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业计划》中的经济建设思想，生发于孙中山对民生主义的理论调整、对民国初年政治生态的理解、对自由放任型经济自由主义及其弊端反思的基础上。孙中山在《实业计划》成书前后的经济建设思想，糅合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主张，在世界范围内较早提出了经济领域的国家干预

《实业计划》中的经济建设思想，生发于孙中山对民生主义的理论调整、对民国初年政治生态的理解、对自由放任型经济自由主义及其弊端反思的基础上。孙中山在《实业计划》成书前后的经济建设思想，糅合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主张，在世界范围内较早提出了经济领域的国家干预，是“集合中外精华”的新社会发展理论的再创造，是作为建设者的孙中山思想结晶之一，这在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民国初年孙中山从革命者到建设者的转变

从孙中山思想演化的角度来看，《实业计划》是孙中山在民国时期的经济建设思想的重要体现，是孙中山在民国初年从革命者转变为建设者后的思想产物。

学界目前关于孙中山《实业计划》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但是目前尚无把《实业计划》置于孙中山思想转变的历史脉络中论述其建设思想价值的专题研究，对于《实业计划》中孙中山经济建设思想的萌芽及孙中山建设者立场确立的思想史意义的揭示尚不充分。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等人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虽然孙中山也曾以护国护法、组建中华革命党相号召以试图重新确立民主政治的政治方向，但皆以失败告终。直到1918年，孙中山仍处于一筹莫展的苦闷时期。

民国初年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党人期待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尚未实现，而“平等自由”在政学界和社会中的“流弊”已经泛滥而导致的。民国初年“代议政体”在中国实施后造成的大批“有钱就卖身”的“猪仔议员”，使孙中山发觉“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因而孙中山明确意识到，照搬欧美之法来建设中国民主政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孙中山首先对传入中国的“自由”观念进行了反思。孙中山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教训时反复强调，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当时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耳”。孙中山在重申“自由、平等、博爱”是民权之根据的基础上，一反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力提倡，开始思考提倡个人自由平等是否有助于民主革命目标实现的问题。孙中山采取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自由观念从个人身上转而赋在国家上，使革命的口号从争自由转变为争民权。孙中山提出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要“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这就从“自由”观念入手，开启了反思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闸门。

孙中山对自由与秩序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孙中山对自由与秩序两个方面都采取了折中的取舍立场：“政治里面有两个潮流，一个是自由底潮流，一个是秩序底潮流……自由太过，则成为无政府；秩序太过，则成为专制。”这就放弃了之前“数千年之专制政体，既可推倒，则昔日之政策之心理之习惯，何尝不可推翻”的革命者的破旧姿态，在“自由平等”观念方面走上了反思调整的道路。

对于孙中山完成上述思想转折，最终是为了探索建设的道路。有学者从中国政治思想演化的角度指出，“（孙中山）试图找到一种将人们重新维系起来的工具，使中华民族增强其主体精神。”总的来看，无论是孙中山晚年对达尔文主义社会历史哲学的批判开始来褒扬儒家政治哲学，还是基于维持团结、恢复民族自信的政策出发而提倡儒学，或者从整顿政党以提高组织力，其动因皆是始于反思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进而试图寻找“建设国家的方法”，即建设中国本土化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方法。

《实业计划》与孙中山经济建设思想的生发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从革命者转变为建设者，这就为《实业计划》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在重塑“自由”观念及自由主义的理论面貌时，已经初步提出节制资本、发展国家资本来制约市场经济与大资本家等主张。对诸如此类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原则试行于中国的经验教训，孙中山进行了基于实践基础上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正是孙中山在民国初年形成基于中国实际的经济建设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实业计划》中诸多具体的建设主张的初步酝酿。

孙中山在民国初年对推行三民主义由侧重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革命，调整为振兴实业和侧重民生主义建设，为《实业计划》经济建设方案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主张“结束专制、创立民国”即是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实现，因而非常乐观地认为“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基于此前定立的民族、民权革命目标，孙中山反复表示，“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在民国初年调整了三民主义的具体实践指向：“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民权主义，为排斥少数人垄断政治之弊害；民生主义，则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孙中山对三民主义实践方案作出调整后，就在政治方面让渡了政治权力于北京临时政府，专注于民生主义的铁路、矿业的考察和建设。这一时期孙中山在全国多地对铁路、矿业等方面的考察，是《实业计划》六大计划中的开发北部、中部、南部资源，建立全国的铁路和航道网络规划的认识基础。

孙中山深入思考了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关系，认为民生主义在三民主义体系中处于更为基础的地位。孙中山在后来进一步解释这一观点，“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进步，都是以什么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为重心。”而“实业根本既定，民生事实方能发生”，因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到《实业计划》的目的之一，即是通过利用外资等手段实现“实业发达，民生畅遂”的目的。孙中山在著述《实业计划》的具体内容时，也把“必应国民之所最需要”列为重要原则。

孙中山敏锐判断了民国初年国内的具体政治生态和一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这是孙中山专注于《实业计划》等经济建设的现实政治依据。在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认为，“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而政治上“大有设施”则必须在民国初年的政局过渡阶段完结之后，在生产力即民生充裕之后。孙中山乐观地规划了新旧过渡阶段的“十年之期”，“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之内，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孙中山明确主张在袁世凯的“十年任期”内，国民党人应在政治上与北京政府通力合作，指示国民党员“宜以谋国家之公见为前提，不可一党之私见相争，应一心一德，以图进行”，而在十年之后，才是国民党人的用武之时。

同时，孙中山也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政局，适时提出了“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的主张。《实业计划》的研究与发表，正是在“世界大战宣告停止之日”，受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国际同盟防止将来之武力战争”的启发。孙中山根据对于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精准预判，提出了“谋各交战国之再造”“恢复其繁华与安适”的处境。而欧美各交战国在战争时期的工业产品失去了原“销场”而“无不觅中国市场”“消纳机器之市场，又正战后贸易之要者也”，孙中山视此为发展中国实业的有利国际条件。

孙中山在民国初年已经开始反思自由主义的经济建设政策及其弊端，并初步提出了节制资本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为《实业计划》的诞生奠定了经济思想基础。孙中山此时已经明确意识到，中国本是穷国，产业经济不发达，经革命后“更成民穷财尽”“外国之资本家更是没有”，这是中国有必要“欢迎外资、欢迎外才”来进行“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的根本原因。同时，孙中山指出，英、法、美等国家“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想要革命”“如以为中国资本家未出，便不理会社会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时，贫富阶级已成，然后图之，失之晚矣”。为了预先解决将来贫富分化导致社会革命的危机，孙中山在“平均地权”的基础上又提出“发达国家资本”的主张，“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

作为建设者的孙中山及其思想史意义

孙中山的一系列建设主张，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从《实业计划》的几点创见来看，孙中山的经济建设主张具有以下意义：

作为建设者的孙中山反思欧美自由主义经济建设模式、提出在中国要节制私人资本和发展国家资本，这实际上是在反思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在世界范围内较早提出了经济领域的国家干预。孙中山在民国初年思考实业问题和民生主义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反思欧美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弊端：“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现。”同时孙中山也反思了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实践弊端，明确指出“中国现在受欧美的影响，社会忽生大变动，不但是渐渐成为贫富不齐，就是同是有土地的人也生出不齐”。这种贫富分化、地价不齐的现象就是由私人资本的逐利本质导致的。因而孙中山在此时已经明确反对私人资本的自由放任，提出国家资本的主张。

从世界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孙中山在20世纪初反思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创造性地提出“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并系统规划了具有实践可行性的实业发展方案，这是极具独创性与预见性的思想创造。因而孙中山关于经济建设与实业发展的相关主张及其思想史意义，应该成为当下关于孙中山社会发展理论及新三民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看，孙中山能够在经济自由主义模式盛行的20世纪初敏锐指出其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弊端，并积极接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案，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系列主张，创造性提出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一系列的思想探索基于以下事实：其一，孙中山在此时已经完成了从革命者立场到建设者立场的思想转向；其二，孙中山能够切身体会民国初年的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发展现状和弊端，并能够对上述方面出现的不合理现象做出政策上的正向思考；其三，20世纪初的中国在思想生态上同时面临自由主义的实践困境、传统儒家思想的艰难转型与社会主义学说的热烈传播，如何在这一思想生态下探索中国建设道路是彼时的中国思想家面临的共同课题，而孙中山提供了自己的方案。孙中山基于上述建设者立场所提出的系列方案的思想内涵、实践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仍需进一步深入挖掘。

（作者张道奎，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