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5年，即反法西斯战争结束70周年之际，当时在世的李登辉公开向日媒讲述了自己在二战期间以“台籍日本兵”的身份被派往日本作战的经历：
2015年，即反法西斯战争结束70周年之际，当时在世的李登辉公开向日媒讲述了自己在二战期间以“台籍日本兵”的身份被派往日本作战的经历：
我志愿进入陆军，而我的兄长李登钦则志愿进入了海军。当时，我们兄弟俩无疑是以“日本人”的身份，为祖国而战。
此话一出，瞬间引发轩然大波。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台籍日军”话题首次通过台湾高层政治人物之口，摆上了台面。
晚年的李登辉
2016年，时任“总统”蔡英文在陈菊等幕僚的陪同下，在高雄会见了多位“台籍日军”，并对他们表示，“台湾会迎接他们成为我们的历史，迎接他们成为台湾人记忆的一部分。政府会支持台湾兵历史正义的追寻。”
实际上，除了李登辉之外，台湾前“交通部长”叶菊兰的父亲叶睦宗，现“监察院长”陈菊的父亲陈阿土等人，都是如假包换的“台籍日军”。
鉴于蔡英文给予了“台籍日军”以肯定态度，很快，围绕“台籍日军”的讨论在岛内变得愈演愈烈。其结果就是，当地的一些学者以及文化从业者们，对这一段“隐晦的历史”展开了深度探索与研究，进而引发了许多激烈辩论。
参加活动的蔡英文与陈菊等人
2024年底，台湾公共电视（PTS）播出了讲述“台籍日军”在南洋作战以及在日本战败后接受盟军审判经历的历史剧——《听海湧（yǒng）》。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当地首次将“台籍日军”的经历搬上了银幕。
该剧一经推出，再度引发了社会热议。
一方面，以“台湾历史博物馆”为首的多家博物馆，陆续展出了该剧的戏服以及剧照等“物料”，受到了部分民众的热烈追捧。原因很简单，“很多老人在日据时代出生成长，他们对日本的认同感应该被尊重和正视。”
另一方面，有不少台湾人认为，赞颂日本殖民统治是“媚日”和“恋殖”的错误史观，“台籍日军”的经历不应被正面看待。一些国民党人士更是气愤地表示，当局应该“冻结公共电视的预算”，以示惩戒。
台剧《听海湧》宣传海报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台籍日军”？根据台湾历史学者陈柏棕的定义，“台籍日军”泛指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于二战期间被动员加入日军的台湾军人。不过话说回来，大多数人的身份是“军属”或“志愿军”，并非正规军。
太平洋战争（1941）爆发后，日军军力日趋吃紧。不得已，日本台湾总督府和台湾军司令部在当地原住民当中征召了500人作为“高砂义勇队”，利用其熟悉热带山林作战的特性，为日军充当开路和设营的军夫。
连日本人自己都有想到，“高砂义勇队”的表现非常亮眼。很快，日本当局征召了一批又一批的原住民加入高砂义勇队，承担军事任务。但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高砂义勇队并不是作战部队，名义上只是“随军军夫”。
“高砂义勇队”主题宣传画
1942年1月，台湾总督府宣布实施“特别志愿兵制”。资料显示，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居然有425921人提出了入伍申请。
考虑到当时的台湾男性总人口也只有300万人而已，这就意味着，近14%的适龄男性想“为日本效力”。只不过，在6月公布的“录取”名单中，只有1020人入选。
可即便如此，台湾青年的“参军热情”一直居高不下。
比如在1943年，报名人数高达601147人，但作为对比，入围人数却只有1030人。截至1944年，约有5300名台湾青年成为了“特别志愿兵”。
台湾总督府发布的《陆军志愿兵训练所生徒募集纲要》
进入1944年以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呈现出了明显颓势。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想做困兽之斗。9月1日，开始在台湾实施正式兵役制。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战后的统计，截至二战结束，日本在台湾总计征发了超过20万的军人、军夫、通办等前往各战场。其中，阵亡人数为30304人，超过2万人下落不明。值得一提的是，约有28000人被“奉祀”于东京的靖国神社。
对此，高雄“关怀台籍老兵文化协会”曾公开表示：
考虑到其他受战争影响或非正式参与军事补给后勤的民众，可以说整个台湾的几乎每个村庄或家庭当中，都有成员曾经成为日本兵。
“台籍日军”合影
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台籍日军”，相当一部分被编入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作战，其中的被俘者多数在大陆度过余生。至于返回台湾的那一批，一部分被投入到了朝鲜战场，一部分选择隐姓埋名，成为了“和平的岛民”。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评价“台籍日军”的经历呢？
对此，台湾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研究员林玉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是二战惨烈战争的一个缩影，也是时代的悲剧”。她还认为，“台湾全岛家家户户都被卷入这场大规模的军事动员以及人员迁移的历史，但过去却常被忽略”。
与“征兵”相关的读本
说到这儿，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位叫作陈金村的“台籍日军”的经历。
他出生于1928年，14岁从日本高等科学校毕业，后来考入了殖民政府的公务机关，担任书记一职，主要负责协助征兵工作。
入伍时，年仅17岁的他其实尚未达征兵年龄，至于选择参军的原因，居然是对日本海军制服的喜爱，“觉得很好看！很漂亮！”
接受采访的陈金村
1945年，他进入高雄的左营海兵团受训，后被分配至“震洋特攻队”。实际上，这支部队的性质类似于海军版的“神风特攻队”。
他在采访中表示，震洋舰队的舰艇主要由简单的木板制成，唯一武器就是300公斤的炸药。当舰艇遇到敌军船舰时，连人带船一起冲向美国敌舰。
据他的回忆，这支军队在执行战斗任务时，船舱外会被封死。这就意味着，船员几乎没有逃生机会，进入船舱后只能“以死效忠皇国”。幸运的是，他在加入日军八个月后，日本政府便宣布无条件投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老照片中的震洋特攻队
台湾光复后，来台接管的南京国民政府需要翻译人员协助在台日本人离境。于是，“日语比普通话更加流利”的陈金村顺利加入到了翻译团队。之后，他打算前往台中求职，但不久后台湾局势开始混乱，并在1947年发生了“228事件”。
最终，陈金村决定搬回老家成婚。为了怕招惹麻烦，他将从军时的文件以及制服等几乎尽数丢弃，只保留了一些最珍贵的物品。从这以后，他先后担任过警员及刑警等职，最终在30多年前顺利退休。
日军官兵携带的背包
陈金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从未在公开场合与别人谈过自己“加入日军”的经历，直到退休后才决定“把它讲出来”。他还说，尽管自己在日军服役的时间只有八个月而已，但这是一生中最深刻的回忆。
鉴于此，自己可以坦然面对同时拥有日本身份认同的事实。原因很简单，“日本与台湾的双重身份认同，在自己这位殖民地成长的人生经历中并不矛盾”。
老照片中的台籍日军官兵
有观点认为，自近代以来，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一直会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比如伴随着两岸局势的微妙变化，在当下，认为“我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的台湾年轻人的数量，一直有增无减。
台湾学者陈柏棕考察后认为，“台籍日军”的“国家（地域）认同”不仅不是单一的，而且还呈现出了“多元且流动”的特质。
对于这些年近百岁的“台籍日军”而言，“日本认同”与“台湾认同”是可以并存的。因此，简单将之评价为“被迫”或“被皇民化洗脑”，实际上是非常武断的。
老照片中的台籍日军官兵
他在调研中发现，许多人之所以选择主动参军，目的包含并不局限于改善生活、增加家庭收入以及个人志向等因素。比如日军的军饷远高于岛内其他大多数职业的薪资，这对于很多台湾青年而言，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除此之外，还有人表示当年将“加入日军”视为学习技术的机会。原因很简单，因为台湾也有自己的“阶级固化”。
比如当时有一批13岁左右的台湾青年，主动前往日本，担任协助制造战机的“海军少年工”。他们的出发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可以学到基础工业技术，另一个是可以取得“高工”同等学历。
只不过，这些人在返回台湾后，几乎得不到蒋介石当局的信任。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决定建立私人小厂，将自己的所学“发扬光大”。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也对台湾的民间技术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老照片中的“海军少年工”
另外，还有一部分台湾女性之所以主动选择成为战场看护妇（随军护士）或医疗助手，也有“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和“追求自我实现”等目的。
最终，陈柏棕如是总结道：
在日本殖民时期，底层（台湾）人民在殖民体制下的选择的“认同”（identity）多元，不管是要当日本人或台湾人时而充满能动性与权宜，因为需要活下来。
他们并非仅是日本皇民化下的受害者被殖民者，或被洗脑的日本皇民，而是以多元策略应对战争与殖民环境的挑战。
老照片中的台籍日军官兵
总而言之，“台籍日军”的历史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一部分人在抗日战争中与中国军队为敌，导致纪念他们的行为充满着巨大争议。
往深层次说，二战结束后，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多数台湾人，究竟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如何平衡这些历史记忆？坦诚说，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