费，理由是我们挣钱多。＂婆婆这句话落下时，我手里的保温杯差点掉在医院的瓷砖地上，杯盖磕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打破了病房里的沉寂。
＂婆婆给弟媳做饭烫伤住院，却让我掏住院费，理由是我们挣钱多。＂婆婆这句话落下时，我手里的保温杯差点掉在医院的瓷砖地上，杯盖磕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打破了病房里的沉寂。
我叫张秀兰，是个普通的东北女人，今年四十有五，在辽城已经生活了大半辈子。
九七年的冬天，那是个让人心里发凉的时节。辽城国营纺织厂门口贴出一纸公文，我和丈夫老赵同时下了岗。
记得那天，天阴沉沉的，飘着细碎的雪花，像是给我们的未来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灰雾。
＂下岗＂这个词，在九十年代的东北，比刺骨的寒风还要冷。厂区大喇叭里不再播放《东方红》，取而代之的是＂转岗再就业＂的动员讲话。
那时候，我们的家还住在厂里分的筒子楼里，紧挨着一家老式国营理发店。一进楼道，就能闻到一股混合着烫发水和老旧线路走电的怪味儿。
楼道里，下了班的工友们经常聚在一起拉呱，谁家买了台新电视机、谁家闺女考上大学，都是乐呵呵的话题。
可自从下岗后，楼道里安静了许多。邻居见了面，话也少了，只剩下＂买白菜了？＂＂今儿又涨价了＂这样简短的对话。
日子还是得过。老赵比我能沉得住气，骑着他那辆带后驮的二八大杠，带着钳子扳手往马路牙子一坐，摆了个小修鞋摊。
东北的冬天，皮鞋容易开胶，他的手艺倒也精细，一天能挣个十来块钱。
我不能闲着。听人说批发市场的羽绒服便宜，就从信用社贷了两千块钱，买了二十件羽绒服，推着以前买菜用的铁皮小推车在厂门口摆摊卖。
推车上铺着块红白格子桌布，那是结婚时母亲陪嫁的，被我翻出来派上了用场。
北风呼呼地刮，我双手插在羽绒服袖子里取暖，嘴里不停地吆喝：＂羽绒服咧，又暖和又实惠，下岗工人特价咧！＂
夏天来临时，我和老赵又合计着租了厂门口一个小店面卖冰棍和雪糕。东北的夏天虽短，但也够热辣的，三毛钱一根的冰棍，孩子们排着队来买。
日子虽苦，却也能攒下钱来。老赵每天把钱放在一个铁皮饼干盒子里，盒子上印着天安门和红旗的图案，是娶我时用来装喜糖的。
小叔子老赵家在农村，是老赵爹的房子，那是座典型的东北四合院，三间正房，两间偏房，院子不大，种着几棵果树和一畦韭菜。
小叔比老赵小七岁，娶了个比他小六岁的媳妇小花，是隔壁公社的姑娘，长得水灵，嘴也甜，见人就笑。
婆婆徐玉兰向来偏心小儿子，自从她守寡后，就一直和小叔子一家住在一起。
＂老二媳妇可孝顺了，每天给我熬小米粥，知道我牙口不好。＂她时常这样念叨。
隔三差五，婆婆就去帮小叔家干活，帮忙照看孩子，给小花做饭。虽然她已经六十多岁，腰腿不利索，但在小叔家从不闲着。
每次我和老赵回老家看她，她总是话里话外念叨：＂小赵家日子难，种地不挣钱，你们在城里好歹有份铁饭碗，要多贴补贴补弟弟家。＂
后来我们告诉她我们下岗了，她竟然不信，摇着头说：＂你们城里人就会耍滑头，一个厂子倒了另一个招人，想着法子不给家里钱，老大你可不能忘本啊！＂
每当这时，老赵就闷不作声，掏出皱巴巴的烟盒，抽出一根皱巴巴的红塔山，在院子里默默地抽着，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像是飘向了远方。
这天傍晚，正是夏末秋初的时节，我在小卖部忙着整理货架上的商品。电风扇摇头摇得吱呀作响，收音机里正播着戏曲，隔壁徐大娘在门口纳凉，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跟我闲聊。
＂秀兰啊，最近生意咋样？＂徐大娘扯着嗓子问。
＂还成，这不，攒了点钱，准备给孩子买台学习机，马上上初中了，听说电脑现在挺吃香的。＂我一边回答，一边记账本上勾勾画画。
突然，挂在墙上的那部转盘电话响了起来，刺耳的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接起电话，是县医院打来的，说婆婆给小花做饭时被开水烫伤了手臂和胸口，需要住院治疗。
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叫来隔壁徐大娘帮忙看店，和刚回来的老赵骑着自行车直奔医院。
一路上，自行车轮碾过的砖石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老赵使劲蹬着踏板，我坐在后座上，手紧紧抓着他的衣角。
县医院的外墙是灰色的，门口挂着一个白底红字的牌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推开医院厚重的玻璃门，一股浓重的消毒水气味扑面而来。
病房在三楼，没有电梯，我和老赵气喘吁吁地爬上去。
病房里，婆婆躺在靠窗的铁架子床上，右臂和胸口包着厚厚的纱布，脸色蜡黄。
小叔和小花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看见我们进来，小叔站起身，欲言又止。
婆婆见我们进来，眼睛一亮，随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大，这住院费你们掏了吧，你们挣钱多。＂
我愣住了，手里提着的水果袋子重得像是灌了铅。
转头看小叔，他低着头搓着手指，手指因为常年劳作显得粗糙发黑。
小花倒是理直气壮：＂大哥大嫂在城里开小卖部，条件好啊。我家种地，今年又闹旱，粮食减产，手头紧得很。＂
这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直戳我的心窝子。
病房里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声响，照得人脸色发青。老赵站在窗户旁，点了根烟，被护士严厉地制止了。
那晚回家，老赵一路上沉默不语。推开家门，我们狭小的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闷热的气息。
十几平方的小屋，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台二手彩电，简单而拥挤。锅里的白菜炖豆腐咕嘟咕嘟响着，是我出门前留下的。
我盛了两碗饭，问老赵：＂你觉得这钱该不该出？＂
老赵叹了口气，把筷子放在碗边：＂我妈一辈子没享过福，现在又住院了...＂
＂你是觉得我小气？＂我把饭碗重重放在桌上，发出＂咣当＂一声响，＂你们家这偏心偏到姥姥家去了！咱们也不是不管，但凭啥每次都是咱们出钱？小叔子不说出一分，连句软话都没有！＂
老赵抬起头，眼中满是疲惫：＂秀兰，你也知道，我弟日子过得紧巴...＂
我打断他的话：＂咱们的日子就宽裕了？这一个月的房租还没着落呢！下个月孩子要交学费，咱们这个破小卖部，挣的都是辛苦钱！＂
老赵不再言语，只是默默地吃饭。我们之间的沉默像一堵厚墙，隔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心事。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热水瓶和饭盒去医院送饭。刚到病房门口，就听见里面婆婆和小花的谈话。
＂妈，那存折您放哪了？＂小花问，声音轻柔得像是怕惊动谁。
＂在我枕头底下那个红布包里，里面有五千块，都给你们。＂婆婆的声音很虚弱，但语气坚定。
五千块！我的心猛地一跳。那可是九十年代末一个普通工人大半年的工资啊！是我和老赵苦熬苦撑小日子好几年才能攒下的钱！
我手一抖，盒饭差点掉地上。脑子里嗡嗡作响，心里像是被人狠狠掐了一把。
深吸一口气，我推门进去。
婆婆见是我，脸色立刻冷了下来：＂饭放那吧，你们忙你们的去。＂
小花赶紧把什么东西塞进口袋里，朝我笑了笑，那笑容在我眼里却怎么看怎么刺眼。
我把饭盒放在床头柜上，帮婆婆量了体温，又倒了杯水放在一旁。
＂您老慢慢吃，我先走了，店里还有事。＂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心却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出了医院，初秋的阳光照在身上，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路边的梧桐树已经开始泛黄，零星地飘落几片叶子。
我坐在医院对面的小公园里，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五味杂陈。
五千块钱！五千块钱可以买什么？可以给孩子交一年的学费还有剩余，可以添置一台新洗衣机，可以在冬天来临前多进些货...
可这五千块钱，婆婆就这样轻描淡写地给了小叔一家，连个商量都没有。
我们结婚十八年，每年走亲戚，逢年过节，从没少过给婆婆的孝敬钱。下岗后，日子艰难，但每次去看她，还是会带点水果、营养品，甚至捉襟见肘时，也会硬着头皮塞给她几百块钱。
晚上回家，我把听到的事告诉老赵。他站在窗前，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长长的，像是忘了弹。
屋子里，旧式落地扇呼呼地转着，墙上挂着的老式挂历翻到了九月，上面印着一幅菊花图。
老赵愣了好久，突然说：＂我爸生病那年，家里揭不开锅，我十岁，天天上学没早饭吃。＂
他的话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砸在我心上。
老赵很少提起小时候的事。他转过身，脸上的表情我看不真切，只见他的嗓子动了动，像是有什么哽在喉咙里。
＂我妈为了给我爸治病，把她娘家带来的嫁妆都卖了，但那时候我弟刚出生，需要奶粉，我就成了家里能省的那一个。＂
他掐灭了烟，走到床边坐下，声音低沉：＂有一次，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偷偷拿了家里的两毛钱买了个烧饼。我妈知道后，把我打得跪在院子里，一晚上没让进屋。那天下着雨，我在屋檐下蹲了一夜。＂
我心里泛起一阵酸楚，想起柜子里那个月攒下的八百块钱，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第二天拿去交住院费。
＂咱不能跟老人计较，毕竟是你妈。＂我轻声说。
老赵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光，他握住我的手，粗糙的手掌传来温暖：＂谢谢你，秀兰。＂
第三天去医院，我主动跟护士说要交费。
＂病人家属啊？这边交费，一共是七百八十五块六毛。＂护士小姐戴着白色的护士帽，熟练地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我掏出钱包，数出八百块钱递过去。
＂找您十四块四毛。＂护士小姐递给我一张收据和零钱。
回到病房，小叔和小花正在给婆婆削苹果。看见我进来，他们的表情有些尴尬，但很快又恢复如常。
＂大嫂来了。＂小花轻声招呼。
小叔点点头，继续埋头削苹果，削下的苹果皮断断续续的，一点也不像电视里那些心灵手巧的人物能削出一条完整的长皮。
我拿出收据，放在床头柜上：＂医药费我交了，你们别担心。＂
婆婆瞥了一眼收据，没说什么，只是伸手拿过小花削好的苹果，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
之后几天，我每天都去医院照顾婆婆。换药、端水、喂饭，婆婆却对我爱搭不理。
不是嫌水烫就是嫌饭硬，小花来了就笑脸相迎，问这问那，我来了就眉头紧锁，看也不看我一眼。
我心里有气，但想到老赵的童年，又把那口气咽了下去。
一周后，婆婆的伤好多了，医生说可以出院回家休养。婆婆执意要回小叔家，说那边空气好，住着舒服。
临走时，我帮婆婆收拾东西，她连句谢谢都没有，反而嘱咐小花：＂别忘了我那个红布包。＂
老赵送他们上车，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那辆破旧的三轮车渐渐远去，心里堵得慌。
老赵回来时，手里提着个旧皮箱，皮已经开裂了，四角磨得发白，上面贴着几张发黄的火车票，都是七十年代末的。
＂妈临走给我的，说是我爸的东西。＂他打开箱子，里面满是发黄的老照片和一些纸张。
我们回到家，把皮箱放在桌上，开始翻看里面的东西。
有老赵爸爸的工作证，上面的黑白照片已经模糊不清；有几张全家福，是在照相馆拍的，一家人穿着整齐的衣服，表情严肃；还有一些书信和各种各样的票据。
一张八十年代初的老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上，年轻的婆婆站在当铺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纸，眼睛红肿。
老赵翻出几张借条和医药费收据，日期正是他爸爸生病那年，一九八零年。
其中一张纸条写着：＂卖金镯子一对、银簪子两根，共得现金八十五元整。＂
背面写着几个小字：＂留给大儿子的，别让他知道。＂
老赵喃喃地说：＂这是我妈的嫁妆。＂
屋子里一时静得能听见挂钟的滴答声。窗外，一辆自行车铃铛清脆地响了一下，又远去了。
老赵告诉我，那是婆婆的嫁妆，全部家当。为了给公公治病，婆婆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
可那时候小叔刚出生没多久，婆婆奶水不够，需要奶粉钱，家里实在揭不开锅，老赵只能饿着肚子上学。
＂妈偷偷给我留了个鸡蛋，让我早上吃，被我弟看见了，哭着也要。妈只好把蛋分成两半，结果我那半不小心掉地上了，我弟就把他那半也给我了。＂
老赵的眼里含着泪，声音哽咽：＂妈看见了，那天晚上，她偷偷哭了一夜。第二天，她就再也没给我留过鸡蛋。＂
我突然明白了婆婆对小叔的偏爱。那时的匮乏与艰难，让她愧疚一生。
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曾经无力照顾好的小儿子，却忽略了同样受苦的大儿子。
那晚，我久久不能入睡。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蝈蝈叫声，想着那个站在当铺门口，眼睛红肿的年轻女人。
那时的她，才比我现在小几岁啊。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拿出攒下的五百块钱，让老赵带去小叔家。
＂就说是给妈补身体的，不用说是我的意思。＂我对老赵说。
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眼里泛着泪光：＂秀兰，谢谢你。＂
我笑了笑：＂咱家再穷，也不能穷了亲情。＂
那年冬天，我和老赵的小店生意不错。我们进了些新货，还添置了一个玻璃柜台，显得正规多了。
隔壁徐大娘时常来坐坐，说我们的小店越来越像样了，比起其他下岗工人，我们算是混得不错的。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我正在店里盘点货物，准备过年。
门铃响了，抬头一看，是婆婆，拄着根拐杖，身后跟着小花。
＂妈！您怎么来了？＂我赶紧迎上去，接过婆婆手里提着的篮子。
篮子里装着几个红彤彤的苹果和一盒麦乳精，上面还盖着块干净的白手绢。
＂这是我自己家种的苹果，尝尝。＂婆婆的声音不如从前硬气，带着些许柔和。
我把婆婆让进屋，倒了杯热茶。小花看了看表，说还要去集市买东西，就先走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婆婆。她坐在椅子上，环顾四周，目光在老赵爸爸的皮箱上停留了片刻。
＂那箱子你们看了？＂她问，声音有些发颤。
我点点头：＂看了，里面有老照片，还有些收据。＂
婆婆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秀兰，谢谢你。＂
这句话来得突然，我愣住了。
＂谢我什么？＂
＂谢谢你照顾老大，谢谢你不跟我一个老太婆计较。＂婆婆的眼睛湿润了，＂那五百块钱，是你让老大送来的吧？＂
我没想到老赵会说出实情，有些尴尬地点点头。
婆婆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布包，递给我：＂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收着。＂
我打开红布包，里面是一个小巧的金挂坠，款式老旧，但保存得很好。
＂这是我娘家带来的，一直留着，本想给你们当礼物的，后来...后来家里穷，差点也卖了，还好没卖。＂婆婆的声音低了下去。
我攥着金挂坠，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婆婆继续说：＂我知道我偏心老二，老大受了委屈。那些年，日子太苦了，我眼瞅着老二没奶吃，心疼得紧，就...就对老大严厉了些。＂
她的声音哽咽起来：＂我不是个好妈，欠老大的太多了。＂
我扶住婆婆的手，那手粗糙干瘦，布满老年斑：＂妈，您别这么说。老赵他理解您，我也理解。＂
婆婆摇摇头：＂我那点钱，本想留着养老的，后来看老二家日子难，就想着给他们缓缓。我知道你们也不容易，可我...＂
我打断她：＂妈，亲兄弟明算账，这是应该的。老赵他挺孝顺您的，只是不善表达。＂
婆婆眼中的泪终于流了下来：＂秀兰，你真是个好媳妇。＂
那天晚上，婆婆留下来吃了晚饭。老赵下班回来，见到婆婆，惊喜得不知所措。
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小桌旁，吃着简单的饺子和炖菜，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
日子还得过下去。那个冬天特别冷，但我和老赵的小店前，总有几个暖和的炉子。
有时候，小花会带着孩子来坐坐，婆婆偶尔也来，虽然话不多，但会帮我们看着店。
老赵把婆婆给的皮箱放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里面的照片一张张贴在墙上，成了我们小店的＂传家宝＂。
人这一生，亲情就像那东北的老炕，表面冷硬，心却是热的。
我懂了婆婆，也许，总有一天，她也会懂我。我和老赵的小店里，始终放着一把老藤椅，那是给婆婆留的。
不管生活多难，家人始终是家人，血浓于水的亲情，永远是最珍贵的财富。
来源：小马阅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