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反复被海水淹没的孤岛》以细腻笔触，带读者走进文学翻译者的精神世界。作者姚瑶将自己比作 “孤岛”，讲述在翻译工作中虽鲜少与人社交，却通过文字与不同时代的作者、作品建立起深层连接，从大学图书馆里的翻译初体验，到翻译与生活的奇妙互文，展现出翻译工作的独特魅力。文章
姚瑶
《反复被海水淹没的孤岛》
《十月》2025年第2期
导读
《反复被海水淹没的孤岛》以细腻笔触，带读者走进文学翻译者的精神世界。作者姚瑶将自己比作 “孤岛”，讲述在翻译工作中虽鲜少与人社交，却通过文字与不同时代的作者、作品建立起深层连接，从大学图书馆里的翻译初体验，到翻译与生活的奇妙互文，展现出翻译工作的独特魅力。文章中还融入对女性写作的深刻思考，呼吁女性去不仅仅是是去记录生活，还要靠近以及感知生活。
图书馆的夜
时至今日，每当我收到译者样书，还是会惊讶，我到底是怎么莫名其妙就成为英语文学翻译的。在我成长、求学、工作中的每一步，“翻译”这两个字都不曾存在过。小时候在地方报刊发表一些豆腐块小文章，读大学时毫无意外填了汉语言文学专业，而后开始写小说，出版，稳稳当当地走在写作这条路上，就算有过一些大大小小的目标或理想，“书籍翻译”也绝不在内，更别提如今译者这一身份已经成为我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撕掉的标签。或许一切都源于大学时在图书馆度过的漫漫长夜。近期搬了一次家，我从七八年没有打开过的箱子里，翻出厚厚一摞8开大小的笔记本，每本都密密麻麻地写到最后一页。翻开来，不知道的人可能以为是读书笔记，但那是我大学四年期间，在学校或隔壁的国家图书馆，毫无目的翻译的许多小说片段。看着这些，作为当事人的我，也难免要感叹命运的棋局，永远藏着事后一目了然、当时却无从觉察的后招。十三四岁时，我开始热衷阅读英文原版书籍与剧本。千禧年之初的小城市，唯一能够获取这些资源之处就是新华书店的双语出版物，以及远不如今日便捷的互联网。那时还存在着邮购书籍的书友会，每个月我都眼巴巴等着那一大箱原版书籍的送达。说起阅读原版书的契机，是在读到英文翻译的古诗词时，震惊于语言的不可译。当文本内容精简到只剩下再不能删繁就简的字词，只能仰仗文字本身搭建出万千意象，不同语言间的隐墙便浮现出来。那一刻我意识到，如果我掌握了某种语言，就要用这种语言去阅读由它书写的作品，这样才算顺理成章。那时我还写过一些英文短剧去参加学校的文化节。就算如此，我也从没想过以后要翻译书籍。大学期间，多数夜晚都在图书馆度过，尤其是几乎没什么课程的大三大四，清早去占个座，能在安静的自习室或阅览室待到熄灯为止。复习专业课，写小说，一本接一本读书单上的作品。读专业课书单并不轻松。啃晦涩的古籍，不能一下塞进肚太多。读文学作品则会遇到许多不喜欢但还是得硬着头皮读下去的书。所以我必须每隔两小时就浮出水面喘口气，而我的喘气方式则是读英文小说，一边读一边翻译。真的很难解释，这种看似英翻专业学生做作业的方式，为何能让我感到放松，甚至快乐。但我乐此不疲，只要开始做这件事，所有的疲惫、焦虑、急躁都会瞬间消退，皱巴巴、紧绷绷的情绪就熨烫平整了。或许翻译小说于我而言，就像僧人诵经吧，是平心静气的咒语。即便如此，我还是从来没想过要翻译书籍。说到底，我做的这些事，对当时的我来说，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价值，不过是打发时间的方式而已。大学毕业后，我做着媒体工作，写着小说。在我因快节奏的工作而不适，因写作而情绪起伏时，翻译喜欢的英文小说继续充当着我的安慰药片。甚至在我翻译第一本书时，编辑都不知道我曾无休无止地翻译过那么多不会有读者的书籍片段。就像认定作家不应解释自己的作品，我也认定翻译是只看成果的一锤定音，无须任何积累与资历来佐证。第一本书也像是命运的神来之笔。我在工作中结识的编辑，因为一本需要加急翻译的小说而焦头烂额，哪怕给出翻倍稿费，依然找不到合适译者，好译者没有档期，征集来的试译没有一篇靠谱。看她着急到快哭出来的样子，我抱着万一能帮上忙的心态，说要不我试试看？于是当晚整理好了试译给她。这篇试译后来得到了她所在编室的一致好评，就这样我们接连合作了三本书的翻译。但此后，我也依然没有什么与翻译有关的野心。之后找到我翻译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的编辑，是因为看过我翻译的书，喜欢我的语感，才给我写了邮件。而我时隔三个月才打开邮箱，这才看到信。我以为这位陌生编辑早已找到译者，因此回了一封信表达歉意，没想到她兴高采烈地说，我在等你回复，我只想找心里最合适的译者。也有编辑看过我写的小说，认定我适合她要做的某本英文小说，于是辗转一个又一个编辑，终于找到人脉稀疏的我。如此看来，也是因为写书做书的人们有着各自的坚持与怪癖，才让躲在巷子深处的我，没有因为不社交而错过珍贵的机会。书籍虽然也是商品，出版虽然也要投入市场，但与书有关的人们，依然有着别处罕见的天真与纯粹。后来机缘巧合，我翻译了一本名为《极北》（Far North，马塞尔·索鲁）的小说，编辑告知我，这本小说的日文译者村上春树，因为太喜欢这个故事，村上专门写了一篇译后记。这是非常奇妙的体验，你和一位了不起的前辈共同做了一件事，哪怕他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你是谁，但你们都曾用自己的母语，替另一个小说家开口说话。这种完全不可见也不可触及的连接是迷人的。此后，我开始了解作为译者的村上。他自述年少时，明明有很多不认识的单词，还是囫囵吞枣一本接一本阅读英文小说，不深究，不停歇，直至动笔写下人生第一篇小说，才发现根本不像日语小说，就这样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后来读到喜欢的作家，他会萌生“这本书必须要由我来翻译”的冲动，于是陆陆续续翻译了八十多本书。我反复确认了很多遍，才能相信，在保持小说写作节奏的同时，他竟然翻译了这么多书。我在书单里也看到了另一些交集，比如格蕾丝·佩雷，麦卡勒斯，菲茨杰拉德。这种遥远的共振，给独自走在这条窅深曲径之上的我带来一些振奋。村上说，相比写小说，他更享受做翻译。这句话忽然又把我拉回到了大学时代的图书馆，头顶悬一盏明晃晃的冷光灯，我在空荡荡的木桌上，合上某本文学史或正在写的小说，全为了松一松绷紧的神经，按摩一下疲惫的精神，于是随手翻开英文小说里的一页，拿一支圆珠笔，在横线本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译，写写画画，是的，我是在享受。如果说小说创作是一种燃烧，将自身作为燃料，文字为引，淬炼一颗矿石，充满了偶然与不可控。那么翻译就是一个冷凝的过程，是捕捉空中气态的云，以文字为凝结核，降一场雨，雨滴颗颗分明落地，需要“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合时宜之感。所以，我习惯了在写作过程中时不时用翻译来冷却身心，不同的是，从前这些落地的雨水只落在笔记本里，如今它们落在了许多读者手中。村上春树曾说过，身为小说家，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做翻译时，必须以谦卑的态度，尊重所有限制，经常觉得要把那个自我杀死。对于创作者来说，可怕的是成为井底之蛙。翻译对他来说，是向外面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对我这种几乎没有社交，也无此天赋与意愿的写作者而言，翻译这项劳动本身，就是我通往他人的一座古朴石桥。我相信世界上还有许多我不曾听说，也永远不会结识的作家与译者，他们都怀着同样的心情，跨越着一座又一座桥，甚至在不同时空里越过了同一条海沟。如果说环绕我们的海洋是烟波浩渺的一颗颗字符，那么我们确实不必非要相识，我们只要漂浮在同一片汪洋上，在同一块版图上，就足够了。作为朋友去认识一个人，自然要面对面诉衷肠才好。但若想认识某位作家或译者，将对方视为专业人士，我则更愿意独独通过作品去描摹他们，想象他们，甚至重塑他们，这是一种单方面的、隔岸的，但真真切切的认识。
书与生活的互文
我始终相信一些书抵达一些人，都是有理由的，是带着任务的，可以视为命运的馈赠。我常遇到这样的状况，正在翻译的书，无论作者或内容，总是同我彼时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书有时是一面镜子，将我盲目之处照得一览无余；有时则是抛出一根藤条，拖我离开挣扎不出的泥沼。翻译过的每一本书，都是一团记事的绳扣，除了书中的故事与人物，也一并打结了我的那段生活。比如在翻译《意外旅行团》这部公路小说时，我也恰好完成了一趟公路之旅。故事中的三个主角分别是患有硬化症、打算去瑞士安乐死的艾瑞丝，赶去阻止好友艾瑞丝的特里，以及特里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三人从爱尔兰出发，一路驱车经过英国、法国，最终抵达瑞士，完成了一趟状况不断、有时晦暗有时明媚的漫长旅途。在进行译稿的最后一遍润色调整时，那一整个月，我都与先生两人在塞尔维亚和黑山自驾旅行，每天都在盘山，发卡弯连发卡弯，碎石路叠碎石路，闯进警察局，在鬼打墙的地图上打转，在历史的废墟与新的城市间穿梭。我在不断转换的陌生国度与陌生道路上，理解着艾瑞丝与特里的长途跋涉。旅途是从日常时序中跳脱出来，在抵达终点或回到起点前一切暂停，别下定论，别做选择，别抢答，所有的事情都等一等、缓一缓。在路上的时间就好像拉面时揪下来的那一小团面，唰一下拉长，成为一段升格镜头，于是我们有时间想得更多、想得更深，因为别无他事，只好思考人生。在黑山的佩拉斯特，面对夜晚的亚得里亚海，科托尔峡湾在夜幕里寂静宏阔，山脚下的万家灯火贴着海岸，和遥远轮渡的微光连成一串。我坐在屋顶露台，将译稿拉到了最后一页、最后一行，随后发送给编辑，吹着十月末的海风，喝了一大罐啤酒。交掉译稿后的那个早晨，我在海边吃早饭，五个银发碧眼的美国老姐妹接踵而至，兴致勃勃在我身后坐下，点了蛋糕和酒。那天阳光很好，你想象中的亚德里亚海有多蓝，那一天的海水就有多蓝，阳光像一面镜子砸碎在海上，亮晶晶的玻璃碴随着海浪闪烁漂流。点单之后，她们开始轮流拍照，彼此赞美。在咔嚓咔嚓的快门声里，我忽然听到有人说，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旅行，我想在这里拍张合照。随之而来的是一些琐碎低语，钻进耳朵里的关键词是医院，一些人名，过往回忆……我依靠这些碎片拼凑了个大概，朋友患病，被宣判死刑，于是有了这次旅行，为了告别，也为了圆满。想起昨晚交掉的译稿，我再一次疑惑于书与生活的互文。早上十点半，海边日光汹涌，用餐区除了流浪猫与麻雀外，只有我与先生两个大活人，于是我主动起身，拿着她们的卡片相机，帮她们拍了两张合照。她们端起酒杯，对着镜头笑得自在灿烂，背后是蔚蓝大海，也许她们敬的是往后余生，也许敬的是此时此刻，我看着镜头里的五张笑脸，看不出即将先行离场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我忽然想起前一年，妈妈也是独自做了穿刺活检，在等待结果期间，她没有告诉我和爸爸，而是和几个好友飞往欧洲，玩儿了半个月，每天给我和爸爸发神采飞扬的照片。她说都是因为她长得好看，飞机上的西班牙空少总爱跟她搭讪。她说还想再多看几个博物馆，多看几栋恢宏古建筑。她说姐妹们都怕血糖飙升，因此不敢吃冰激凌，她一个人吃了三人份。最终活检结果出来，虚惊一场后，她才云淡风轻地告诉我们，没事了。起初我很震惊，很难想象等待结果的过程中，她都在想什么。在飞机上，在异国他乡，在法国郊外的无声大雪中，她是怎么做到独自承担的？换句话说，我也是在那一刻，突然意识到，我的妈妈，她其实比我的“妈妈”更有力量，她不只是我的“妈妈”。我相信我们是最普通也最幸运的一家人，我们之间有充分的尊重与爱，还有空间与自由，但有时候，不是家人不好，不是婚姻不牢固、子女不可靠，而是她真正需要的力量真的不来自家庭或亲人，而是源于自我。家人的守护固然重要，但她需要一段真空期，去思考，去接纳，去消化，去做决定，因为那是她的人生，她的未来。与此同时，女性朋友间的守望相助仿佛是她内心力量的外化，在那一刻，是她更为需要的。所以，她需要一场旅行。就像我刚刚交掉的译稿中，艾瑞丝和特里都需要这场旅行。就像佩拉斯特海边的五个老姐妹，她们走后，白色桌布上留下五只空酒杯，我也会很快忘记取景框里她们的面容，可我从她们的脸上看到了我的妈妈，看到了很多一样或不一样的女人，也许还有我自己。比如翻译米奇·阿尔博姆的《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下一个人》时，外公病危，我带着未完成的译稿回家，在重症监护室里见到了他最后一面。葬礼上我在想，外公会在他去往的地方，遇到哪些人，释怀哪些事呢？巧合的是，《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下一个人》以新婚开场，以意外和死亡落幕。每当想起这本书，我都能清晰地回忆起，2019年12月22日，少年时代最要好的朋友结婚，12月25日，我深爱着的外公去世。大喜大悲，成了一段时光卡带的AB面。再一想，一生的AB面大概也是如此。而我能为外公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为他选择了“澧兰沅芷，鸿俦鹤侣”这八个字作为墓志铭。外公是善良、温柔、敏感又清朗的读书人，有时我笑话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外公便回我，夜半桥边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外公的葬礼结束后，我回到北京，当天夜里便落了一场大雪。我想起小时候及膝深的大雪，想起外公在雪地里穿着笔挺大衣、架着玳瑁眼镜拍的照片。虽说四季更替，人生一往无前，但长大后我再也没见过那样大雪纷飞的冬日，和大雪一起消失的人，也不会再回来了。但我少年时从外公书架上“偷”来的好几本书，如今依然在我身边，在我远离故乡一千公里的书架上。阿尔博姆的书几乎都以死亡为背景，探讨人生与得失。其实我到现在依然没能想通人为什么就这样轻而易举不见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究竟去了哪里。所以那段时间，我翻译那个生死攸关的故事，给予我的并非安慰，而是让我能够接受死亡这件事。后来我重读一年前翻译的《消失的飞蛾：自然与喜悦》，忽而明白了作者说自己总是刻意回避伤痛是怎样一种心理状态。因为经历过亲人离世后，我发现自己也是如此，刻意回避，不去回忆，不给情绪失控的机会，因此更加理解了我曾阅读过的作者，翻译过的文字，也更理解了自己。译过的每一本书好像都能道出这样大大小小的故事来，我想这或许就是我与某书注定狭路相逢的缘由。故事与生活相互映照，作者与译者素不相识但彼此共情，而后再一起向读者娓娓道来，对于牵涉其中的所有人来说，或许都是一种慰藉与圆满。
她们的声音
提及与作者的共情，我也是最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在我翻译的作者中，女作家大概占据百分之九十之多。一开始，图书编辑考虑的是由合适的人来做合适的事，毕竟女性作者书写中的细腻、隐晦、曲折也只有同为女性的读者才能一眼看穿，看穿那些弦外之音，那些顾左右而言他，那些含而不露的情绪，从而迅速成为作者的密友，为她选择恰当的表情与语气。而后，是在翻译了一本又一本书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明确地感受到女作家与男作家截然不同的语感，也逐渐意识到我更擅长处理女作家的文本，或者说，女作家的语感往往更接近我本身的表达习惯。因为还有一重写作者的身份，所以我对语言的使用格外敏感，基本能够通过遣词造句判断出写作者的性别。在超过十年的翻译工作中，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我的确更适合翻译女作家。到如今，除了翻译新的作家作品外，我开始有意识地阅读一些由女作家撰写的经典作品，计划了一些重译工作，希望用自己属于当代女性的声音去传达她们遥远的言语。从被选择到主动选择，契机是翻译格蕾丝·佩雷的《最后一刻的巨变》和伊萨克的《走出非洲》。在翻译《最后一刻的巨变》时，93岁的奶奶去世，她走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的人生，和佩雷几乎是同龄人。但佩雷著书立说，振聋发聩，我的奶奶却不识字，除了自己的名字“王永珍”外，什么也不会写。后来我翻译《走出非洲》，想起伊萨克身处非洲开疆拓土期时，我的奶奶出生了。那一刻，我想，幸好啊，幸好在一个世纪前，只身面对莽荒非洲的伊萨克在远离故乡的东非高地，在那间起居室的餐桌上，决定写下这本书。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曾经有个妙龄少女，远离故土，落脚东非高地，养过瞪羚，杀过狮子，挖过湖泊，建过堤坝，为战争运送物资，苦心经营种植园，只身投入陌生种族，勇敢地一次次搭飞机鸟瞰非洲大陆，最终亲手将挚爱埋葬在看得见风景的山中，带着病痛之躯与满心遗憾回到欧洲。如果她不曾记录下那段波澜壮阔的拓荒年代，百年后的我们便无从知晓，原来那时，一个年轻女子便能如此强悍，如岿然礁石，无惧风雨，独当一面。非洲点燃了她的心，直至烧成灰烬，而《走出非洲》这本书，便是那场大火煅烧出的舍利。在翻译时，我常常一边敲击键盘，一边自言自语，这是我想成为的女性啊，可以跋涉荒原，攀爬山涧，从骨骼到心脏都包裹着饱满结实的肌肉，是在呼啸的朔风中也能锚定脚下的一个人。所以你看，理想并非凭空显现的幻想，而是前人留给我们的背影，哪怕是海市蜃楼，也是别处存在过的光景。而我的奶奶呢，与佩雷和伊萨克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却又如此相似。相似是，她也是个强悍的女人，是个早早丧偶、独自养育四个孩子的母亲，直至晚年依旧坚毅，倔强，头脑敏锐，好恶清晰，亲历战争与动荡。艺术是漫漫长路，而人生转瞬即逝。有多少像我的奶奶一样的“王永珍”们不曾留下属于自己的长歌短章便消失了，像失传的孤本，再也没人能够读到。她们一生的天真烂漫，跌宕起伏，辗转流离，传奇冒险，承受过的苦难，付出过的辛劳，失去丈夫后的孤独，晚年生活的细节，她们的欢欣与失落，渴求与欲望，都随着生命的消逝而湮灭了。她们内心的声音，无从传达，也无人倾听。在《女大法官金斯伯格》的纪录片中，金斯伯格的孙女同样就读哈佛法学院，奶奶是她的偶像，是她想要成为的人。而更多普普通通的我们，看向奶奶们的背影，好像无法说出想要成为她们。是我们的奶奶太寻常，太平庸，毫无个性与成就，不值得成为丰碑吗？我想一定不是。因为我也曾偶然偷翻外婆上了锁的抽屉，看到她在十几岁时写下满满一本诗。可她永远地锁了起来，绝口不提。因此我相信，我们的祖辈，她们这一生一定也经历过许多事，有过许多梦想与骄傲，可无人为她们著书立说。如果伊萨克不曾写下那常人无法想象的非洲岁月，我们恐怕会错以为，百年前的贵族小姐只会喝茶读书，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醉心享乐，无所事事。如果乔治·艾略特不曾写下《米德尔马契》，我们又如何得知早在十九世纪，就有这样渴望知识，渴望建树，甚至婚姻自由的少女。曾有女孩写来邮件，附上了我母校的录取通知书照片。她说因为喜欢我的某本书，突然就有了愿望，想考到北京来，想成为我的校友，于是高三一年悬梁刺股，得偿所愿。那一刻我是震惊的，原来，我们写下的文字，真的能成为线索，让他人按图索骥，走出不一样的人生路径。在《孤独故事集》里我读到这样一个片段，作者问年过九十的奶奶，年轻时她的理想是什么，有没有想过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奶奶的答案是“成为母亲”。作者当然像我们一样错愕，于是问奶奶为什么呢？奶奶回答，因为她完全不知道身为一个女人，长大后除了成为母亲，还能成为什么，那时，没有任何女性拥有职业身份。读到这里，我才恍然，那句话没有说错啊，人无法想象自己没有见过的生活。今天的我们，可以轻松又果断地说出自己的理想，可以理所当然地想要成为老师、警察、学者或宇航员，那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在书报中见过从事这些职业的女性。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感叹，当她埋首史料，想看看十八世纪的女人究竟如何生活，她们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以度日，拥有怎样的才华与爱好，结果一无所获。所以书写自身是那么重要。如果没有任何女性将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生活写下来，身为后来者的我们回头望向漫长历史，除了成为母亲，的确看不到任何可能，甚至分辨不出这个母亲与另一个母亲有什么不同，她们共用同一个头衔、同一张面孔。近来我接连看了许多书写女性的非虚构，我被欧洲第一位女性空间站指令长的能力折服；我才知道送第一架火箭上天的计算员们都是女孩，也是她们编写了初代的计算机代码；揭露N号房事件的两个韩国女孩，涉险深入调查时还只是大学生……我常读得热泪盈眶。所以我常常鼓励身边并不写作的女性朋友，写日记也好，开设社交账号也好，无论如何都要记录下自己的生活。我深信，每一个女性对自己生活的记录，都是为我们同时代的以及未来的女性架桥铺路。放诸历史长河，我们留下的文字、图片、声音，都将具有非凡的力量与意义。今天的我们，在不同领域，记录天差地别的生活，也能让更多走在我们身后的女孩，看到人生更多的可能性。历史上每一个提起笔的女作家，以及今天每一个在网络上记录生活，哪怕只是日常一瞬的女孩，都是在讲述，我们还能成为什么样的角色。我始终相信，今天的我们努力划桨，便能让未来的女孩们都有顺风送行。要说从何时起真正有了身为翻译的职业自觉，可能就是从我决定更多地传达女作家的声音开始。忽而想起我曾参加过一次作者们的聚会，我并不想表现得太孤僻，但也不善于应对这样的场合，在我犹豫是否接受邀请时，编辑对我说，来吧，有我在呢，你别怕。很难想象一个明明小我两岁的女孩竟然对我说出这样的话。但在我写作、翻译的这十几年里，我得到了许多女性编辑与同侪们的善意与照顾，她们不计较我不合时宜的退缩与胆怯，以细腻的同理心尊重我深居简出的喜好，不吝于给我理解、支持与机会，让我一直可以去翻译我喜欢的作家与作品，并自由地创作。或许也是因此，我对翻译优秀的女性作家作品有了更坚定的决心。如果说最初开始翻译书籍，是机缘巧合，无心之举，那么之后，我所翻译的每一本书，都有着一些小小的责任感与成就感在其中。但责任感与成就感终究抵不过享受阅读与翻译本身。深夜在书房，结束一天的工作，合上电脑，闭上眼睛，耳边有时会有潮水往复的喧嚣。我知道那可能只是耳鸣，是血管的奔涌，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象，翻译过的每一本书都像拍打到我身上的海浪，反反复复，哗啦啦席卷而来，以不同手法给我按摩放松，以不同的音量和语调对我倾诉。退潮时，它们留下斑斓贝壳，一粒粒，堆积成我参差的海岸线，塑造着我这座岛屿的形状，永不歇止。
作者简介
姚瑶，作家、译者，著有《失眠症患者的夜晚》《时光电影院》等多部作品，译有《最后一刻的巨变》《无暇他顾》《孤独故事集》《绿山墙的安妮》等二十余部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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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十月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