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母亲问我什么时候接她来城里住，我抿了抿嘴唇，躲开她期待的眼神，只说：＂等我找到合适的房子吧。＂
母亲问我什么时候接她来城里住，我抿了抿嘴唇，躲开她期待的眼神，只说：＂等我找到合适的房子吧。＂
那是一九八八年春节，北风呼啸，老家小沈村的土路上结着薄冰。
我从鞍钢调到省城已经三年了，好不容易挤上春运的绿皮火车回来过年。
车窗上结着厚厚的冰花，车厢里弥漫着烟味和熟悉的咸菜馒头香气。
人群挤得密不透风，大家互相取暖，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紧紧贴在一起。
＂回家了，回家了！＂列车员扯着嗓门喊着，一路晃晃悠悠，终于到了县城。
下了火车，又坐了两个小时的农用车，才到村口的杨树林。
树林依旧，只是比记忆中又老了几分，光秃秃的枝干在寒风中抖动，像是欢迎我归来。
母亲站在土坯房门口，头发又白了不少，裹着那件深蓝色的棉袄，领口已经磨得发白。
远远地，她就笑了，那笑容比腊月的太阳还要温暖。
＂周昌平，你小子可算回来了！＂刚走到院门口，隔壁王大娘就扯着嗓子喊了起来，＂你娘天天念叨你，说你在城里混得好了，连面都难见着。＂
母亲连忙打岔：＂哪有，昌平工作忙。＂她转身进屋，端出一盘刚炸好的丸子，油汪汪的，香气四溢，＂快尝尝，我特意留了半斤肉票做的。＂
屋里依旧是那张八十年代初买的四方桌，一个用了十多年的铁皮暖水瓶，几张泛黄的全家福。
煤炉子咕噜咕噜地响着，屋子里暖烘烘的，但墙上的裂缝比去年又多了几道。
老式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那是父亲在世时买的，如今已经走了十五个年头。
＂瞧你那点出息，连肉都舍不得吃。＂母亲看我吃得慢，以为我嫌不好吃，＂村里人都说你在大城市，肯定吃香的喝辣的，我琢磨着你爱吃丸子，就用肉票换了点五花肉。＂
这丸子咸香可口，是儿时的味道，多少城里饭馆都比不上。
＂今年分了一间筒子楼的单元房，才十五平米，连个像样的床都放不下。＂我努力解释着为什么不能接母亲去城里住的原因，＂挂着的衣服都能摸到对面墙，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说这话时，我心虚地低下了头，不敢看母亲的眼睛。
＂等分到大点的房子，一定接您去。＂这是我每次回家都要说的话。
＂你自己住得下就行，不用管我。＂母亲的手有些粗糙，布满老茧，她摩挲着桌面，＂我在村里住习惯了，城里那楼上楼下的，我怕晕得慌。＂
屋子另一侧，父亲的黑白遗像静静地看着我们。
他走得早，才四十出头，留下母亲一人拉扯我。
自那以后，母亲就再没出过远门，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晚饭后，母亲从箱底翻出一个褪色的红布包，里面是我小时候的成绩单和奖状，每一张都平整如新。
＂你看，这都是你的光荣证书。＂母亲小心翼翼地翻着，仿佛在翻阅什么国家宝藏，＂村里人都羡慕我，说我儿子有出息，考上了技校，进了大厂。＂
我心中一酸，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奖状，在母亲眼里却价值千金。
当晚，邻居老赵家摆了几桌，给儿子办满月酒。
他家比我家条件好不了多少，但满桌子都是乡亲们带来的喜气。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手摇留声机放着《喜洋洋》，院子里欢声笑语。
母亲换上那件藏了多年的深红色毛衣，显得特别精神。
她拉着我去，脸上有说不出的骄傲：＂我儿子是城里人了，在鞍钢大厂上班，还是技术员呢！＂
席间，几个父母同辈的老人递过来热乎乎的白酒：＂昌平啊，你娘一个人在村里不方便，你小子什么时候把她接走啊？＂
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仿佛也在追问我。
我举杯笑笑：＂等有合适的房子。＂这话我已经说了无数遍，连自己都觉得刺耳。
＂合适的房子？＂老赵喝得脸红脖子粗，＂什么才算合适？我看你是嫌弃你娘了！＂
话音刚落，母亲就打圆场：＂瞎说什么，我儿子孝顺着呢，他是怕我住不惯。＂
＂是啊是啊，昌平对她娘一向孝顺。＂王大娘也帮腔道，但眼神里分明有几分怀疑。
我不敢多看那些眼神，只顾着猛灌酒，心里堵得慌。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是母亲把我扶回家的。
她给我倒了一碗醒酒汤，又是捶背又是盖被子，嘴里念叨着：＂城里人就是不一样，喝起酒来都这么有派头。＂
第二天清晨，我帮母亲挑水、劈柴，心里想着多干点活再走。
母亲却说：＂你忙你的去吧，别耽误了正事。＂
她嘴上这么说，却一早就炸了油条，煮了稀饭，还从地窖里挖出腌了半年的咸鸭蛋。
细心地把这些都装进饭盒，又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五十块钱。
＂路上吃的用的，别委屈自己。＂母亲塞给我，＂城里花销大，这点钱你拿着。＂
我知道这是她几个月的积蓄，心里酸涩难当，却又不好推辞。
离别时，母亲又问我什么时候接她去城里。
我依然只能说那句：＂等有合适的房子再接您。＂
车窗外，母亲的身影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在视线尽头。
回城后，生活依旧匆忙。
车间里机器轰鸣，宿舍里人声嘈杂。
我刚升为车间技术员，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单位里年轻人都挤在筒子楼里，一个水龙头排队用，厕所也是公用的。
走道里飘着咸菜、葱花蛋和地沟油的味道，各家的收音机此起彼伏地放着流行歌曲和戏曲。
同宿舍的老郑常笑我：＂周昌平，你那老娘到底什么时候来城里啊？我娘都来了，比你那十五平米还小呢，不还是挤一挤。＂
他家三口人挤在一间十平米的小屋里，却乐呵呵的。
＂再不来，怕是等不及了。＂他吸溜着面条，满嘴油光，＂人家都说远香近臭，你该不会嫌你娘碍事吧？＂
我总是笑骂回去：＂你懂个屁，等我分了两居室再说，我妈不能受委屈。＂
话虽这么说，我心里却有一丝难以启齿的隐秘想法：怕母亲来了，影响我在城里的生活节奏和形象。
妻子李小梅是纺织厂的女工，比我小两岁。
八九年春节后，我们经人介绍认识，很快就定了亲。
她勤快能干，人也长得周正，还会用纺织厂发的废布头做枕套、床单，让我们的小窝显得格外温馨。
她常说：＂你娘一个人在乡下，怪可怜的。咱们虽然房子小，挤一挤也行啊。＂
我却倔强地摇头：＂怎么能委屈我娘呢？再说，你不嫌挤啊？＂
小梅撇撇嘴：＂我是说真的，农村老家冬天那么冷，你娘年纪大了，身体哪受得了？＂
＂再说了，你娘要是来了，还能给咱们带带孩子呢。＂她摸着微凸的小腹，脸上泛起幸福的红晕。
孩子，对啊，我都要当爹了。
这个念头让我心跳加速，却也更加忐忑。
房子这么小，孩子住哪儿？母亲来了又住哪儿？
想到这些，我总是把话题岔开：＂等我分了两居室再说吧，现在这样，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又是一个春节。
九零年春节，我和小梅一起回了趟老家。
村里比去年更加冷清，不少年轻人都进城打工去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
母亲显得更加苍老，但依然精神矍铄。
她见到小梅，高兴得不得了，拉着她的手东看西看：＂闺女长得真俊，跟电视里的演员似的。＂
院子里，母亲忙前忙后，杀鸡宰鸭，做了一大桌子菜。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我这儿媳妇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她逢人就夸，嘴都合不拢。
晚上，母亲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我小时候穿过的毛衣，已经泛黄，却被洗得干干净净。
＂你小时候最喜欢这件。＂母亲小心翼翼地抚摸着，仿佛那是什么珍宝，＂说长大了要穿它去北京看升旗。＂
我突然记起，那是我上小学时，她省下口粮换来的毛线，一针一线织了整整一个冬天。
晚上，油灯下，她眯着眼，一针一线，织到手指冻裂开口。
＂这么多年了，您还留着这个？＂我哽咽着问。
＂当然留着，这可是好东西。＂母亲把毛衣叠好，塞给小梅，＂等你们的孩子出生了，说不定能穿上呢。＂
临走那天，村里下了大雪，路上又湿又滑。
母亲坚持送我们到村口，穿着那双磨破了的老棉鞋，在雪地里一步一滑。
她又问起何时能去城里住。
我依然是那句话：＂等我找到合适的房子。＂
母亲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黯然，却又很快露出笑容：＂好，我等着，不着急。＂
回城后不久，同厂的老王父亲突然去世。
他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蔫得不行，天天捶胸顿足。
＂我爹一直想来城里看看，我总说等有时间接他来，现在什么都晚了。＂他痛苦地说，＂他临走前还念叨着想看看我在城里的生活。＂
我心头一震，夜里辗转难眠。
想起母亲那日送别时的眼神，我心如刀绞。
五月的一天，正值工厂最忙的时候，李小梅突然跑到车间来找我。
她面色焦急：＂老家来电话，说你娘病了，让你赶紧回去看看。＂
那时候农村没有电话，只能到公社邮电所打，若不是大事，谁也不会这么费劲。
我心一沉，连夜赶回小沈村。
一路上火车晃晃悠悠，我的心也七上八下。
到家时，天刚亮，露水打湿了衣裳。
母亲躺在床上，脸色苍白。
村医老孙站在床边，皱着眉头说是心脏不太好，要注意休养。
＂没事，就是有点累。＂母亲拉着我的手，＂你别担心，乡下人命硬着呢。＂
我这才发现，母亲的手骨节凸起，皮肤松弛，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
＂昨天帮隔壁老刘家挑水，可能干活太急了。＂王大娘在一旁解释，＂你娘一向身体好，哪知道突然就倒了。＂
屋子里弥漫着药草的苦味和陈年的霉味。
角落里的老式收音机播放着《新闻联播》，声音断断续续。
我在母亲床头守了一宿，看着她睡熟后，无意中发现她枕头下面压着一张泛黄的纸。
轻轻抽出来一看，是我七岁时画的＂梦想的家＂，一栋方方正正的房子，门口站着三个小人，写着＂爸爸、妈妈、我＂。
纸上有些斑驳的痕迹，像是泪水干涸后留下的。
画的角落，还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长大了要和爸爸妈妈住大房子！＂
那是父亲教我写的字，他说我将来一定有出息，会让全家过上好日子。
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已经长眠地下，而我却始终没能实现那个简单的梦想。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轻轻把画放回枕下。
那一刻，我如遭雷击。
原来，母亲从不在乎房子的大小，她只是想和我在一起。
我忙着追求所谓＂合适的房子＂，却忘了家的本质是亲人相守。
天亮后，母亲的气色好了些，能下床走动了。
她见我眼睛红肿，以为我一夜没睡，心疼地说：＂你看你，为娘的事操那么多心干啥？再过几天就好了。＂
我忍不住抱住她，感受着她瘦弱的身躯和熟悉的气息。
那一刻，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接她去城里住。
不管房子多小，有她在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家。
村口的大喇叭里正播放着《今日说法》，嘶哑的声音传遍整个村子。
邻居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着城里的新鲜事。
＂听说现在城里分房都看资格了，得有多少年工龄才行。＂王大娘啧啧感叹，＂像周昌平这样的，怕是再等十年也分不到大房子。＂
老孙接茬道：＂再说了，城里房价越来越贵，听说一平米都上千了，谁买得起啊？＂
我充耳不闻，心里已经打定主意。
次日清晨，我收拾好行李，对母亲说：＂娘，跟我回城吧。＂
母亲愣住了，眨了眨浑浊的眼睛：＂啥？你不是说等有合适的房子吗？＂
＂有您在的地方，就是最合适的房子。＂我哽咽道，＂我不能再让您一个人在这里了。＂
母亲眼圈红了，却笑着摆手：＂你忙你的去吧，我不去添乱。城里那么小的房子，哪住得下我这老婆子？＂
＂不行，这次您必须跟我走。＂我帮母亲收拾衣物，一件一件地叠好放进旧皮箱，＂我们单位刚分了新宿舍，虽然还是不大，但够住了。＂
这是谎话，单位并没有分新宿舍，我只是想让母亲安心跟我走。
＂再说了，小梅快生了，到时候没人帮忙可不行。＂我继续编着理由，心想只要能把母亲接走，什么都好说。
＂真的？＂母亲的眼睛亮了起来，有些不敢相信，＂那我去看看我的外孙，也好帮衬着点。＂
提起外孙，母亲终于点点头，眼中闪着泪光：＂好，我跟你走。但只住一阵子，农忙时我还得回来。＂
这是她给自己找的台阶，我心里明白。
村里人都来送行，七嘴八舌地叮嘱着。
＂周大娘，城里路多，别乱走啊！＂
＂电视机别老开着，费电！＂
＂有啥不习惯的就回来，别硬撑着！＂
离开时，母亲回头望了望住了大半辈子的老屋，眼中有不舍，也有期待。
那座老屋见证了她的青春、婚姻、丧夫之痛和独自抚养我的艰辛岁月。
王大娘和几个邻居送到村口，母亲摸着那棵老杨树，轻声说：＂我去城里住几天，很快就回来。＂
我知道，她是在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回城的火车上，母亲像个孩子似的趴在窗边，看着田野和山川飞快后退。
她不停地问这问那：城里的菜贵不贵？邻居们好相处吗？我和小梅平时吃什么？
这些年来，我第一次这么轻松地和母亲聊天，仿佛多年的隔阂一下子消失了。
火车缓缓驶入省城站，高大的站台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让母亲有些局促不安。
她紧紧抓着我的衣角，生怕跟丢了。
＂别怕，跟着我就行。＂我拉着她的手，穿过拥挤的人流。
母亲第一次坐公交车，坐在靠窗的位置，紧张得直冒汗。
窗外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宽阔的马路上车水马龙，电线杆上挂着的大喇叭播放着《义勇军进行曲》。
＂这就是城里啊。＂母亲感叹道，＂真气派！＂
到了家，小梅已经在门口等着。
看到母亲，她连忙迎上来：＂妈，您终于来了，我盼了好久了！＂
她挺着七个月的肚子，脸上是藏不住的喜悦。
我们的家确实很小，一室一厅，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
母亲进门后，四处打量，似乎在寻找什么。
＂怎么了，娘？＂我问。
＂没事，就是看看你们平时住得咋样。＂母亲笑着说，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在找那个所谓＂不合适＂的理由，那个我一直用来拒绝她的借口。
事实上，这个小房子完全可以住下我们三个人，甚至再加上即将出生的孩子。
当晚，我们在饭桌上聊起了往事。
母亲提起我小时候的糗事，逗得小梅直笑。
吃完饭，母亲主动收拾碗筷，熟练地洗刷起来，仿佛在老家一样自然。
夜深了，我和小梅睡床，母亲坚持睡地铺。
我心中愧疚难当，却拗不过母亲的坚持。
午夜时分，我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悄悄起来看，发现母亲坐在窗边，望着外面的灯火。
城市的夜晚灯火辉煌，与小沈村的漆黑一片截然不同。
母亲轻声说：＂真亮啊，比过年还亮。＂
我走过去，坐在她身边：＂娘，您后悔来城里吗？＂
＂怎么会？＂母亲笑了，皱纹中透着满足，＂能看到你们过得好，我就安心了。＂
那个瞬间，我突然明白，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感觉，一种有爱的人在一起的温暖。
那个所谓＂合适的房子＂，其实一直都在。
它不需要多大的面积，不需要豪华的装修，只需要彼此的牵挂和陪伴。
窗外，城市的灯光如星河般闪烁，照亮了我们平凡却真实的幸福。
＂娘，对不起，我应该早点接您来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轻轻拍着我的手背，就像小时候安抚我一样：＂傻孩子，娘不怪你，娘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她顿了顿，又说：＂不过，我还是喜欢跟你们住在一起，哪怕房子小一点。＂
我突然想起那张＂梦想的家＂的画，那个七岁的我画下的简单愿望。
如今，虽然没有大房子，没有花园，甚至连单独的厨房都没有。
但我们三个人，还有即将出生的第四个家庭成员，终于在一起了。
这，就是我真正的家。
＂娘，咱们家挺好的，不是吗？＂我轻声问。
母亲点点头，眼中闪着泪光：＂好，好得很。＂
窗外，一轮明月悄悄升起，洒下清冷的光芒。
小小的房间里，却充满了温暖和希望。
那个＂合适的房子＂，终于找到了。
来源：小莫瞰世界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