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张秀兰，今年五十有二，老伴刘建国比我大两岁。咱们那会儿结婚，可没听说过什么AA制，不都是＂家里的钱是一家人的＂吗？三十年的日子就这么过来了，头一回听他提这个词。
＂老刘，咱俩AA制吧，每月你出两千块家用。＂我正用木铲炒着鸡蛋西红柿，听到身后这话，手一抖，铲子掉进了冒着热气的铁锅里。
油星子溅到手背上，我下意识地＂嘶＂了一声，却没顾得上擦。扭头看着刘建国那张认真的脸，我一时愣住了，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叫张秀兰，今年五十有二，老伴刘建国比我大两岁。咱们那会儿结婚，可没听说过什么AA制，不都是＂家里的钱是一家人的＂吗？三十年的日子就这么过来了，头一回听他提这个词。
回想起来，我俩的缘分始于1982年那个春天，单位联谊舞会上的一支《兰花草》。那时候，小城的夜晚没什么娱乐，单位组织的联谊活动可是大事，姑娘们都偷偷准备了好几天。
他在国棉三厂当会计，西装革履，头发用固体发蜡梳得一丝不苟；我在纺织厂做细纱女工，穿一身蓝色的确良工装，扎着两条麻花辫。那年头，有个正式工作是多么体面的事情，尤其是他这种拿着四十八块五工资的＂大干部＂，比我这个只有四十二块工资的普通女工高了不少。
我们跳完舞，他就送我回家。记得很清楚，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确良中山装，骑着厂里发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路灯昏黄，打在他的肩膀上，显得格外宽厚。那时厂区的广播里正放着邓丽君的《甜蜜蜜》，我们就顺着这歌声，一路说说笑笑。
＂秀兰同志，你知道吗？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不一样。＂他突然这么说。
＂有啥不一样的，不都是厂里的工人吗？＂我害羞地低下头。
＂你笑起来特别好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
那时候的小伙子说话可没现在这么肉麻，这一句夸奖让我红了半天脸。
姑娘们排着队想认识他，可他偏偏看上了我这个只有四十二块工资的普通女工。半年后，我们就领了结婚证。婚后，我们住进了单位分的一室一厅的筒子楼，三十多平米，水泥地面，白灰墙壁，家具除了一张1.2米宽的木床，就是几把竹椅子和一个旧衣柜，却是我们的小天地。
那时候多简单啊，一个搪瓷脸盆、两个搪瓷缸子、一床老棉被，就算是＂成家＂了。结婚那天，他拉着我的手说：＂秀兰，以后家里的事你别操心，咱俩一起干。＂我点点头，心里甜滋滋的。
可日子久了，所谓的＂一起干＂变成了我一个人干。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做饭，烧煤球炉子，熬小米粥，炒个青菜或者咸菜，两个馒头就是早饭。他吃完就走，我收拾完再去上班。下班回来买菜做饭，洗衣服，拖地，样样活计都是我一人包圆。
到了晚上十点多收拾完才睡，洗衣、做饭、拖地全是我的活。他呢，每天抱着一份《经济日报》，坐在那盏带着罩子的台灯下，说要＂充电学习＂。有时候我实在累得慌，想让他帮忙择菜或者洗碗，他总是说：＂男人要以事业为重，我这不是为了咱们家将来过得更好嘛。＂这话说得我也没辙了。
街坊邻居都羡慕我，说刘建国是块儿好料子，坐办公室的，体面。我在家有啥说啥，也不怕左邻右舍笑话。我妈常说我是＂嫁了个好婆家＂，住筒子楼，不用和婆婆同住一个锅台，多自在。
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8 6年，小宝出生了，一家三口，日子更忙了。那几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上开始流行＂下海经商＂的说法。
九十年代初，改革大潮席卷全国。国棉三厂改制，刘建国被推荐去了私企当财务主管，工资翻了好几番。我们攒钱买了彩电，四十五寸的大屁股彩电，那可是街坊邻居都来看个稀罕的东西。
可我却在纺织厂改制中下了岗，四十出头就成了＂社会富余人员＂。厂子一关，多少人顿时没了生计，大家伙儿抱头痛哭，我也跟着惶恐了一阵子。
拿着微薄的生活补贴，我不甘心就这么窝在家。学着隔壁李大姐的样子，拉了个三轮车到批发市场进货，在家门口支了个小卖部，卖些糖果、香烟、火柴、肥皂之类的日用品。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进货，夜里十点多才关门，一个月到头也就挣个千把块钱。
有一年夏天，蚊子特别多，我就进了一批蚊香和花露水。结果行情不好，花露水卖不动，小店资金周转不开。刘建国回来看到一箱子存货，皱着眉头说：＂你这个小买卖有啥出息？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还挣不了几个钱。＂
我也不反驳，只默默地继续着我的小生意，心想等过一阵子就好了。晚上回家后还要洗洗涮涮，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累得腰酸背痛，却也有一种充实的满足感。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宝上了大学，家里只剩下我和刘建国两个人。他升职加薪，当上了财务总监，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我的小卖部也逐渐稳定下来，虽然算不上大钱，但养活自己没问题。
没想到，他突然提出AA制这事。
＂你挣那么多，两千块都不愿意拿出来？咱家油盐酱醋酒米面肉，哪一样不得花钱？＂我放下锅铲，擦了擦手，心里直冒火。
＂咱得讲规矩，各人的钱各人花，公用的才一起出。＂他翻着一本黑皮记事本，眼睛盯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说话时还不忘戴上他那副新配的眼镜。那副架势，像极了当年他在厂里办公室核算成本的样子。
天底下竟有这等荒唐事！过了大半辈子，现在跟我谈什么AA？怒火一下子冲到嗓子眼儿，可我忍住了。三十年的婚姻教会我一件事：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得找到症结所在。
我抬头看了看墙上那张我们的结婚照，又想起这些年来的点点滴滴。那些风雨同舟的日子，那些相濡以沫的时刻，难道就这么被一个＂AA制＂给否定了？
手上的活儿也干不下去了，我随便应付了几句，说饭好了就开饭。那顿饭吃得格外沉默，只听见筷子碰到瓷碗的清脆声响。
第二天趁他上班，我打开他的抽屉，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这样不太好，可我实在想不通他为何突然变得这么铁公鸡。
一摞汇款单映入眼帘，每月都有三千块寄往老家农村。这一下，我明白了些什么。三十年来，他对父母一直尽心尽力，这我是知道的。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带上礼物回老家看望。可如今却对家里这般计较，我心里不是滋味。
我又翻了翻，在记事本的夹层里找到了一张医院的收费单，上面赫然写着＂肺部肿瘤治疗预估费用＂，下面一行大字写着＂50000元起＂。
一下子，所有的事情都串联起来了。老刘的爹病了，而且是大病，需要一大笔钱。可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
我坐在椅子上，回想起过去这些年。刘建国对我，其实一直都不错。虽然家务活帮不上忙，可从没亏待过我和孩子。小宝上学时，他负责辅导功课；我娘生病那会儿，是他天天下班后去医院照顾。家里大事小情，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从不含糊。
想到这，我决定做一顿好饭，好好问个明白。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桌他爱吃的菜。红烧肉、醋溜白菜、油焖大虾，还有他最喜欢的家乡菜——洋葱炒鸡蛋。我特意从柜子底下翻出了一瓶压箱底的汾酒，那是我们结婚时他单位发的，一直舍不得喝。
＂今儿是啥日子？弄这么多菜？＂他回来看到满桌子菜，有些惊讶。
＂没啥日子，就想吃点好的。＂我笑了笑，给他倒了杯酒，＂来，喝一个。＂
他举起杯子，犹豫片刻，一饮而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才开口：＂说吧，你爹怎么了？＂
刘建国筷子一顿，抬头看我，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我看到汇款单了，还有医院的收费单。是不是你爹病了？＂
厨房里的钟表滴答作响，墙上的日历翻到了十月，窗外的梧桐叶子早已泛黄。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点了点头：＂爹的肺有问题，乡里医院看不了，得去省城做手术。＂
＂什么时候的事？怎么不跟我说？＂
＂半年前就查出来了，一直靠药物控制。现在不行了，医生说得尽快手术。＂他的声音低沉，＂我这几个月一直在攒钱，不想让你和小宝知道，怕你们担心。＂
＂要多少钱？＂
＂医生说得五万起步，后续治疗可能还得不少钱。＂
＂那你干嘛提什么AA制？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难道我会不管你爹的病情？＂我有些生气，又有些心疼。
＂你那小卖部挣的钱本来就不多，还要寄钱给小宝，我不想再麻烦你。＂刘建国放下筷子，眼中闪着泪光，＂我一个大男人，连这点事都办不好，还让你跟着受累。自己的父亲，怎么也得自己想办法。＂
听着这话，我突然想起1988年那个冬天。那时小宝才两岁，我妈突发脑血栓住院，刘建国天天下班后去医院照顾，半夜还要起来给我妈翻身、喂水。那时医院供暖不好，他穿着厚棉袄在病床边坐了整整一个月。天寒地冻的，他硬是没说过一个＂累＂字。
那段日子，他照顾我娘，我照顾小宝，日子虽然苦，却也有一种齐心协力的温暖。
＂傻老头子，＂我拍了拍他的手背，＂你的爹娘就是我的爹娘，有啥事咱不能一起扛？咱是一家人，不是外人。＂
我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布包，这是我娘过世时留给我的，里面装着她一辈子的积蓄。我一直没舍得动用，想着留给小宝结婚时添置家当用。
＂这里有一万八，我这些年存的还有些，小卖部也可以多开几个小时，我估摸着能凑个三万。咱们再想想办法，五万块肯定能凑齐。＂
刘建国红着眼睛看我：＂秀兰，对不起，我不该瞒着你。＂
＂都这把年纪了，还跟我见外啥？＂我笑了，＂三十年了，咱俩谁跟谁啊？江湖救急，夫妻同心，哪儿有AA制的道理？＂
他眼睛湿润了，拉过我的手：＂是我糊涂了。当时就想着自己解决，又怕你担心，才想出这么个馊主意。真是钻了牛角尖。＂
＂要说起来，这辈子你也没少帮我。我下岗那会儿，多亏你一直鼓励我。我妈病重那阵子，是你天天照顾。这些情分，哪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
我想起了柜子里那个泛黄的相册，里面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刚结婚时在单位门口拍的。那时候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我穿着红底碎花的连衣裙，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日子虽然清苦，但心里却是甜的。
＂记得那年我生日，你特意从黑市上买了两尺红绒布，给我做了条围巾吗？＂我问他。
＂记得，那会儿布票多紧张啊，我托了好几个关系才弄到的。＂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也舒展开来。
＂我还留着呢，都三十年了，虽然旧了点，但一直舍不得丢。＂
那条红围巾，是我们年轻时的见证。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差，可大家互相帮衬，日子过得倒也踏实。批发市场上的老李头知道我刚开店，经常给我多搭几样紧俏货；隔壁王大姐的孩子我也没少照看；单元楼里的老张头修自行车从来不收我们的钱。那会儿，邻里之间就像一家人。
我们住的筒子楼，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可那时候一到夏夜，大家伙儿就搬着小板凳在院子里乘凉，听广播，说笑话，一晃就到了深夜。那种烟火气和人情味，是现在高楼大厦里感受不到的。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老旧的沙发上，一起计划着怎么凑这笔手术费。我提议把小卖部的营业时间延长两小时；他说可以跟单位申请借支一部分；实在不行，还可以典当我们保存多年的那块上海牌手表——那是他父亲传给他的，一直舍不得戴，放在抽屉里保存着。
窗外，初春的风吹动着刚发芽的树枝，发出沙沙的声响。屋里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时间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我们刚成家时的光景。
＂秀兰，这辈子遇到你，是我的福气。＂刘建国突然说道，语气中透着几分感慨，＂自打认识你那天起，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女人。这些年辛苦你了。＂
＂说啥呢，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笑着拍拍他的肩膀，＂你爹的事，咱们一起想办法，肯定能挺过去。＂
第二天一早，刘建国就去单位请了假。我们俩一起收拾行李，准备回老家看望他父亲。我把小卖部交给邻居王大姐帮忙照看，临走前，特意把我存的钱都带上了。
火车上，看着窗外飞逝的景色，我心里想着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从八十年代的票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再到现在的市场经济，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变迁。可唯一不变的，是那份相濡以沫的情感。
＂老刘，想啥呢？＂我看他一直沉默不语，便问道。
＂我在想，这辈子真是亏欠你太多。＂他叹了口气，＂我爹身体不好，家里就指望我这个儿子。小时候家里穷，是爹把我供到了高中毕业，还托关系让我进了厂子。现在他老了，生病了，我不能不管。可这么一来，又牵连了你，真是...＂
＂嗨，说这些做啥？＂我打断他，＂日子不就是这么过的吗？咱们年轻时，不也是一穷二白，不也挺过来了？相信我，这关咱们一定能闯过去。＂
到了老家，刘建国的父亲已经瘦得脱了形。从前那个能扛两袋面粉的壮汉，如今躺在床上，面容憔悴，眼窝深陷。我看了忍不住红了眼眶，赶紧转身去厨房准备饭菜，不想让老人家看到我的伤心。
厨房里，柴火灶台上的锅冒着热气，我切着菜，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想起刘建国的父亲当年是怎么对我好，每次我们回来，总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我们结婚那会儿，他托人从集市上买了一对景德镇的茶杯，说是给我们的新婚礼物，那可是他大半个月的工分啊。
厨房门吱呀一声开了，刘建国走了进来。
＂秀兰，别难过。＂他轻声说，＂医生说，只要手术及时，爹的病还有治愈的希望。＂
＂嗯，咱们明天就去县医院问问情况，尽快安排手术。＂我擦了擦眼泪，继续切菜。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两人忙前忙后，张罗着老人的治疗事宜。我白天照顾老人家的饮食起居，晚上还要整理医院需要的各种材料。刘建国则往返于县城和省城之间，咨询医生，办理转院手续。
终于，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老人被转到了省城的大医院。手术很成功，医生说只要好好调养，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看着病床上的老人家脸色渐渐红润起来，我和刘建国长舒了一口气。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因为我们一起扛过了这个难关。
回家的路上，刘建国紧紧握着我的手：＂秀兰，谢谢你。＂
＂谢啥呀，这不是应该的吗？＂
＂不，我是认真的。这次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真诚的光芒，＂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提什么AA制了。家里的钱就
来源：浮生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