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刘建国，在县城修车厂干了二十多年，手上总有擦不干净的机油印子。媳妇周丽经常念叨，说我这手指缝里的黑线，怕是要带进棺材里去了。

我叫刘建国，在县城修车厂干了二十多年，手上总有擦不干净的机油印子。媳妇周丽经常念叨，说我这手指缝里的黑线，怕是要带进棺材里去了。

那年她爹——我岳父周老汉从树上摔下来，腰椎受损，下半身瘫痪。周丽的两个哥哥轮流照顾了一个月就嫌麻烦，又说自己住得远，最后一商量，决定把人送到我家来。

“就住一阵子，等找到合适的养老院就送过去。”大舅哥是这么说的。

可那一住，就是七年。

我家是老小区的单元房，两室一厅，七十多平。本来也不宽敞，儿子刚上高中，正是学习的紧要关头，突然多了个卧床不起的老人，家里顿时变得拥挤不堪。

岳父的床就摆在客厅，原本放电视的地方硬是挪出来一块。电视呢，就架在冰箱顶上，看的时候得仰着脖子。每到夏天，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药水味和老人的尿味。周丽嘴上不说，但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记得岳父刚来的第三天晚上，周丽站在厨房里切菜，忽然切到了手指。血滴在白萝卜上，她却只是愣愣地看着，一动不动。

“你怎么了？”我问。

她摇摇头，用围裙擦了擦手指，又继续切菜。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特别重，咚咚咚的，像是在发泄什么。

那段日子里，我和周丽的关系变得很古怪。有天我去修一辆老桑塔纳，发现车里的电台还插着磁带，是那种老式的情歌磁带。回家路上，我鬼使神差地买了一个随身听和一盒磁带，想送给周丽，回忆一下我们年轻时的事。

可那随身听最后落在了岳父手里。

老人家整天躺在床上无聊，我就教他用随身听。他耳朵有点背，音量开得老大，隔着一道墙都能听见里面放的评书。儿子期中考试那阵子，评书声让他烦躁，经常抱怨。周丽却第一次站在老人这边，说：“你爷爷就这点乐子，你忍忍吧。”

说是这么说，但没过多久，周丽的情绪也崩溃了。

那天岳父大小便失禁，床单被子全湿透了。周丽刚洗完一大堆衣服，累得腰酸背痛，看到这情景直接坐在地上哭了。她哭得很安静，肩膀一抽一抽的，就像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她因为想家偷偷哭泣的样子。

我蹲下来，想安慰她，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拖把靠在墙角，没擦干净的地面还有一滩水迹。岳父躺在床上，紧闭着眼睛，但我知道他没睡，只是不忍心面对女儿的眼泪。

那天晚上，我和周丽久违地聊了很久。她坐在阳台上，手里拿着一包皱巴巴的烟，是从我口袋里摸出来的。她不抽烟，只是把烟盒捏来捏去。

阳台上堆着一筐晒了一半的被单，上面沾了不少煤灰，看来是白晒了。

“建国，我撑不下去了。”她终于开口，声音干涩。

我沉默着，看着楼下小区的路灯，一闪一闪的，像是要坏了。

第二天早上，周丽不见了。她带走了一个小旅行袋和她妈留给她的金耳环。桌上留了张便条：

“先去姐那里住一阵子，冷静一下。爸就拜托你了。”

便条纸是超市的购物小票背面，上面还能看到我们上个月买的东西：食用油、老人尿不湿、高考复习资料。

就这样，我成了岳父的专职护工。

修车厂的工作没法丢，我只能跟老板商量，早上晚点去，下午早点回。好在老板也是有老人的人，理解我的处境，同意了。当然，工资也就少了一大截。

儿子上了高三，整天泡在学校和补习班，倒是省了不少心。

每天早上，我六点起床，先给岳父翻身、擦洗，换尿不湿；然后煮稀饭，就着咸菜或者榨菜，掰成小块一口一口喂他；接着打扫卫生，拖地；最后骑着摩托车赶去修车厂。

中午，我骑车回家，给岳父喂午饭，再按摩他萎缩的腿脚，翻身，换尿不湿；晚上回来重复一遍，还要给他读报纸，或者陪他听评书。

洗澡是最难的部分。我用塑料盆接水，用毛巾一点一点擦。老人家瘦得皮包骨，擦到背上时，那些突出的脊椎骨像是随时会刺破皮肤。

刚开始那阵子，岳父总是不好意思，眼泪汪汪地说：“建国啊，真是委屈你了。”

我只是笑笑：“别这么说，都是一家人。”

话虽这么说，但我心里也有怨气。特别是周丽去了姐姐家就杳无音信，连个电话都没有。我试着打过几次，不是无人接听就是说她出去了。

一次，我终于忍不住，对着电话吼道：“你爹还在我家呢！你是不是不管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周丽姐姐接过电话说：“丽丽情绪不好，你别逼她。”然后就挂了。

半年后，一纸离婚协议书寄到了我手上。

那天下着小雨，我站在邮局门口，看着信封里的文件，雨水打湿了纸张边缘。我没有拆开，直接揣进了兜里。回到家，岳父似乎看出了什么，欲言又止。

“没事，可能是广告。”我笑着撒了个谎。

那晚，我在阳台上抽了一整包烟，看着对面楼房的灯一盏盏熄灭。窗台上放着儿子小时候玩的变形金刚，已经掉了漆，露出里面的塑料。我突然记起来，这是周丽第一次发工资时给儿子买的。

后来我签了字，寄了回去。房子归我，儿子抚养权也归我。周丽没要任何财产，似乎迫不及待想切断与这个家的一切联系。

岳父的情况越来越差，褥疮在他的背上蔓延，像一朵朵诡异的花。我用从护士那里学来的方法处理伤口，还特意去中药店抓了一些外敷的药。

有时候，老人半夜会突然惊醒，叫着周丽妈妈的名字。我就坐在他床边，握着他的手，直到他再次入睡。

“建国啊，你这辈子真是遇到我们家晦气了。”岳父经常这么说。

我只是笑笑：“别想那么多，好好养身体。”

修车厂的收入有限，儿子的学费、生活费加上岳父的医药费，家里的存款越来越少。我开始接一些夜班的活，晚上十点多才回家。

有次回家路上，我在路边看到一个和周丽很像的背影，心里一阵激动，骑着摩托车追了上去。但走近一看，只是个陌生人。那人被我吓了一跳，加快脚步走开了。我站在原地，感到一阵说不出的落寞。

七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岳父的身体每况愈下，医生说可能撑不了多久了。而我儿子考上了省重点大学，那天他拿着录取通知书，激动地说：“爸，我不辜负您的期望。”

我笑着摸摸他的头，心想，你也没辜负你妈的期望啊。

周丽始终没有出现，听说她去了南方，在一家服装厂做事。有时我会收到一些钱，打到我的银行卡上，没有留言，但我知道是她寄来的。我从来没用过那些钱，全都存了起来，打算将来给儿子娶媳妇用。

岳父去世的那天，外面正下着大雨。

他拉着我的手，声音微弱地说：“床底下…有个盒子…给你…”

我不解地看着他，他却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醒来。

雨水顺着屋檐滴落，发出哒哒的声响。邻居家的狗在不停地叫，电视里正播放着晚间新闻，主持人的声音平静而遥远。

我跪在床边，眼泪终于落了下来。这个曾经让我家庭破裂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七年里，却成了我生活的全部重心。

葬礼很简单，周丽的两个哥哥来了，但周丽没有露面。兄弟俩看起来有些尴尬和愧疚，给了一些钱就匆匆离开了。

等所有人都走后，我想起了岳父临终前的话。我蹲下身，从他的床底下摸出一个铁皮盒子，上面落了厚厚的灰尘。

盒子里是一本陈旧的存折，还有一封信。

存折上的数字让我吃了一惊——二十多万。对我这样的修车工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

信纸已经发黄，上面的字迹有些潦草：

“建国： 我知道是我拖累了你和丽丽。这些钱是我这辈子的积蓄，本想留给丽丽做嫁妆的，但她已经不需要了。这些年来，你对我的照顾，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钱不多，就当是我一点心意，全给你。希望你别怪丽丽，她心里有苦难言…”

信的末尾还有一行小字：“等我走了，你去找丽丽吧，她在思南路32号服装厂。”

我坐在地上，看着这本存折和信，突然明白了许多事。

原来岳父这些年一直有存款，却从不提起，任由我为生计发愁；原来他知道周丽的去向，却一直保守秘密；原来…他是想用这种方式补偿我们。

窗外的雨停了，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那本存折上。我拿起手机，翻出周丽最后的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接通了，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喂？”

“是我，建国。”我说，“你爹…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压抑的抽泣声。

“我…我知道了。”她的声音哽咽，“我这就回来。”

挂了电话，我打开阳台的门，深深吸了一口气。天空格外晴朗，楼下的杨树随风摇曳，那是岳父生前最喜欢看的景色。

我想，或许生活就是这样，有些路，不得不一个人走；有些苦，不得不一个人尝。但无论如何，日子总是要继续的。

那本存折，我一直没动，放在了抽屉的最底层。因为我知道，对我来说，最珍贵的财富，并不是那二十多万。

而是这七年来，我和岳父之间建立起的，超越血缘的亲情。

来源：星河旅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