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想象经得起推敲，让虚构抵达真实：中国作家、学者、媒体人评西蒙·斯特朗格《光明与黑暗的辞典》

摘要：作者西蒙·斯特朗格因此书而荣获挪威书商奖、国家挪威语协会文学奖。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后，他带着这部标志着作家生涯重大转折的作品来到中国，在上海、南京、北京三地与国内多位著名作家、学者、媒体及出版人深入交流。这不仅让我们得以近距离观察一位北欧作家如何处理沉重

小说如何帮助我们穿行于记忆、创伤、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地带？

风靡全球近三十个国家的挪威纪实小说《光明与黑暗的辞典》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与群岛图书联合引进出版，已全面上市。

作者西蒙·斯特朗格因此书而荣获挪威书商奖、国家挪威语协会文学奖。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后，他带着这部标志着作家生涯重大转折的作品来到中国，在上海、南京、北京三地与国内多位著名作家、学者、媒体及出版人深入交流。这不仅让我们得以近距离观察一位北欧作家如何处理沉重的历史题材，也让我们有机会反观自身——作为读者与历史的在场者，我们如何借助文学，与“真实”对话。

今天，来和译文君一起回顾西蒙·斯特朗格这次中国之行。

01 严锋：“辞典体”

和他要创作的题材特别契合

“寻根”当然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但中国的寻根文学在我和祖先的对话、相互的看见、我对“他”的追寻当中跟“他”站在一起了，我能分享“他”的力量，就像莫言在《红高粱》里发现祖先的一种野性的力量，为我们注入了不息的能量，这是中国的寻根文学当时的重点。斯特朗格先生的文学，其实是一个关于记忆、关于遗忘、关于创伤还有罪孽（的故事），这不是抽象的概念，是要从个人、家族不断地去挖掘，去看见，去连接（才能获取的故事），这个我觉得非常有力量。

——严锋

西蒙·斯特朗格（中）和严锋（右），摄于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

严锋教授从家族史写作的角度出发，深刻剖析了《光明与黑暗的辞典》。在他看来，书中并不止步于追溯个人与家族的历史，更是一次对集体记忆的深层发掘。他将中国的“寻根文学”与西蒙·斯特朗格的创作并置比较，指出二者都强调记忆与历史的力量，而区别在于后者更聚焦于创伤与遗忘的反思。作品所采用的“辞典体”结构，使这部小说不仅为再现家族史提供了文学样本，也成为一种探问人类历史与道德经验的文学形式。

记忆就是网络、互联网，网络是不是碎片化的，不断地在跳转？而且是多维度的，斯特朗格先生找到了这样一个形式来展现记忆，我觉得这个形式和他要创作的题材——家史的写作，是特别契合的。他刚才讲到犹太人的传统里人是有两次死亡的，第一次是身体的死亡，第二次是记忆的、词语的“死亡”，我看到这个是非常震撼的。我们今天对语言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认识，语言可不仅仅是语言，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我们曾以为这就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可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字面现象的呈现，恰恰是像ChatGPT这样的AI的兴起让我们看到了语词的魔力，语词和我们这个世界原来有一堵墙，现在正被技术所道破。我们知道“一花一世界”，“一词”也是一世界，所以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名字的后面有灵魂，一个个的灵，甚至是一个个的世界，因为你今天就能够用语言去召唤亡灵，去构建世界，这时候文学的意义突然又呈现出来了——我们原来以为的语言没有什么意义，甚至孔夫子都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语言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了新的意义。

——严锋

02 陆大鹏：这本书在探讨“人为什么做坏事”

这个层面上很有哲学意味

这本书大概两条线索，一条线索写他妻子的家族（也是犹太人）在“二战”中的经历，被迫害、被镇压、被投入集中营、被杀害。另外一条线索，他写了一个“挪奸”，挪威虽然有勇敢的人站起来抵抗纳粹，但也有人跟纳粹合作，最有名的是“吉斯林（Vidkun Quisling）”，Quisling这个词甚至在英语中已经成为叛徒的代名词。但他写的不是吉斯林，而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人物，叫亨利·奥利弗·林南。林南是挪威人，但他选择了和纳粹合作，当纳粹的特务，帮他们搜捕犹太人、搜捕地下抵抗分子等等。

——陆大鹏

出版人彭伦（左一）、陆大鹏（左二）与西蒙·斯特朗格（右），摄于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

世界史研究者、英德译者陆大鹏指出，《光明与黑暗的辞典》通过描绘林南这一人物，深刻探讨了“普通人如何沦为恶人”的复杂议题。林南并非生而为恶，而是在屈辱与社会变动中逐步走向黑暗。陆大鹏进一步引用了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阿伦特认为，人们如果放弃道德责任，盲目服从命令，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恶人。她批判了“我是听从命令”式的辩解，认为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行为和道德负责。林南的故事不仅仅属于挪威，它同样可以发生在法国、美国，乃至中国——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命题。

也并不是说这样一个人必然会成为一个凶手。比如，我们小的时候在学校里谁没跟谁打过架呢，这不很正常吗，学校里面爱欺负人的小霸王长大以后往往可能成为一个很正常甚至很好的人，所以并不是说你小时候被霸凌、被欺负过，或者你欺负过别人，就一定会变坏，也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格外耐人寻味的就是讨论这样一个普通人的成长，虽然“成长”这个词用在这里不是特别妥当，这是一个普通人怎么演变成一个恶人的话题。这个话题不仅仅是一个挪威故事，也可能是一个法国故事、一个美国故事或者一个中国故事，它具有普适性，就是探讨人为什么做坏事。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在这个层面上是很有哲学意味的。

——陆大鹏

03 张悦然：这样的一种想象是极其有力量的，

它是文学赋予我们的一种重现，一种最大的冲击

西蒙·斯特朗格（左二）、张悦然（右二）与伍倩（右一），摄于中国人民大学。

作家张悦然则从小说叙事结构的复杂性出发，细致分析了作者如何在多重时空中织就一张可信而富有感染力的叙述之网。她指出，在虚构与真实的边界不断被打破的当代小说创作中，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凭借文学之力，让想象经得起推敲，让虚构抵达真实。

他在小说里制造了几个重叠的时空，这里面有叙事者“我”，姑且可以理解为斯特格朗先生，叙事者在无限地贴近他个人，这个叙事者其实是带了一定的调查、研究的色彩，这部分可以看成是非虚构的部分，他像是一个记录、一个收集者的角色。还有后面是两个历史时空，里面有受害的曾祖父，还有林南，有不同时空里面的人物的生活，这样的写作对作者提出的要求很高：几条线索要用同样的节奏、同样的韵律去推进，但与此同时可能很多时候你要当心自己是否能让读者充分沉浸其中，因为它有不同的时间、空间。我们永远都会问一个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个“我”在，证明他是在想象当年的故事，这些故事里面林南所想的、当事人所想的东西，还可靠吗？以我们传统的叙事方式来说，这二者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因为一方的存在就会使另外一方必定是虚构的。

但其实现在小说打破边界就是让小说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这样地去虚构，事实上在这本小说里林南的心声和他的内心世界是非常生动、非常有力量，也是非常可信的，所以我会觉得在打破边界的时候其实是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作者能够用他自己的笔力去实现这样一种真实，就会让我们看到比原来的真实更加丰富和立体的多重空间的真实。

——张悦然

04 熊阿姨：他的语言特别像

穆旦的一首长诗

斯特朗格的写作很有意思。在小说的结尾，作者是在想象去世的人的灵魂，他感受到了什么，土是如何打到他身上的，他如何最后整个人只有一片膝盖还留在地面上，像一座羊毛织物构成的小岛，最后一切都被淹没。然后当四季更替的时候，当一个人渐渐丧失了自己的血肉，那么他在这个地底下又是什么感觉？

这段我觉得特别像穆旦写过的一首长诗。穆旦是中国特别著名的一位诗人，当年也在“二战”的时候参加了远征军。1945年，他在缅甸遇到野人山的时候，眼看着自己的战友们一个个在瘴气、在酷热里面死掉，就写了一首长诗，叫《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长诗中的一个场景，说一个人在野人山死掉之后，他的灵和肉是如何被森林吞噬，然后他如何感知到森林和历史在自己的身上走过，但他永远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祖国了。跟斯特朗格的写法是一模一样的。

——熊阿姨

05 本书译者邹雯燕：它当然是一个挪威的故事

但它更是一个跟全人类都有关的故事

在决定要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才读完第一章。第一章给我什么感觉呢？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他在对我讲述。我一下子能觉得我跟文字是有连接的，他一下子打动了我。刚才作者读了开篇，关于什么东西消失了的那一段，是非常有场景感的。我觉得从语言的美感来讲，这本书是非常美的，虽然它写的是一个很残忍、很罪恶的故事，作者在语言方面动了很多心思，让小说富有韵律和诗意，成为一种残忍和美好的结合，产生一种有冲突感但又融合在一起的感觉，会给读者带来一种比较独特的情感体验。

——邹雯燕

邹雯燕（左一）、西蒙·斯特朗格（左二）与熊阿姨（右一），摄于中信书店（三里屯店）。

邹雯燕提到，她在翻译这本书时，第一章的力量打动了她，尤其是那段“他为什么会被杀害”的对话。这一“为什么”，是孩子天真的提问，更是这本书试图传递的核心问题：我们如何理解历史上的暴行，如何让这种暴行不再重演。她强调了文学作品与历史的紧密联系：它不仅是对过去的反思，更是对未来的警示和责任的传达。正如《光明与黑暗的辞典》所展现的，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语言和叙事的美感也能为人类带来深刻的情感共鸣与反思。

我觉得这个当然它是一个挪威的故事，但它更是一个跟全人类都有关的故事。我读完第一章就决定要翻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也有孩子。作者的开篇里，他的孩子问他“为什么‘他’被杀害”，作者回答“因为‘他’是犹太人”，然后孩子问“为什么呢？那是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是这本书要告诉世人的道理，可能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告诉我们的孩子、告诉未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什么历史上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怎样让这样的事情不再重演？我们怎样能够减少这种人类最巨大的悲剧的产生？因为悲剧其实就是把美好的事情粉碎在你面前让你看。这本书展示了战争可能造成的伤害，对个体的，对家族的，对国家的，对这个世界的，我们其实还是不断地需要去回归到这个问题，我们要问问自己，为什么？曾经为什么？现在为什么？然后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们一个怎么样的未来，这是我要翻译这本书的初心之一。

这本书写得非常巧，它独特在于，作者选择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方式，用一种非常个人的、充满情感的方式去展示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是一个虚构作品，虽然作者做了大量的功课，以事实为基础、从尊重历史的角度出发，但不是简单地叙述历史，他按照挪威语的字母表排列章节、每一章节又是从一些挪威语的单词累积起来，一步一步地把读者带到情境里面，然后慢慢地去跟主人公一起去体验这个故事。然而这个故事并非是用很流畅的时间线顺序走下来的，读者在读的时候，需要动一些脑筋去看这段写的是谁，这个“你”是指谁，作者是在与谁对话。作者给了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的情感体验会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本非常好的小说，它能让读者引起共鸣，让大家能走进去、读进去。

——邹雯燕

06 设计师刘伟（Moo Design）：回看过去

是因为现在的我们需要一种消解、一种释然

读完小说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希望视觉上有门或窗户这样类似于出口的东西，它有正向的和反向的，我希望有这样一个正确的意象，哪怕不是十分准确。我最直观的感受是，那座罪恶的房子对他们来说，更像是死亡的一个出入口，一个通道。他写这本书，不是去为那段历史或者说家族悲剧下一个定义，而是为了去消化它、接受它。作者是个后来者，他发现了家族史里的一段过去，去探寻历史，而那段历史同样也还在影响着现在，这也是双向的。回看过去，是因为现在的我们需要一种消解、一种释然。我希望封面视觉能去靠近这种感觉，图像搜索范围确定下来，就有了合适的意境。作者写作的风格特点有点像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辞典”是这本书成立的一个重要形式，封面上就用挪威语字母表来提示这一点。

——设计师刘伟

三座城市，四种语境，不同身份的对谈者以各自的视角回应着一个共同的命题：在宏大的历史与琐碎的现实之间，小说如何开辟出一条通往真实的路径？这些回应与追问，像是对《光明与黑暗的辞典》的一次集体性注解，也是在当下语境中，文学意味着什么的切实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