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此，在探究元代隐士时空分布之前，对元代各时期的士人政策进行了解和说明是十分必要的。忽必烈在位初期，为了从思想上统治汉儒，消磨汉族士人的意志，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因此大兴文治、优待士人。
元朝的士人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同阶段，根据统治者意志有所变化和调整的。士人是一个社会中重要的群体，士人的思想行为与统治者态度密切相关。
因此，士人政策就与士人的前途命运密不可分，通常表现为，士人政策较为开明，在尊重和重用士人的阶段，士人往往十分愿意出仕，从而这一阶段隐士数量较少。
如果统治者对隐士表现出疏远、冷淡，甚至是打压的态度，则不仅会限制士人出仕之路，更是对士人经世思想的打击。
因此，在探究元代隐士时空分布之前，对元代各时期的士人政策进行了解和说明是十分必要的。忽必烈在位初期，为了从思想上统治汉儒，消磨汉族士人的意志，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因此大兴文治、优待士人。
正如《元史》中记载 “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忽必烈前期的士人政策主要有三点：首先，大量征用儒士。“征聘儒雅，量才擢用。” 其中也包括对南宋移民以及隐士的征召，如至元十三年曾诏 “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益、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
至元二十三年，忽必烈派程钜夫南下征召了大量包括隐士在内的士人，如王龙泽、赵孟頫、叶李等人。元初通过多次征召，确实有许多士人出仕。
其次，忽必烈的重要措施是在各地广泛设立学校，还相应设立教授等学官进行地方官学的管理。而且十分重视书院的修建，元初大量隐士都选择隐居书院，兴学授徒，这使得元代书院的兴盛。
之后，随着书院山长被设立为朝廷命官，元代的书院也就正式官学化。最后，忽必烈为显尊崇儒学，还在各地方儒学中设立庙学；另外，还优待士人，下令在各处设立碑石，重申优待儒士，“据尚书省奏，江淮等处秀才乞免差役事：准奏。
今后在籍秀才，做买卖纳商税，种田纳地税，其余一切杂泛差役并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切存续，仍禁约使臣人等，毋得于庙学安下，非礼骚扰。准此。至元二十五年。” 通过碑文可见世祖忽必烈优待儒士的政策。
但是忽必烈在位期间，并不是一直尊重和重用儒臣。由于元初重用儒臣，使很多汉族士人掌权，之后在中统三年发生的李壇叛乱牵涉部分汉族官员，因此忽必烈对汉族士人开始表现出猜疑、冷淡和忽视，这一态度的转变当时士人也明显察觉，王恽曾说：“国朝自中统元年以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
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予故曰，士之贵贱，特系夫国之轻重，用与不用之间耳。” 王结也谈及这一转变，“爰自中统之初，稽古建官，庸正百度，一时硕儒元老，屹然立朝，文献彬彬，莫可及也。……
厥后台阁之位，率取敏锐材干、练达时事者居之。其效官举职，治繁理据，固不乏人。而格君经世，蹈道迪德者，盖未多见也。呜呼！岂天之产材隆于前而杀于后哉？亦势使然尔！”。
由于忽必烈对待汉族士人态度的转变，使得原先已经出仕的汉族士人在朝中也战战兢兢，且不受重用，于是许多士人选择归隐，如刘因，在元初应召出仕，在忽必烈统治后期以为母守孝为由辞官回家，之后一直隐居，即使朝廷再次征召也不愿再次出仕。
因此，忽必烈时期的士人政策是有变化的，从初期的重用和优待到中后期的猜疑、冷淡和忽视，这一态度的转变也对士人的际遇产生重要影响，也是这一时期隐士数量变化的主要原因。
元中期基本上沿袭了世祖时期的政策，但是 “就士人政策而言，从成宗至宁宗时期 (1295-1332 年), 受皇位继承危机和权臣专政的影响。” 因此元中期建树并不多，主要是在两方面，崇奉孔子和儒学；以及重开科举。
成宗即位后，就颁诏崇奉孔子，“孔子之道，垂宪万事，有国家者，所当崇奉。”, 且在仁宗时期对儒学进一步推崇，仁宗曾说：“修身治国，儒道为切。” 回 “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 除此，还重视汉学的传播，翻译包括《大学衍义》、《春秋纂例》在内的等多部儒家经典。
重开科举是元朝历史上重大事件之一。既是元代文化教育史的重要性里程碑，也有力的推动了汉化进程。元初科举制度废除，使得 “仕进有多岐，铨衡无定制。” 而仁宗认为，“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
于是重开科举，这对于具有经世思想的士人而言无疑是提供了一条 “学而优则仕” 的途径，于是在重开科举后出现了 “一时海内之士争自濯磨以效用。” 的情形。
元末的士人政策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至正以前，即 1333-1340 年间，这一时期主要是伯颜专权。第二阶段是至正时期，即 1341-1368 年间，这一时期脱脱实行 “至正更化” 改革。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士人政策。
在第一阶段，伯颜专权时期，主要实行的是反对汉化、排斥汉人并且再次废除科举的政策。
而第二阶段，伯颜倒台之后，元顺帝 “图治之意甚切。” 于是任用脱脱实行 “至正更化”。
主要措施有三点：首先是恢复科举。在经过是否恢复科举的争论后，由于支持恢复科举的言论较多，如翰林学士吴直方等言：“科举之行，未必人人食禄，且缘此而家有读书之人，人读书则自不敢为非，其有系于治道不小。”
最终还是恢复了科举并一直延续至元末。科举恢复后，至正间一共连续举行了九次廷试。
其次还兴办官学和书院，“京有胄监，郡县皆有学。” 可见此时对官学的重视；元朝书院兴盛，这与元朝隐士多隐于书院教授生徒有关。
因此，元朝廷既是为了笼络士人也是为了民间教育的发展，也重视书院的建设，“国家右闻崇儒，路府州县莫不有学，犹以为未也，故所在有书院。”
最后，顺帝对于士人十分礼待，多次下诏求访隐逸之士。“才学隐居，辄征聘授官；下至一技一能，牵缘推荐。”
如至正七年 (1347 年),“召隐士完者图、执礼哈琅为翰林待制，张枢、董立为翰林修撰，李孝光为著作郎。” 元末征召隐士范围广、数量多，规模较大，这也是元末很多隐士重新出仕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这么讲，元朝的士人政策是在不断的变化调整的，不仅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也是影响士人选择的重要因素。
来源：萌眼探世界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