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时代找回“另一半”！《白鹿学人访谈》走进清华大学与胡显章教授一起触摸“求真之旅”

摘要：水木滋荣，紫荆怒放。《白鹿学人访谈》近日走进了正迎来114岁生日的清华大学，在经历了百年风雨的清华学堂，倾听清华大学党委原副书记、教授胡显章激情讲述挑着温州扁担进清华园，从科技最前沿转型，探索走出“半人时代”，为社会和这个大变革时代找回“另一半”的求真之旅。

水木滋荣，紫荆怒放。《白鹿学人访谈》近日走进了正迎来114岁生日的清华大学，在经历了百年风雨的清华学堂，倾听清华大学党委原副书记、教授胡显章激情讲述挑着温州扁担进清华园，从科技最前沿转型，探索走出“半人时代”，为社会和这个大变革时代找回“另一半”的求真之旅。

□人物名片

胡显章，温州人，清华大学教授。历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等，曾长期主持清华文科恢复发展工作。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评为“从事高教工作逾30年高教研究有重要贡献学者”。

少年立志为国造拖拉机

记者：您是温州哪儿人？请说说您在温州的学习成长经历？

胡显章：我的父母均为温州人。父亲从事地方税务工作，我随父亲调动，在温州鹿城、瑞安、平阳、乐清等地均生活、学习过。温州解放前夕，我在温州西郊小学读了不长时间后，转向艺文小学即现在的墨池小学读五、六年级，接着在温州二中念中学。

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他给少时的我印象深刻的两件事，一是父亲常和钱打交道，但两袖清风。他调岗时，常有百姓热烈欢送场面；二是对我和姐姐有一个要求：“当中国人，给我写好中国字！”。父亲给我留下热爱祖国、勤政清廉的精神财富。

看望百岁大哥胡显钦

我大哥胡显钦，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百岁老副市长”，对我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他在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念书时寄来参加学生运动的照片，引导当时小学的我关心国家大事。

回墨池小学与当年辅导员老师相拥

回到母校温二中与同学们交流

在墨池小学，我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队员，到农场参观一台苏联产拖拉机，立下了为国造拖拉机的志向；在温州二中，我成长比较全面，还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差不多带了六年的红领巾，这可以看作我在清华大学业务和政工长期“双肩挑”的预习。在此，十分感谢家乡基础教育对我发展的奠基作用。

挑着“温州扁担”进清华园

记者：在清华大学档案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藏品——您的“温州扁担”，听说您进清华大学“很不容易”？

胡显章：是的。1957年，高考招生规模减半，竞争激烈，我三改志愿。显钦大哥认为我成绩优秀，有问鼎清华的实力，就力劝我将第一志愿修改为清华大学。

我被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录取后，用一根温州常见的竹扁担挑着行李，步行、坐车、转车、步行，花了一周时间才抵达清华大学。因为一路困顿，我到学校报到体检时竟睡着了。

我非常珍惜这根长1.45米的扁担，用报纸严实包裹珍藏了60多年。在扁担内侧，当年我用毛体书写的“艰苦朴素克服困难”等墨迹至今仍清晰可见。在清华这么年，我一直践行着当年的铭言和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的“扁担精神”，这也是“温州人精神”的一部分。前年，这根扁担入藏了清华大学档案馆。

我读大学期间，我大哥还提供生活费用，并一直关心我的全面发展。可以说，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有我大哥深深的印记。

光学仪器32班班长胡显章与团支书尹志清在为人民服务牌匾前合影

走在科技最前沿

记者：您的理想是为国造拖拉机，进清华大学后为何变成造光刻机?

胡显章：在清华我并没有直接圆梦造拖拉机。1959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光学仪器专业，这是根据当时国家战略需求设立的前沿学科。1963年，我留在精密仪器系执教，参与大规模集成电路关键设备研制，包括分步重复相机、光刻机研制等，该项目还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赴美访学时的胡显章

1987年至1989年，我到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作访问学者，参加分子测量机研制，解决了核心工作台设计计算的关键问题，攻克了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博士一直未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件相当提振信心的事情。当时，我被规定只能在这位博士下班后才能运行计算机服务器。

后来，美方劝我留下，并表示可帮助把家人接到美国。但是，我谢绝了。我更愿意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出力，回来就打算搞台分子测量机，这与我们后来突破“卡脖子”问题的部署不谋而合。

胡显章与夫人马瑞莹展示出国访学前、回国后合影

与清华大学同转型

记者：您为何在多个场合表示大学要走出“半人时代”？您从高精尖科技领域“转场”，进入人文社科领域，觉得可惜、遗憾吗？

胡显章：1948年，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有过一次演讲，认为文理分科导致知识结构失衡，文科生缺乏科学知识，理科生缺乏人文底蕴，只能培养出“半人”，即单方面出众但难以成为完整的人。梁先生指出教育应该走出“半个人的时代”，培养文理通达，德才兼备的学生。

我的同事、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徐葆耕教授在《紫色清华·走出“半人时代”》一文中则说：“距离大师的演讲已半个世纪了，但这个标题依然发人深省，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个‘半人时代’，而且，从世界范围讲，人的发展更加畸形化了。”

我认为，缺少文化底蕴的科学家，至多是一个匠人；而完全不了解科学技术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很难介入当代社会的主流，甚至有沦为“边缘人”的危险。这样无论大学还是社会都难以和谐均衡发展。

我离开高精尖的科技领域，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牵头推动清华由多科性工科大学到综合性大学的转型。当时，也有人当面对我说：“老胡，可惜了啦！”。虽然，我有过遗憾。但是，我比较快地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名画家陈丹青为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所作油画《国学研究院》中的人物个个都是顶流大家

因为，我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和这个时代需要人文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人文社科在保证社会正确发展航向、培养高素质人才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同时，清华大学也要找回“另一半”，规避“半人时代”。清华大学在历史上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冯友兰、朱自清、张奚若等人文大师，培养了一大批顶尖的人文社科学者。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代表学界一流水平的文学院、法学院等陆续被调整到其他院校，清华大学从一所综合大学变成了一所工科学校。这里固然有时代迫切需要技术人才的历史背景，但也反映出那个时代在人文认知上的局限。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敬立梁启超、王国维等11位清华人文先贤的雕像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清华大学明确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奋斗目标，其引领作用不能只体现在科学技术领域，还要体现在人文思想、文化建设等领域。清华大学要造就对学校发展、国家进步以至人类文明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要进一步成为民族复兴、文明进步的学术圣殿、思想宝库和文化高地。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再现辉煌的人文社科！

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清华大学文科有了重大发展，我个人也实现了从精密仪器转向教育研究、由工科到跨学科的转型，有了“我与清华同转型”一说。

2013年，我成为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评为“从事高教工作逾30年高教研究有重要贡献学者”30名学者之一。

当年感叹“可惜”的朋友现在也认为，胡显章在这方面的贡献应该比他成为一个精密仪器领域的院士的贡献要大。所以，我不应该感到可惜和遗憾。

胡显章与清华学子交流主编的《清华大学荐读书目》

五点钟起床读大师文集

记者：您是如何实现这种跨学科的转型?

胡显章：学习!我在清华大学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就是很愿意学习，特别是自学。我接到主持清华大学文科工作这个艰巨又光荣的任务后，我第一个安排就是深入学习。

因为工作时间公务繁忙，我就要求自己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雷打不动用1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读书，深读冯友兰、朱自清、张岱年等人文大师的文集，在梳理清华大学百年文脉的基础上，对清华大学的时代使命、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学术文化、制度文化和校内生态文化等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在复兴清华大学文科的新征程中，以身作则践行带有家国情怀的高度责任感和“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学术范式，进一步光大“会通”的视野与襟怀，弘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风格。

两温州人掌人文社科学院

记者：您主持清华大学文科工作时，有什么值得说说的故事?

胡显章：1996年，学校让我兼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同为温州人的王孙禺任副院长，后来孙禺又担任院党委书记

没想到有一天和孙禺闲聊，才得知他的父亲就是我曾就读的鳌江小学校长、清华大学老校友王载纮先生，我们算是同门师兄弟。温州晚报获悉后在头版报道“两位温籍学者掌管清华名院”，并发出我和孙禺的合影。

胡显章、王孙禺（右二）参加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三秩华诞纪念活动

更巧的是，孙禺原来也是理工男，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他和我一样“与清华同转型”。在我们共同努力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了“母鸡”，为清华大学“孵”出了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学院等独立的人文社科类学院。

校庆日遇到任人文社科学院院长时的学生邓业萍

既要“水桶”又要“竹竿”

记者：清华大学在复兴人文社科过程中，曾发生过“竹竿论”和“水桶论”之辩，您怎么看？

胡显章：回顾清华文科的复兴，道路并不平坦。清华大学强大的工科背景和理工科发展的思维定势，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文科的发展。有一些人士提出“竹竿论”，认为清华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如同打枣靠的是长竹竿，要靠理工科，而不能依靠文科。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社科也只有经济学、语言学等比较强，清华大学复兴人文社科，建设少数几个比较强的学科就行了，不要把文科摊子铺大。

而“水桶论”就是针对“竹竿论”的。过去，温州有种打水的木桶，其盛水量取决于短板。清华大学过弱的文科必将制约综合性大学的最终水平，而且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重大的现实社会课题，决定了文科应该有世界影响的“长竹竿”。

后来，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讨论，大家终于就建设一流人文社科达成共识，发展人文社科既要“大水桶”，也要打“大枣”的“长竹竿”。

胡显章与杨振宁、杨叔子院士交流“人文与科学”

科学与人文要完美结合

记者：如何看待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关系？

胡显章：人文与科学是人类文明两大支柱，在当今社会中扮演着重要且互补的角色。作为人类原始形态的科学，是古希腊泰勒斯确立的数学、天文学和自然哲学。后来，人们意识到专注于自然的不足，于是撇开自然专注于人，代表人物便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一转向深化了人对自身的认识，却限制了对自然的认识，这是科学与人文最初分离所带来的局限。

人文与科学的黄金联姻期是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通过理性恢复了人的尊严，从而为人文文化也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有关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一个延续至今的世界性话题。2002年，在我推动和组织下，在清华大学召开了高校促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高级研讨会，李政道先生应我请求，给大会发了贺信，指出“实现科学与艺术、科学与人文的完美结合，是现代大学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培养新世纪发展需要之人才的希望所在。”

胡显章借助AI筹办《人工智能的发展、安全与治理——科学与人文对话》

用AI设计学术会议议程

记者：加您微信时，发现头像是个仿真数字人，这是家中年轻人帮忙搞的吗?您在关注如何利用AI（人工智能）助力人文社会科发展吗？

胡显章：我工作生活中所有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相关的应用，都是我自己动手搞的，包括微信。

我举个例子。我在2018年开始主导“清华会讲”，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平台。去年，我设计了研讨主题《人工智能的发展、安全与治理——科学与人文对话》后，使用AI规划整个会议的议程，完成主题与分主题介绍，提供参会嘉宾人选。在“清华会讲”理事会上，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AI，我声明这个方案完全是由AI完成。与会者惊奇地说，想不到老先生活学活用人工智能那么快！

在清华大学打下的理工科基础、练就的自学本领，还有一直在践行的务实求新的学风和“扁担精神”等，让我在新时代不但不惧怕新技术，而且善于使用新技术为人文社科融合创新注入活力。

无用赘述，AI、大数据为人文社科提高效率提供了重要工具，可以推动人们通过自主学习建构知识体系和跨学科可迭代的知识网络。同时，AI、大数据的科学发展也必须依靠人文社科从情感、伦理、法治等视角提供动力和治理保障。

胡显章为温州高校开展大学文化建设专题讲座

探索人文经济学温州命题

记者：当前，温州正高水平建设文化强市，协同推进“社科强市”，对于家乡高质量发展，有什么建议？

胡显章：温州提出“高水平建设文化强市”，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调整，旨在通过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增强市民的精神凝聚力和城市综合竞争力。

一方面，我们要努力探索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温州命题，在高质量强市过程中，厚植人文底色，进一步激活温州深厚文化底蕴，不断发掘永嘉学派的特色和时代价值，弘扬宝贵的温州人精神。另一方面，加快消解面临的问题，如资本导向使经济基础存在的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的习俗，民间文化消费动力不足等等。不断加大力度培育文化市场，推进优势地域文化与商业文化、科技文化融合创新，在人文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中攀登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峰。

深深的乡情使我经常关注家乡的发展，特别是与温州学界保持紧密的联系，尽可能发挥自己的菲薄之力。同时，每次回到家乡，温州人的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精神，总深深鼓舞和感染我，让我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