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3年2月1日上午，几辆警车停在北京大耳胡同39号，随后一队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冲进院内。片刻后，一名男子被押上警车，迅速离开，留下邻居们目瞪口呆。
1983年2月1日上午，几辆警车停在北京大耳胡同39号，随后一队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冲进院内。片刻后，一名男子被押上警车，迅速离开，留下邻居们目瞪口呆。
大家难以置信，这个平日和善的老人竟被带走，纷纷猜测他犯了什么事。
事实上，这位老人名叫李家琪，曾是国民党军统的特工，代号7271，也是北平站的最后一任站长。
李家琪，河北丰润人，1927年4月出生。自幼随父亲迁至北平，深受这座充满革命气息的城市影响，立志为国家奉献自己。
1941年，14岁的李家琪加入了“华北铁血锄奸团”，担任交通员，积极参与抗日斗争，展现出年轻的勇气与决心，为抗击侵略者贡献了力量。
到了16岁，李家琪的能力引起了国民党军统的注意，成为一名正式的军统成员。凭借出色的表现，他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崭露头角，并且在20岁之前就升任为上校副组长。
此时正值解放战争，李家琪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偏向国民党的反动立场，积极参与打压民主进步人士和工人，进行了一系列严酷的抓捕行动。
1947年，李家琪奉命前往山东沂蒙解放区，潜伏在那里执行抓捕任务，迫害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和工人。在一次行动中，他残忍地导致了20多名工人丧命。同年8月，李家琪被人民解放军捕获，随后被送往青海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按理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李家琪应当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心改过自新。然而李家琪天生冷酷无情，在农场里，他不光结党营私，违背规章制度，还煽动其他被改造人员一起反抗共产党。
1958年，李家琪再次因涉嫌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原本以为李家琪会在监狱中度过余生，永远无法重见天日，但随着我国政策的变化，1975年，他因获特赦而被释放。
然而获得自由后的李家琪并没有安分守己，心中仍怀有“只有一死、绝不背叛”的信念，始终等待着再次为军统效命的机会。
1976年6月，李家琪得知狱友陈之斌刑满释放，将前往荷兰探望妹妹。他找到了陈之斌，请求他在途经香港时帮忙寻找名为“李家宝”的妹妹。
实际上，李家琪并没有妹妹，“李家宝”是军统留下的接头暗号，用来在他被释放后重新与他建立联系。
借助陈之斌的帮助，李家琪迅速与国民党恢复了联系。为了继续为军统提供情报，他决定离开青海，寻找更方便的地点开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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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家琪已经获得特赦，但他的行动依然受到司法部门的监管。在这种限制下，他始终难以摆脱青海的束缚。然而一次偶然的事故给了他可乘之机，某天，他不慎从马背摔下，导致身体受伤，需要依靠拐杖行走。在这段恢复期，李家琪抓住了机会，提出前往北京接受治疗。
1980年9月，李家琪终于在广州与一位前来接头的国民党特务见面。这位特务任命李家琪为北京站的站长，还给了他一万元生活费。这笔钱在当时绝对不算小数目，李家琪拿到钱后，立即前往北京。他找了一处相对隐蔽的住所安顿下来，再次开始了他的特务活动。
李家琪凭借自己多年来的人际交往经验，与周围的邻里关系一直不错。但由于他频繁与国民党特务接触，家中的大门和窗户常常紧闭，一段时间后，邻里之间开始流李家琪在家中养着情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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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的五叔特别警觉，他不希望妻子与李家琪走得太近，以免家里遭到牵连。妻子却认为李家琪为人和善，乐于助人，总是替他辩解。这让五叔十分愤怒，最终决定找来警察，想要为自己讨个公道。眼看事情逐渐升级，李家琪担心事态发展下去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于是他决定找个借口离开此地。
这时李家琪意识到单凭自己在北京活动不便，于是决定找一个伴侣作为掩护。通过朋友介绍，他与一位姓王的善良寡妇结识并成婚。王寡妇信任李家琪，成为了他理想的掩护人选。
两人共同生活期间，李家琪通过她的住所向军统局传递了100多封情报。由于出色的表现，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他青睐有加，频繁送来家电奖励，其中甚至包括一台彩色电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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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台电视机的到来，本意是对李家琪的表扬和鼓励，但他却未曾意识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家电，最终会暴露他的特务身份。
有了彩色电视机后，李家琪为了与邻里保持良好的关系，经常邀请大家到家里一起看电视。邻居们第一次见到电视屏幕上播放的鲜艳色彩，感到非常惊讶。在好奇心驱使下，有人忍不住问他这台电视多少钱。李家琪哪里了解彩电的真实价格，每次面对邻居的询问，他总是敷衍地回答：“价格非常昂贵，但具体不清楚。”
时间长了，邻居们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现象。每当李家琪和大家一起看电视时，总会有一名陌生男子前来看他，李家琪解释说那是自己从乡下来的外甥。但邻居们注意到一个细节：每次“外甥”来访时，李家琪从未邀请他一起吃饭，甚至连住宿都没有安排。更奇怪的是，邻居们多次听到那位“外甥”称呼李家琪为“家琪先生”，而不是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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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邻居们开始将这些异常现象联系在一起：李家琪没有固定工作，却花钱大手大脚，家里不仅有彩电这样的奢侈品，其他像电视机、家电等贵重物品也不少，种种迹象表明，李家琪的行为完全不合常理。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邻居产生了疑虑，于是有人决定匿名向公安机关举报，称李家琪与香港、台湾人士频繁接触，极有可能从事间谍活动。举报信很快送达公安机关，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并对李家琪进行秘密监视。
1982年，李家琪的罪证已被收集完毕，公安机关正准备收网时，突然出现了新的情况。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李家琪先后发送了两份我中央文件的内容。经过核查，其中一份竟与原文件一字不差，连标点符号都完全一致。更为关键的是，这份文件刚刚下发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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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表明李家琪不光掌握了文件的内容，而且亲自看过这份文件。这意味着，文件的提供者必定有着特殊的身份。由于这一新情况，逮捕计划被暂时搁置，公安机关立刻投入到新的调查中，很快一名名为仇云妹的女性浮出了水面。
仇云妹出生仅四十多天便被父母抛弃，之后由养母一人抚养长大。养母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艰难地将她抚养成人。1966年仇云妹随养母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安置，并在东北度过了十多年，期间因常年劳累导致身患多种疾病。1979年，仇云妹获得组织批准回到北京，并被安排在农业银行监察司工作，主要负责收发和保管重要文件。
1981年6月，养母为自己找了一位老伴，仇云妹一直非常孝顺，内心替养母感到高兴。可得知这位男子曾是劳改犯，且在国民党中曾担任过官职时，仇云妹心生犹豫。尽管如此，她为了让养母过上安稳的晚年，最终没有反对，这个男人便是李家琪。
李家琪与王寡妇结婚后，便开始极力讨好仇云妹，尽全力去融入她的生活。他了解到仇云妹有胃病，便托人花了重金请名医治疗，表示无论花费多少，他都一定要治好她的病。
一次，仇云妹因发高烧而独自留在家中，李家琪得知后，立即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赶到她家，亲自为她端茶送药，悉心照料，仇云妹被李家琪的体贴关怀深深感动。
当李家琪得知仇云妹有兴趣学习英语时，他通过自己在特务机构的资源，从香港寄来了昂贵的英语教材和当时稀有的英语磁带。仇云妹感到惊喜与感激，李家琪的体贴入微让她更加依赖他。
在日常生活中，李家琪从不吝啬为仇云妹提供各种物品。无论是电视机、洗衣机，还是高档化妆品，只要仇云妹有需要，李家琪总是毫不犹豫地满足她的要求。仇云妹在李家琪的关怀下，享受到了几乎超越亲生父母的照顾，她完全放下了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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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天，仇云妹在银行工作时偶然发现了一份机密文件。回到家后，她提起了这件事。李家琪听后心中一阵激动，迫不及待地对仇云妹说：“我想看看这份文件，你把它带回家吧。”仇云妹丝毫没有犹豫，立即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在第二天就把文件带回了家交给李家琪。
从那以后，每当银行里有任何重要或机密的事务，仇云妹都会第一时间将这些信息透露给李家琪。渐渐地，她开始习惯性地将机密文件带回家给李家琪查看。李家琪利用这个机会，悄悄地将文件的内容拍照或记录下来，窃取了大量国家机密。
仇云妹在李家琪的引导下，渐渐陷入了其中，帮助他进行了一系列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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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1年底，李相才再次来到北京，与李家琪进行了第三次会面。这一次他像往常一样带来了大量的特务经费，在交接过程中，他低声提醒李家琪：“你以后要小心点，今天我来的时候，好像有人在盯着你。”
李家琪听到这话，心中一震，实际上，他也早有相同的怀疑。近来他在工作时常常听到一些干扰音，仿佛周围的环境被监视了，像是被安装了窃听器。这让李家琪的心情更加不安，但他并没有因此停下手头的工作，依然继续为特务机关提供重要的情报。
1982年9月，李相才再次来到北京，这是两人的第四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李相才这次的访问意义非凡，他宣布李家琪因出色的工作表现被授予一次重大功勋，决定将他的月生活补贴从原来的500元提升到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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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新中国，1000元的月生活补贴绝对是一个高额待遇，几乎没有人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利。李家琪的这种待遇无疑是对他为特务机关所作贡献的肯定，也反映了他在损害国家利益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就在这段时间，仇云妹再次拿出了一份中央绝密文件，李家琪看到后十分兴奋，马上计划利用夜晚的掩护，将这份机密文件拍照记录下来。
9月末，在李相才准备离开北京时，李家琪将拍摄到的国家绝密文件照片交给他，要求他带回去给特务机关报功。没想到，李家琪的这次安排并未如预期般顺利。李相才在到达机场后被公安机关立即扣留，随后被带去审查。
一段时间后，李家琪发现特务机关一直没有回应他的消息，他凭借多年的经验判断，李相才可能遭遇了麻烦。于是他立即向特务机关回信，告知自己目前的处境非常危险，并请求派遣新的交通员来接替他。
上世纪八十年代公安干警在街头巡逻
为了确保自己的身份不被暴露，李家琪在信中建议：“最好派一名女特务来，这样会更加掩饰我的真实身份。”特务机关收到李家琪的请求后，迅速着手寻找合适的“女交通员”。经过一番筛选，他们最终选中了蔡苹。
蔡苹，45岁，原籍江苏崇明，1979年与香港一位鲜花批发商结婚，并定居香港。
1982年1月18日下午，蔡苹在友谊商店购买了一些日常用品后，前往华侨大厦兑换了人民币。随后她乘出租车来到了大耳胡同39号，按计划与李家琪见面。
蔡苹一进门便自我介绍道：“我是从香港来的，我这次回来主要是探亲，也顺便来帮你办点事情。”李家琪听后，立即迫不及待地问道：“钱呢？”
蔡苹微微一笑，递给李家琪一叠港币。李家琪接过钱，眉开眼笑地开始点数：“一千，二千……对，总共是9360元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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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确认了金额后，蔡苹环顾四周，小心翼翼地问：“这里没问题吧？” 李家琪自信地回答：“没问题。”
随后蔡苹递给他一封信，并小心地交给他用塑料包裹的两粒药片（密写药），“这是李家宝给你的信，非常重要。”
次日，李家琪迫不及待地将信显影，看到信中的内容时，他喜出望外。原来，特务机关正式任命他为“北平站站长”。
几天后，蔡苹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当公安人员手持拘留证出现在她面前时，她顿时脸色苍白，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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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后，蔡苹毫不隐瞒，立即交代了所有事情，她的供述使得公安机关迅速锁定了李家琪和仇云妹等相关人员。
1983年2月1日，公安机关采取了迅速且周密的行动，围住了李家琪的住处，并依法将其逮捕。警方在他的家中搜出了一系列特务活动工具和相关资料，这些物品证明了李家琪多年来从事间谍活动，并窃取了大量国家机密。
经过多年的潜伏和暗中活动，李家琪终于被捕，揭开了他作为特务的真实身份。最终在审判中，李家琪被判处无期徒刑，仇云妹因协助其间谍行为而被判五年监禁，蔡苹则因参与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被判三年徒刑。
来源：侯哥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