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金融史的长河中，北宋成都诞生的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曾以一张薄纸撬动千年文明的齿轮。如今，四川作家章夫以三卷本《1024-2024，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中国成都，以及千年来巨变的世界》（简称《千年交子（三卷本）》），将这一历史符号重新置于全球文明互鉴的
在金融史的长河中，北宋成都诞生的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曾以一张薄纸撬动千年文明的齿轮。如今，四川作家章夫以三卷本《1024-2024，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中国成都，以及千年来巨变的世界》（简称《千年交子（三卷本）》），将这一历史符号重新置于全球文明互鉴的坐标系中。
这部耗时数年的作品，不仅是对交子诞生地成都的深情回望，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试图从一张纸币的“毛边”中打捞出人类对信用、技术与社会的永恒追问。
成都，作为交子的诞生地，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为章夫的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交子，这一看似简单的纸币，实则蕴含着北宋时期的造纸术、市井生态、美学基因以及全球贸易的暗流。章夫在创作过程中，不仅参考了大量史料和经济学、金融学方面的书籍，还多次前往成都的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深入了解了交子的历史过往前世今生。
章夫深耕成都32年，将这座城市视为“第二故乡”。他笔下的成都，既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种文明样本。《千年交子（三卷本）》的成功出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丰富的历史细节、跨学科的视角以及文学化的表达。
《千年交子（三卷本）》不仅是对过去的回溯，更是对未来的叩问。章夫坦言，真正的历史动能藏在细节中——当交子的纤维缠绕成信用网络，当盐工的牙印咬穿制度铁幕，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始于对“微不足道”的重新凝视。而成都，这座“常读常新”的城市，始终为他提供着“冷链保鲜”的创作灵感。
01
“费力”是抵达历史本质的必经之路
记者：您曾提到《千年交子（三卷本）》是“最费力的一本书”，这种挑战来自哪里？您如何突破传统历史写作的框架？这种自我质疑的过程对您的创作观有何改变？
章夫：交子不仅是货币史的切片，更是文明演进的“多维呈现”——它裹挟着北宋的造纸术、蜀商的市井生态、宋词的美学基因，甚至全球贸易的暗流。传统历史写作往往聚焦事件与人物，而我需要将“物”（构树纤维）转化为“精神”（金融信用），再嵌入文明碰撞的坐标系中。例如书中从构树到英格兰银行桑树的闭环，需同时驾驭植物学、经济学与哲学三重逻辑，这对写作者的知识储备是巨大考验。
在突破传统历史写作的框架方面，主要有二：一是用“小人物”撬动大叙事。传统史书忽视的蜀商王昌懿，在书中成为解构“重农抑商”的密码。他的命运与交子兴衰互为镜像，折射出北宋商品经济的真实肌理。通过桑树（东方）与英格兰银行（西方）的时空对话，将地方性金融实践升维为全球文明互鉴的样本。二是“非虚构写作”的诗学转向。摒弃“帝王将相史观”，以新闻人的敏锐捕捉边缘细节（如交子信用源头）；用蒙太奇拼贴（如怛罗斯之战与造纸术西传的并置）打破时空逻辑，引导读者在断裂处重构文明因果链。
自我质疑的馈赠，来自于历史的“毛边”与创作的觉醒。当试图用文学笔法重构历史时，最大的不安是“真实性”与“想象力”的博弈。例如，书中将交子诞生与柳永词作并置，起初担心过度浪漫化会消解史实严谨性，但最终发现——宋人的精神世界本就是诗性与实务的共生体。新闻从业者对“真相”的苛求，迫使我用“侦探小说技法”破解历史谜题（如通过《淳化阁帖》流行时间反推交子诞生的文化语境）。曾执着于宏观叙事，后意识到真正的历史动能藏在细节中：一张交子的诞生，需写透构树皮如何脱胶、蜀商如何记账、官府如何平衡利益……这些“微不足道”才是历史书写的筋骨。
“费力”恰恰是抵达历史本质的必经之路。当我在交子的纤维中窥见宋徽宗瘦金体的锋芒，在桑树年轮里听见大航海时代的潮声时，终于理解——真正的历史写作，是用文字的织机将碎片锻造成可呼吸的文明皮肤。
记者：您为了创作这本书，参考了大量史料和经济学、金融学方面的书籍。能否分享一些对您影响最大的书籍或学者？
章夫：《千年交子（三卷本）》参考了大量的史料，更参阅了不少经济学、金融学方面的书籍。
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使我感受到全球视野下的“东西对话”。彭氏提出“煤炭与蔗糖”推动西欧崛起的观点，促使我重新审视交子的“未完成性”：为何东方信用工具未能催生工业革命？书中对“内卷化”的批判，让我更强调交子在跨区域贸易（如茶马古道）中的超前性。还有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的颠覆，让我在书中强化了蜀商通过茶马贸易连接中亚的线索。交子与波斯“沙希银币”、印度“贝比塔纳”货币的兑换比率，成为论证前现代全球经济互联的关键证据。经济学“叛逆者”赫伯特·西蒙在《人类活动中的理性》中，关于“有限理性”的理论，让我警惕将交子兴衰简单归因于“政策失误”或“技术缺陷”，转而关注商人、官府、民众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博弈策略。
娜塔莉·戴维斯《档案中的虚构》对司法档案中“故事性”的研究，让我敢于在书中重构蜀商王昌懿的“虚构人生”——通过分析同时代商人墓志铭的叙事模式，赋予历史人物更立体的欲望与困境。杜鲁门·卡波特“非虚构小说”《冷血》教会我用“侦探视角”还原历史细节，比如通过《宋刑统》中“伪造交子斩立决”的条文，倒推当时的技术反制手段（如楮纸掺入磁粉防伪）。
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不愧是从货币史到文明史的“多维坐标”，这本书是我理解交子的“第一把钥匙”。彭先生对货币起源的考据（如从贝币到金属铸币的演化）让我意识到，交子不仅是信用工具，更是宋人“用纸重构价值尺度”的文明实验。书中对唐宋货币制度的对比分析，启发我将交子置于“从实物货币向符号货币转型”的全球语境中。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算得上市井烟火中的金融密码。他的“差序格局”理论帮我破解了蜀商网络的运行逻辑：交子流通依赖宗族信用担保，这与费先生笔下的“熟人社会信用”形成互文。书中对市集空间（如茶馆议价）的描写，成为我还原《清明上河图》式市井金融场景的灵感来源。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反复阅读施展的《枢纽》和张笑宇的“文明三部曲”，还有郭解龙的“帝国三部曲”、经济学者徐瑾的《白银帝国》，对宋史研究且有独到见解的吴钩先生，历史学者刘三解的《青铜资本》等，使我对一些既有的经济原理和经济现象，包括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多出生于70后、80后。他们对历史的洞察和对世界的研判十分老到，到了信手拈来，举重若轻的程度。特别是张笑宇、郭解龙上百万字的三部曲，我如同看小说一般卷不离手，很多经济学术语通过故事表现出来深入浅出，很会讲故事的他们，常常用一个个通俗易懂的故事，将一些高深莫测的经济学知识，形象而生动，精彩而通透，水银泻地一般和盘托出……。因而在书中也情不自禁地引用甚至摘录了其中的一些精彩文字，特别是为本书下卷相关的章节，提供了很好的养分。
02
写作如同一场“知识的炼金术”
记者：您如何平衡阅读大量资料和保持写作灵感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信息过载或灵感枯竭的困境？
章夫：透过核心文献的“骨骼”，边缘史料的“血肉”和跨学科的“触角”这资料筛选的“三重滤网”，将零散的资料按逻辑归类，有如一个厨师烹饪之前将各种菜精准配料一般，形成一个碎片重组的“知识拼图”。比如，精读《中国货币史》《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四川通史》等奠基性著作，提炼出交子制度的核心脉络（如“楮皮纤维配比”“官交子发行限额”），形成骨骼框架。比如，搜集《东京梦华录》《蜀中广记》中的市井细节（如茶馆账簿、商帮暗语），填充历史肌理。又如，引入植物学（构树纤维降解周期）、化学（楮纸防伪磁粉配方）、社会学（成都十二月市等）的跨界知识，为叙事注入陌生化视角。
将庞杂资料按“时间—空间—物质”三维坐标分类（如“1023年成都交子务”对应“构树皮脱胶工艺”），在时空折叠中触发联想。例如，对比怛罗斯之战（751年）与交子诞生（1023年），发现造纸术西传与金融创新的时间差暗含文明传播的滞涩逻辑。
知识发酵术，为的是让资料成为灵感的“酵母”。
不按书籍章节整理资料，而是以关键词（如“信用”“防伪”“市井”）建立超链接文档。随身携带口袋本，仅记录“非逻辑闪念”（如茶馆偶闻的川剧唱词“一纸汇通天下事”），每月末筛选转化。书中“交子与宋词押韵”的意象即源于此。
灵感的“反刍”，让资料服务故事，而非囚禁故事。先虚构蜀商王昌懿的命运弧光，再反向填充符合史实的细节。这种“以虚构锚定真实”的策略，避免被史料牵着鼻子走。将交子发行周期（每三年一“界”）与蜀地气候节律（都江堰放水节）并置，发现金融周期与农业周期的共振规律，引申出“自然节律驯化人类信用”的哲学思考。
每写完1万字，暂停资料搜集3天，用《庄子》中“坐忘”法清空缓存。期间仅重读已写章节，让潜意识完成知识重组。
写作如同一场“知识的炼金术”——资料是矿石，灵感是火焰，而写作者则是掌控火候的炼金师。真正的危险不在于信息过载，而在于让资料沦为自我复制的素材库。我始终相信，当你在青城山的晨雾中凝视一片构树叶的经脉时，那些沉睡的金融密码自会显影为文明的掌纹。
记者：书中用“铁钱困局”隐喻货币体系与地理磁场的错位，这种文学化的经济史书写，如何突破传统金融叙事的冰冷数据？能否分享您在史料考据中发现的“最具温度的细节”？
章夫：交子这个题材，很早就在我的视野范围。起先只想到了写交子与成都，顶多旁及到大宋时代。那时的眼里，交子只不过是时局倒逼的产物，昙花一现罢了。后世赋予它身上的那些“大词”，我以为都是一些幻想出来的哗众取宠之词，并没有多少实在意义。
这就需要用有温度的细节，在制度缝隙中打捞人性。比如，眉山茶商李二郎为防铁钱散落，用竹篾编成双层钱袋，内层衬以磁石粉吸附零散铁钱。这一细节被写入书中“市井发明志”，证明民间智慧总能以草根形态对抗制度缺陷。比如，四川交子务某官员在私人文书中写道：“今日验新制楮纸，触手如雪，忽忆小儿周岁攥纸钱嬉戏……”这种私密笔触暴露出制度执行者的道德困境，冰冷的金融创新背后藏着人性挣扎。
直面历史，交子虽是世界上最早承载的纸币，但直到民国诞生之前，我们不还是在使用“袁大头”（以袁世凯为头像的银元）嘛？也就是说，真正的纸币在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全面使用开来，也不过百余年。
那么，为什么纸币如此迟迟全面登场？我的理解，盖因社会的信用体系不完善。如果人们不相信它，信任网络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再精美、花哨的纸币也只是废纸一张，不管用的。
美国人查尔斯·蒂利在《信任与统治》一书中，这样给信任网络定义，“由共同的纽带，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群组成的一个网络，网络成员共同承担一些重大而长期的事业。”这种信任网络，就是西方社会所倡导的“共同纽带”，所坚守的“契约精神”。
真正的经济史不该是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负债表”，而应是无数普通人用血肉书写的“体温表”。“铁钱困局”的文学化书写，不过是试图捞起那些沉在制度深潭中的溺水者——他们攥紧的铁钱早已锈蚀成史，但掌心的温度仍在等待被测量。
03
深度挖掘不是对史料的堆砌
记者：书中构建的“货币巴别塔”里，交子与威尼斯金币、波斯商队银票的对话，揭示了怎样的金融文明演进规律？
章夫：《千年交子（三卷本）》下卷，将主要笔触放在“交子与世界”上，也即是东西方文明的互鉴。作为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在世界范围产生过哪些影响？对人类有什么样的贡献？
交子以构树纤维为物质载体，依赖蜀地商帮的信用网络；威尼斯金币在1356—1361年间由威尼斯共和国发行，成为中世纪欧洲最具价值的货币之一，却以城邦法律为信用背书。二者揭示：金融工具的流通半径，永远受限于其物质基础与权力结构的共生关系。
波斯商队银票上镌刻的阿拉伯文字与当地方言混杂，成为中亚贸易的“通用障碍”。这种语言碎片化，恰似金融文明演进中制度与文化的摩擦损耗——即便同属贵金属货币，波斯银币在茶马古道的流通效率始终低于交子，因其缺乏蜀地商帮的“熟人社会信用”基因。
交子的水印暗纹融入蜀锦纹样，威尼斯金币的浮雕铭刻城邦徽章，波斯银票则用几何花纹掩盖伪造痕迹。书中将三者结合起来阐述，揭示防伪技术实为文明身份的加密语言——货币不仅是交易工具，更是权力与文化的视觉宣言。
宋代官府既想垄断交子发行权，又不得不向商人妥协，形成“官交子”与“私交子”的动态平衡；威尼斯则通过《银行法》彻底将货币发行权收归美第奇家族。过度集权的制度易催生货币“硬着陆”（如交子后期贬值），而完全私营的体系则可能陷入信用泡沫（如威尼斯银行危机）。而波斯银票在中亚贸易中游离于官方监管之外，却因灵活适应游牧部落的以物易物传统，反而成为跨文明贸易的“润滑剂”。这种“制度夹缝中的生存智慧”，金融文明的韧性往往诞生于规则模糊地带。
“货币巴别塔”不仅是东西方金融的对话现场，更是文明演进的解剖台。金融文明的演进规律，不在金银的成色或纸币的防伪技术中，而在人类如何用脆弱的信任对抗永恒的不确定性。那些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摩擦、因标准冲突而爆发的危机，恰恰是文明保持活力的“免疫系统”——正如最坚韧的货币，永远带着未被完全驯服的野性。
记者：在创作过程中，您如何确保对交子的历史背景、经济意义和社会影响进行深度挖掘，而不是停留在表面叙述？
章夫：首先在于要深潜史料，从历史“档案库”到“考古现场”进行垂直挖掘，找出对于写作而言所需要的核心素材；其次是需要多维透视，在有限的数据中，找出穿透经济数据的“社会皮肤”，从而透过案例见本质；再次是要进行批判性解构，撕开“进步叙事”的伪装，直击核心；最后才是文学的点缀与美饰，因为既然是文字类表达，好看是第一位的，美的文字才能吸引读者来读，是谓文学救赎，让沉默者开口说话，这很难，但却很有必要。
深度挖掘不是对史料的堆砌，而是用“盗墓者的耐心”撬开制度的岩层，让那些被正史掩埋的骨骼、盐粒、牙印重新开口说话。
我固执地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其自我的方法，怎么舒服怎么来，迎合读者的同时无形中也引导读者，再错也错不到哪里去。
学者刘瑜有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大意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去分析某些历史事件并不难，难的是把无数历史事件和人物给整合起来，把“历史故事”构思成好看的“思想故事”。对此我深有同感，这些年我走过的路数，基本上也大体是这样的。
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史识”。
04
我眼里的“交子”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引子
记者：成都的博物馆对您的创作有何重要影响？特别是交子金融博物馆，它为您提供了哪些独特的视角和资料，让您对交子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章夫：博物馆就是一本一本的书籍，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于历史写作者而言，如果没有博物馆去支撑，很多时候仅从书本上去间接获取一些感性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成都的许多专业博物馆不仅是史料仓库，更是历史潜意识的显影剂。每一道裂痕都是未被书写的金融史章节，那些被正史抹去的指纹、霉斑、划痕，才是真正的文明基因库。
我一头扎进成都的博物馆。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成都茂盛地生长着数百家不同类型的博物馆，这让人很受用。博物馆真是个好东西，我经常徘徊于此久久不愿出来。无论是身居闹市的成都博物馆，还是蜗居郊区的朱成（私立）宋代石刻博物馆，我都是常客，那里有我百读不厌的教科书。
我曾经尝试将里面的东西拍下来带回家，以为可以减轻往返劳顿，但往往遇到一个选题，还得回到博物馆找答案。
博物馆是一个气场，也是一个世界。一件件可以触摸的古老而鲜活的文物面前，你真的可以与先贤隔空对话，那些文物犹如他们的肌肤，你所接收到的信息和受到的刺激与冲击，是“带回家”的图片和视频远远无法比拟的。
我常常凝神于某一件文物出神，思绪很容易跟随这件文物回到它活着的时代，想象着天际边一幅幅鲜活而生动的画面……那种穿越、意境特别美好。
这是一种参禅，如果不身临其境深度参悟，很难体味到其中的意趣。
于交子这个题材而言，特别要感谢位于成都城南交子大道尽头的交子金融博物馆，身处交子公园的这个博物馆不大却很专业，只须几个展厅，就将交子的历史过往前世今生，交代得十分到位，给了我很大启迪。
我对交子的整体把握，多是在这里找到的。博物馆的“时空折叠”，无疑是从静态展品到活态历史的唤醒。比如直观展示构树是如何从一棵树，一步步变成构纸（楮纸）的，又如何从一张纸变成一张交子的。这个过程的展演，于参观者而言很有画面感，更能够让写作者变成可观可感的文字。博物馆用透明玻璃箱模拟宋代交子作坊场景：构树皮在陶罐中发酵、工匠用草木灰水煮料、学徒用鹿角刷拓印水印……这种动态还原，让我发现交子生产本质是一场“微生物参与的信用仪式”。发酵过程中的菌群活性，直接影响楮纸纤维的防伪性能。又比如通过三维视频，沉浸式展演私交子的交易场景，也容易让参观者沉浸其间，实现穿越……它们，是交子金融博物馆的“沉默证词”。
博物馆教会我，真正的历史写作，不是对档案的臣服，而是让器物开口，让沉默者发声，让所有“失败的货币”都获得解释世界的资格。
记者：在数字货币盛行的今天，回望交子历史有何现实意义？您认为现代金融体系是否遗忘了纸币时代的某些智慧？
章夫：宋代允许官府与商人共铸交子，通过“界”的循环制度释放通胀压力；而现代央行垄断数字货币发行权，却导致政策调整如“巨轮转向”——要么激进加息引发市场震荡，要么放任通胀吞噬中产财富。
我们似乎遗忘了交子的生存哲学，金融稳定需要制度弹性，而非钢铁般的控制欲。
今天的数字货币依赖区块链与算法，但交子的防伪智慧却藏在楮树皮的手工脱胶工艺中，技术的精密反而削弱了人对信用的感知力。当交子的纤维瑕疵成为防伪标识时，现代金融却在追求绝对完美的数字指纹，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暴政？
数字货币的普惠叙事，在算法歧视与数据鸿沟面前，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的遮羞布。
交子“信用体系实验”的背后，是千年来我们所悟出的“人性启示”。严格而言，我眼里的“交子”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引子。人文、地理、社会、历史、经济等诸学科，通过这个引子穿针引线，叠加与赋能，引导我在更广阔的领域去捕捉去挖掘去审视去研判。
当我们在数字货币的迷宫中迷失方向时，我们凝视交子残片上的指纹、铁钱压弯的扁担、盐工牙印里的盐粒——这些粗糙的、疼痛的、充满人性温度的细节，才是抵御技术异化的最后堡垒。真正的金融革命，不在于创造完美的算法乌托邦，而在于让每一张货币都记住：它曾被某双手紧攥过，曾被某滴汗浸透过，曾被某声叹息打磨过。
05
好的历史抒写一定是以“人”为中心
记者：年轻读者可能对“纸币诞生史”感到遥远，您如何让他们产生共鸣？
章夫：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让我们的读者通过《千年交子（三卷本）》深入浅出地描绘与介绍，将千年的交子活生生地拉到人们眼前。实际上，这也是文学的力量所在。
我知道，交子金融博物馆也一直在做这样的普及工作，如果你去参观就会感受到，你可以通过现代技术，只要用手机扫描进入一个程序，就可以获得一张你心仪的电子版交子，可谓栩栩如生。
另外，我还知道成都演艺集团正在制作以交子为主题的300集微短剧，编剧与导演都是年轻一代的活泼十足的青年人，我参加过剧情的讨论，也是以穿越为主，将现代元素与古老的成都元素有机结合。实际上，成都这方面的资源十分丰厚，无论是动漫还是先进技术，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流的。
解构历史距离感，用“Z世代语言”重写金融史。唤醒身体记忆，让历史成为“可触摸的当下”。当00后玩家在游戏中烧毁虚拟交子抗议通胀，当汉服少女用构树香薰蜡烛复刻宋朝信用体系，年轻一代对历史的疏离，本质是对叙事方式的叛逆。与其说教“交子有多伟大”，不如让他们在解谜、吐槽、玩梗中，突然发现——“原来我的花呗逾期，宋朝人早在我出生前就经历过了！”
一句话，历史的共情密码，在于让过去成为未来的镜子。
记者：您认为历史与人学、文学之间有何关系？在创作这本书时，您是如何将历史与现实、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多学科知识融合，以故事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的？
章夫：历史是“人性的实验室”。好的历史抒写一定是以“人”为中心，是因为“人”不仅仅是万物的尺度，更重要的在于，世间万物只有围绕着“人”，才会引起人类自身共情共鸣。
就交子题材来说，无论是从一棵树到一张纸，还是从一个人到一座城，到一个国家，最后蔓延全世界。毋庸置疑的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历史，一定是紧紧围绕着交子二字来的。
可以说，《千年交子（三卷本）》里我所采集的每一道指纹，都是宋人对“被工具化”的抵抗——他们用血肉在纸币上刻下“我存在”。
这无疑是“非虚构写作”的破壁实验。“新闻眼”解剖历史切片，用调查记者的追问法破解交子谜题：为何威尼斯金币流通更广却未能催生工业革命？答案藏在蜀地商帮的“熟人社会信用”中——比较史学与田野调查的碰撞。
文学是历史的“解咒术”。传统经济史沉迷于“货币发行量”“通胀率”等冰冷指标，而文学的介入让历史回归“人的现场”。《千年交子（三卷本）》中用《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笔法还原蜀商生态，让读者看见“构树纤维如何缠绕成信用网络，盐工牙印怎样咬穿制度铁幕”。虚构人物王昌懿的命运与真实史料中的交子兴衰互为镜像，这便是“用小说的望远镜观测历史的显微镜”——文学的想象力不是逃离现实，而是为事实赋予灵魂。
历史是未完成的多声部合唱。真正的历史写作，不是对数据的臣服，而是让所有沉默的物证、失语的群体、被遗忘的痛感，共同发出未来的回声。
06
交子的真正遗产，不在楮纸的纤维里
记者：您提到将精彩的故事作为“佐料”来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能否分享一些您在创作过程中融入的故事及其背后的历史背景，这些故事是如何与交子的主题相契合的？
章夫：《千年交子（三卷本）》中，每一卷都有围绕主题出现众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他们扯动着故事的走向，据不完全统计，全书大约有上百个各式各样的不同人物，比如上卷的主要人物有，孟昶、王小波、李顺、刘玗、王均，公孙述、王昌懿、王安石……通过孟昶牵出北宋剿灭后蜀之后，蜀为何大乱之源，从而引出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军，还有刘玗、王均所引发的兵变。可谓一层紧跟一层，如抽丝剥茧一般，层层叠叠，反复递进，逻辑关系清晰，而又确保故事性融入历史长河之中。
特别是上卷中用大量篇幅重点写了三个人，一是汉代的蜀商公孙述，旨在通过这样一个特殊人物穿针引线，介绍四川铁钱的前世今生，那是一个伟大的“铁钱时代”，为北宋为何在全国范围内只允许四川为“铁钱区”埋下伏笔。第二个人物是王昌懿，这个人是与交子有直接关系的人，也是交子创造发明的一个重要符号。史料中记载蜀商王昌懿的文字很少，这也为我们以文学形式艺术加工提供了大量空间，通过这个特殊的人物，也揭示了交子作为信用工具的双刃剑效应——它既可以促进商业繁荣，也可能沦为资本掠夺的武器。第三个人物是王安石，作为北宋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虽然历史上关于此人的各种文字很多了，但此刻的王安石的身份是紧紧为交子这个主题服务的，由他而及交子展开的故事，就有另一个层次上的文学美。
中卷以成都为重点，写了一大批与成都与交子与历史有关的人物，比如有“宋代武则天”之称的刘娥，我以为，交子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张纸币奔走人间近一个世纪，非刘娥不能也。书中有大量的故事佐证，在此不再赘述。还有蜀商之问，“蜀道”与“世道”之问，由此切入到下卷世界场域中，粟特留下的商元素，吕贝克立下的“规”与“矩”，英格兰银行后花园的秘密……用故事“佐料配方”，用微小故事解构宏大叙事，用超现实主义解剖历史，也成为本书一大特色。
《千年交子（三卷本）》的故事从不为装饰历史服务，而是如手术刀般剖开金融制度的肌理，那些“佐料”让交子的主题从经济史范畴跃升为人性实验室。读过全书后人们会突然理解，交子的真正遗产，不在楮纸的纤维里，而在那些被正史抹去的疼痛故事中。
记者：您多次以成都为书写对象（《窄门》《千年交子·三卷本》），这座城市给您提供了怎样的创作土壤？
章夫：一万年天府，三千年成都，是一座“历史题材”的创作富矿，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记忆的“活态基因库”。
成都一直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这也是历代文豪能够以成都为对象，留下众多文学作品的原因。有一句著名的古语，“自古诗人例到蜀”就是形象的这个景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成都历代名人榜，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文人而成的文人榜，而那些由文人构成的名人榜，几乎都是外来者。这在中国众多的文化名城中，都是很少见的。
成都可谓多元文明的“实验场”。这里有巴蜀文化的“混血基因”，有移民城市的“文化火锅”。于我而言，成都不仅是交子的地理标签，更是历史潜意识的显影剂。这座城市的潮湿气候腐蚀了正史的傲慢，市井茶馆孵化了草根智慧，多元文化碰撞出金融实验的野性。
近些年来，成都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一座网红城市，是有其缘由和根砥的。比如成都的茶馆和咖啡馆，各种书店，民间博物馆，演艺剧场……的数量，在中国的特大城市中，都是靠前的。这是一座文化名城的底气所在。
可以说，成都空气里的若干因子，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天然的创作灵感。成都可谓一座“文化火锅”，历史、市井、魔幻、现实在此沸腾，而作家不过是捞起一勺红汤的食客。
总之，在绵软的成都，随时会有一种想拿一本书的冲动。我，就是那样的人。
07
我欣赏“多声部”城市传记的书写模式
记者：您提到书中许多片段是“分门别类存放在电脑里”的“预制菜”，等待时机组合成书。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对创作这本书有何特别的影响或启发？
章夫：我的历史写作有一个习惯，有了心得和灵感之后，以主题将一些感兴趣的章节，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变成文字，写好后存放在电脑里。我的电脑就像主妇的冰箱一样，各种不同的格子存放什么样的东西，分门别类一目了然。哪些该冷藏哪些该冷冻，也各有安排。等到了时候，想吃中餐还是西餐，从格子里将事先藏好的“预制菜”拿将出来，解冻之后，再慢慢搭配，调制出自己认为还不算倒胃口的东西。
用“预制菜”写作法，是为了解构线性叙事的“反叛厨房”。将资料按“器物”“制度”“市井”等标签分类存储，如同将食材分装进保鲜盒。写作时按需调用，避免在庞杂资料中迷失。
这有一点像那个盲人摸象的预言故事，先摸到的是大腿，就画一个大腿，后摸到鼻子，又画一个鼻子……之后，再根据肌理找整个大象的轮廓。
可以说，我的一些看似几十万字的书，大多都是这样“组装”出来的。
应该说，本书中的一些片段早在数年前就已经成稿了。就像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珠子，只不过没有想好找到一根线来把这些珠子“串”起来，所以它们就一直躺在属于自己的格子里，等待调配。
或许当年精力充沛，前不久翻看电脑，我甚至还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存放在格子里的陈年老物，有的至今还没派上用场，也不知道它们有没有面世的那一天了。有这个“大冰箱”保鲜，还好，我的眼里它们一定不会超过保质期。
我以为，写作是场“冷链革命”。历史的生命力不在精心设计的线性叙事中，而在冰柜深处那些等待重组的“陌生碎片”里。这种写作方式，或许正是对抗信息熵增的终极武器：让混乱成为秩序的养料，让偶然成为必然的起点。
家里有几个不同年代的电脑，都存放着一批属于不同年代的文字，估计等我闲下来的时候，系统整理那些躺在“格子里”的文字时，一定会很亲切。
记者：接下来是否有计划以其他历史符号（如丝绸、茶马古道）为载体，延续“文明史”写作？对成都的历史书写是否还有未尽之言？
章夫：我在成都这座城市工作生活了32年了，早已视成都为第二故乡。所以我的书写很大一部分都是围绕成都的，迄今为止，我写了以成都为主题的书大约有10本了，随着知识的储备和阅历的不断刷新，在每个阶段对成都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
关于丝绸、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等元素题材，之前的文本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猎。刚刚出版的《千年交子（三卷本）》一书封三勒口处，列了一个计划中的“历史切片书系”写作清单，一共4本，除了已经出版的《窄门：公元1718-1911，一巷宽窄，成都满城的历史断章》和这本《千年交子（三卷本）》，还有两本在计划中，书名大体是《鼎立：公元214-263，三国及后三国时代的蜀道与世道》《寻道：公元前485-2026，24治投射的魅影，以及两千多年来我们的世俗生活》两部，严格而言，这4本书的时间线几乎囊括了一部中国通史，却又是中国通史里具有强烈人性化的裁取，它们形成了历史切片的多个切入维度。
我欣赏“多声部”城市传记的书写模式，拒绝以单一时间线书写成都。在我眼里，成都是一座常读常新随时都会有写作冲动的城市，要写的题材太多太多，永远是未完待续的“毛边文本”。
08
真正的商业智慧，永远藏在官方叙事之外
◎记者：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历来有“扬一益二”之称，可谓富裕有加，中国历史上有晋商、微商、浙商，为何没有出现蜀商群体？
章夫：曾经有个“中国古代十大富商”群英谱——子贡、范蠡、白圭、吕不韦、桑弘羊、邓通、卓王孙、石崇、蒲寿庚、胡雪岩。十席中，蜀商占了两席。商人是商业的主体——没有商人，何来商业？虽则如斯，自古以来，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
只有宋代是个例外，令中国历史上采取“抑商”政策的其他王朝另眼相看。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背景下的宋代，长江上游的川峡地区和地处长江下游的江淮地区发展速度最快，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占据着愈加显著的地位，逐渐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而四川作为宋代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更是全国财政的重要来源地。
可即或如此，宋代的成都，仍没能贡献出几个有名有姓的商业家。
不得不承认的是，从古蜀到近现代的蜀商清单里，天地广大，人文浩瀚，各界英雄层峦叠嶂、挟江裹海，几千年下来，有名有姓的蜀商却是稀薄如斯、模糊如斯——像雾霭深处的谜团。
因何？我以为，大概有这样一些原因。
晋商、徽商、浙商的崛起常与政权捆绑（如晋商票号服务清廷财政，徽商依托盐铁专卖），其商业网络被纳入“国家经济血脉”。而蜀商多扎根市井，以盐井、茶马、商品交换为生，正史视其为“末业”，记载多为负面叙事。
四川盆地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使蜀商缺乏向外扩张的原始动力。他们深耕本地市场，却未像晋商那样构建横跨欧亚的商路，导致其影响力被地理屏障稀释。
再者就是蜀商草根性背后的生存哲学。即文化基因的“反商性”与“耕读传家”的集体无意识，“小富即安”的生存哲学。
还有一层原因，就是制度性压抑之下，官府与商帮的长期博弈。
汉代成都是天府之国最为舒适的日子，之后的三国，蜀汉政权几乎掏空了蜀国，接下来的魏晋南北朝乱世，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会儿氐人一会儿獠人，成都的命运在风雨中摇摆，也就是说大的环境与小的气候，都没有诞生有规模的蜀商的孵化空间，接下来的大唐盛世，偏安一隅的成都好不容易过了一段安稳日子，乱世又来了，接下来的五代十国，前蜀后蜀的小朝廷虽然“小日子”过得安逸，但一旦有风吹草动，财富就会发生不规则变动。宋至元至明至清，成都在好三年坏三年缝缝补又三年中煎熬。
官府垄断的“窒息效应”，商业组织的“去中心化”宿命，
成都普通百姓的生存无虞，但要走出“大资本家”来，几无可能。蜀商虽建会馆（如云集成都的各地会馆），但缺乏晋商票号的股份制、浙商同乡会的宗族纽带。其内部更依赖方言暗语、茶桌协议等“非正式规则”，难以形成全国性商业网络。蜀商的创造力常被归为“奇技淫巧”。他们的故事，注定成为正史边缘的“毛边文本”。
成都火锅的“九宫格”被解读为商业密码：底料（资源整合）、牛油（风险对冲）、涮菜（灵活应变）。这种市井智慧，恰是蜀商基因的现代表达。它告诉我们，蜀商从未消失，只是换了容颜。当晋商票号化作博物馆展品，浙商传奇成为商学院案例时，蜀商仍在成都的潮湿空气里，以痛感的方式提醒我们：真正的商业智慧，永远藏在官方叙事之外。
09
我是个读书人，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记者：作为资深媒体人，您如何平衡新闻的时效性与历史的厚重感？这种双重身份对您的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章夫：于我而言，新闻与历史的“双重呼吸”，就好像在即时性与永恒性之间走钢丝。这就好像新闻人的“显微镜”与历史人的“望远镜”。新闻思维考验的是“快照”训练。作为记者，习惯用“5W1H”（谁、何时、何地、何事、为何、如何）快速锚定事件核心。用这种训练让写历史时，能迅速剥离冗余信息，直击本质。例如，在研究交子兴衰时，就像报道突发事件一样，先锁定关键节点（如1023年交子务成立、1105年官交子贬值），再填充细节。
新闻的“快”与历史的“慢”常发生冲突。历史思维需要“长焦”校准，我写新闻时，追求“此刻即永恒”，写历史时，却要“此刻只是尘埃”。需要通过刻意延迟写作来对抗即时性焦虑，比如像《窄门》《千年交子》等历史厚重感的题材，就要刻意搁置史料，让记忆自然发酵。
如果要想写出来的东西有厚重感，就要用新闻的锐度去解剖历史的“病灶”。用“社会切片”技术将新闻调查的微观视角引入历史写作，用一些看似零碎的“小叙事”，让历史摆脱宏大叙事的空洞。
我们知道，新闻写作惯用“倒金字塔”（结论在前，细节在后），但历史写作需用“正金字塔”（细节筑基，结论升华）。我常常通过反复折叠素材实现平衡，实现“倒金字塔”的逆向应用，先写交子残片的物理细节（纤维、墨迹），再引申至金融制度变迁，最终抵达“信用与人性”的哲学命题。
这就需要我们平衡如何在快与慢的夹缝中雕刻真相。新闻人的双重身份，让我既像“手持显微镜的新闻侦探”，又像“肩扛望远镜的历史守夜人”。新闻教会我警惕“永恒的当下”，历史则让我原谅“瞬间的荒谬”。真正的写作，是在两者裂缝中种下真相的种子——它可能明天发芽，也可能百年后才破土。
这种撕裂与缝合，或许正是知识分子在信息爆炸时代最珍贵的生存技能。
记者：您最想带一本什么书去与古人对话？最想体验成都当时的生活场景是什么？
章夫：若只能带一本书穿越回宋代成都，我会选择《乐府诗集》——不是因其文学地位，而是因其“泥泞的真实”。《乐府诗集》是一本与古人对话的“密钥”，也是一本在市井俚语中打捞真相，会呼吸的宋词集。那些记录市井俚语的“杂曲歌辞”，比如《水调歌头》中“铁钱重如牛，交子轻似纸”的吐槽，或是《河传》里“盐工咬破交子边，牙印如刀刻盐山”的野史，恰是打开宋人生活的密钥。
乐府诗的粗粝感，能刺破正史的温情面纱。当我在青城山脚下复刻盐工的“盐砖暗账”时，突然发现——这些被士大夫视为“俗不可耐”的俚语，才是文明最坚韧的基因。
如果说最想体验的场景，我以为是民国时期成都少城公园的茶馆。这个时期离我们不远，从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中我有深刻的感受，现在成都为数不多的老茶馆里，尚可见到几丝影子。如果假扮成跑堂伙计，偷听茶客用《竹枝词》唱和交子汇率：“三碗盖碗茶，两吊会子茶，官府验讫戳破手，剩下八文买花椒。”通过破解茶碗摆放角度、盖子敲击节奏，还原市井的“加密账本”。我以为，成都生活的“毛边体验”，一定在茶馆里面，那是成都茶馆“龙门阵”的密码学实验，那种穿越一定会让我大呼过瘾。
我是个读书人，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若能携带两本书的话，我会加上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是因为这本书详实的夜市记录，能让我在成都东大街复刻北宋夜市的烟火。对照书中“猪羊血羹”“旋煎羊白肠”的物价波动，发现宋人的“消费降级”早于今日。在酒肆账簿中发现“赊账符咒”——穷人用木戳刻上“天理良心”四字。这种“信仰担保”，比现代征信系统更原始却更动人。
平心而言，我真正想带回去的“书”，是茶馆账簿上被茶渍晕染的暗语，是锦江码头沉船中锈蚀的交子残片——这些带着体温的碎片，才是与古人对话的真正媒介。
而对成都生活的终极体验，不过是某个雨夜坐在茶馆里，听老人用纯正的四川话讲龙门阵。此刻，历史与现实的界限，早已模糊在川西坝子的朦胧夜色中。
ZHANG FU
章夫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第13批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天府青城计划”（天府文化领军人才）入选者，第十批成都市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届四川省十佳新闻工作者。出版著作20余部500余万字。代表作有《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图腾与废墟》《窄门》《甲申360年祭》《1024-2024，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成都，以及千年来的世界》等。长篇纪实文学《邓小平故居留言簿》获第六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铜奖、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和四川图书奖一等奖。
千年交子的智慧之道
天府之国的生存之道
东西文化的互鉴之道
……
北宋天圣元年冬，世界公认的第一张纸币——交子在成都诞生，2024年正好面世千年。自发行以来，交子深刻影响着中国历代及世界金融。“成都方志”微信公号特别开设“章夫专栏”，翻开作家章夫的《1024-2024，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成都，以及千年来的世界》，循着时间长河上溯，了解天圣年间的成都、东方民族的古老商业文化、泰西中世纪的国际金融格局，把脉千年交子的前世今生。
来源：成都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