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96年深秋，北洋大学堂的银杏叶铺满青砖。手持文明棍的洋人管事一脚踹开教室门，镶银杖头重重敲击讲台：“那个广东仔已开除！还有谁？”

1896年深秋，北洋大学堂的银杏叶铺满青砖。手持文明棍的洋人管事一脚踹开教室门，镶银杖头重重敲击讲台：“那个广东仔已开除！还有谁？”

缩在墙角的学子们瑟瑟发抖，17岁的江苏少年猛然站起，压根就没参加运动的他，在同学惊愕目光中昂首道：“还有我！”

他当然知道这么做的后果，为何却主动甘当“背锅侠”，自毁前程呢？

这人可不简单，不仅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日后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妹妹、一个大名鼎鼎的同学，女儿和女婿更是家喻户晓。

他叫杨荫杭，1878年出生于江苏一个书香世家，17岁那年考入了有着“东方康奈尔”之称的北洋大学堂。尽管学业优异，他却在不久后被开除。

原来，当时正闹学生风潮，并未参与的他，见到同学在洋人威风的质问下畏畏缩缩，顿时怒火冲天，挺身而出甘当“背锅侠”，结果可想而知。

不过，学霸到底是学霸。很快他又凭实力考入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第二年，品学兼优的他再次崭露头角，被选中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

在异国他乡，他与一班热血男儿组建了“励志会”，这里日后走出了如曹汝霖、王宠惠、张继、张宗祥等显赫人物，以及后来的日本首相犬养毅。

“励志会”成立第二年，他又与杨廷栋、雷奋等人创办了《译书汇编》。他们坚信，与其写些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多翻译些外国经典著作。翻译也可以大有作为。

孟德斯鸠的《万法经》、穆勒的《自有原论》、卢梭的《名曰论》等经典著作，正是经他们之手被译成中文，在国内传播，启迪民智。

归国后，杨荫杭到北京译书馆从事编译工作。后因经费不足译馆停办，他又返回老家无锡，与日本留学生蔡文森、顾树屏一起创办了“理化研究会”，供有志青年学习。

这让他的妹妹、正深陷包办婚姻泥潭的杨荫榆从黑暗中看到一丝光明。

在哥哥的支持下，她勇敢破包办婚姻，顶着流言蜚语走进学堂，成为一代学霸，日后更是成为民国教育界屈指可数的女校长。

在繁重工作之余，杨荫杭还担任了上海《时事新报》、《书报》、《大陆月刊》的编辑和撰稿人，同时执教于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等，身兼数职，倾尽心血。

他一边投身民主ge命，一边教书育人，其中有个学生日后家喻户晓，他就是著名学者胡适。

杨荫杭痛恨中国传统封建制度，还公然拒绝在先祖祠堂里磕头，又经常鼓吹ge命，引起了当局的不满，扬言要抓捕他。

为了保存实力，杨荫杭再次前往日本留学，第二年远赴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深造。

留学归来后，他被任命为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后因本省人不能担任本省官职的规定，他被调任至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

在任期间，他刚正不阿，坚持司法独立，却因此得罪了省长屈应光。怀恨在心的屈应光向袁世凯告状，称他”顽固不化，难以共事“。

幸运的是，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麟与杨荫杭是同窗好友，在张一麟的美言下，这场危机得以化解。

随后，杨荫杭被调至京师高等审判厅，举家迁往北京。然而不久，他再次遭遇职场危机。

当时他负责交通总长许世英受贿案件。有着“包公”性格的他无论对方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一视同仁，坚持彻查到底，但国务会议却认为许世英并无犯罪证据，反倒要追究杨荫杭的责任。

杨荫杭因此被迫停职，官官相护让他心灰意冷，决定回到南方。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又险些让他丧命。

但这些挫折并未击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世上唯有医生和律师这两个职业值得从事。既然无法成为医生，他便决定重操旧业，继续当律师，以匡扶正义。

他选择了一处名为“安许堂”的旧宅，在这里践行心中的正义。他刚正不阿的性格不仅塑造了他的人生，也深深影响了孩子的一生。

他的妻子是其妹杨荫榆（北京女师大校长）的同学、无锡名门之后唐须嫈。唐须嫈知书达理，婚后两人琴瑟和鸣，恩爱有加，育子有方。

八个孩子中四女儿杨季康最有名，她就是杨绛，女婿是同样大名鼎鼎的钱钟书。

在杨绛读中学时，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同学们推举口才出众的她上街宣传。然而，杨绛并不情愿，因为她觉得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之徒常常欺负女孩子。

杨绛回家后，她转述父亲，老师说，如果家里不同意，可以拒绝参加活动。出乎意料的是，父亲却对她说：“如果你不愿意去，不要用爸爸作为借口”，他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鼓励女儿大大方方地说“不”。

当年，杨荫杭担任苏州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张勋打败了某位军阀入京，江苏的绅士们联名登报，表示拥戴和欢迎。

杨荫杭惊奇地发现，属下竟在未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他的名字也加入了其中。一般人可能会选择沉默，但杨荫杭却坚持登报声明，表明自己并未参与其中。

有人觉得他太过不通世故，但他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们要敢于说不。如果不赞成，就不要去，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杨绛受此影响，大大方方地向老师说明了自己不想去的原因，从此养成了忠于自己内心的习惯。

在律师工作之余，杨荫杭还担任了《申报》的副主编和主笔。他通过文字，将博学多闻和真知灼见融入一篇篇文章中，试图唤醒世道人心。

1945年，在日本投降前夕，67岁的杨荫杭不幸中风，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他的半生心血《诗骚体韵》手稿散佚，未能出版。

多年以后，杨绛在回忆父亲的文中遗憾感慨道，一生酷爱钻研音韵学、一字字推敲各时代韵书的父亲，竟未能留下《诗骚体韵》这本书。

杨绛深情写道：

我读了《堂吉诃德》，总觉得最伤心的是他临终清醒以后的话：“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

我曾代替父亲说：“我不是堂吉河德，我只是《诗骚体韵》的作者。”

我如今只能替我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爸爸。”

这位正义、博学的父亲种下的星火，终在女儿笔下燎原成照亮时代的月光。

来源：阡陌文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