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9年，我国著名民族学家凌纯声（1902～1981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师从莫斯（Marcel Mauss）、黎维（Paul Rivet）、葛兰言（Marcel Granet），并深受蒙坦东（George Montandon）的影响[1]
1929年，我国著名民族学家凌纯声（1902～1981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师从莫斯（Marcel Mauss）、黎维（Paul Rivet）、葛兰言（Marcel Granet），并深受蒙坦东（George Montandon）的影响[1]。回到中国以后，在蔡元培的鼓励和支持下，凌纯声从松花江流域赫哲族的田野调查出发，开展了系列中国边疆民族调查与研究工作[2]，并出版《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等著作。凌纯声的早期边疆民族调查不仅显露了以莫斯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强调实证分析和寻求事实的学术传统[3]，而且继承了汉学家葛兰言善于使用民族志材料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4]，也契合了傅斯年倡导的“新学术”与“新史学”的理念[5]。1949年凌纯声跟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开始接触台湾岛内少数民族原始文化，并根据其前期在中国大陆东北、西南各地丰富的田野经验，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古代南方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渊源关系[6]，遂转向中国古代与环太平洋文化研究，而《东南亚古文化研究发凡》[7]（以下简称《发凡》）一文正是凌纯声自喻的“缘起式”文章。凌纯声去世之后，由他的学生和同仁编纂的两大本论文集《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无论从题名还是篇章结构均反映出凌纯声学术生涯的两大重要发展阶段。其中，《发凡》作为该书第二部分“中国古代与环太平洋文化”的开篇之作，意在揭示东南亚古文化研究的要旨，也奠定了凌纯声学术生涯第二阶段的学术基调。
凌纯声自道《发凡》一文提出五大问题：“一、东南亚古文化的区域应包括中国南部。二、东南亚古文化可分大陆、半岛、岛屿三个副区，各区的文化层次不同。三、中国古代越獠文化与印度尼西亚文化的关系。四、东南亚古文化的特质暂列五十种。五、东南亚古文化的初步研究方法”[8]。这些问题是凌纯声对东南亚古文化研究认识的总结，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其中区域范围、文化特质、文化层次是研究的关键，也可据以把握东南亚古文化的本质内涵。本文拟对凌纯声提出的东南亚古文化的区域范围、文化特质、文化层次进行分析，省视东南亚古文化研究的发展，以期对现今华南及东南亚史前考古研究提供参考与启示。
一、东南亚古文化区域范围
凌纯声在《发凡》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民族学上欧美学者所称东南亚古文化，在地域上包括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以及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等地，与现今人文地理意义上东南亚所代表的范围基本一致。然而，对东南亚的概念以及文化区域范围的认识有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
关于“东南亚古文化”区域范围的认识，有必要追溯至1850年英国航海家温莎伯爵（G.W.Earl）提出的“印度尼西亚人（Indu-nesians）”和“马来西亚人（Malayu-nesians）”的概念，指居住在东印度群岛和马来群岛的土著人群，他们是拥有相似语言和文化的族群。尽管温莎创造性地使用了“印度尼西亚”一词，但是其更倾向于使用“马来西亚”[9]。温莎的学生罗根（J.R.Logan）反而经常以“印度尼西亚”一词指代地理意义上的东印度群岛[10]。由于当时该地区的民族学和语言学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加上已有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等概念含混不清，因此学术界使用“印度尼西亚”的频率并不高，更多还是以“马来群岛”或“荷属东印度群岛”等称呼[11]。直到1884年，德国民族学家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以“印度尼西亚”为题名发表德文著作[12]，“印度尼西亚”一词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与重视，甚至有学者一度认为该词是由巴斯蒂安创造[13]，凌纯声当时也是持此种看法。
1919年，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在《菲律宾的民族》（Peoples of the Philippines）一书中运用民族学和人类学材料总结东南亚文化特质，并以此构建东南亚古文化区、进行分层研究[14]。需要说明的是，克鲁伯的原著中未见“东南亚古文化”的类似表述，结合张光直曾指出凌纯声“创始了一个‘东南亚古文化’的概念”[15]，“东南亚古文化”应为凌纯声对克鲁伯研究的概括总结，而非克鲁伯直接提出。凌纯声节译克鲁伯《菲律宾的民族》第七章“提要与结论”如下[16]。
中南半岛与东印度群岛在昔组成一个文化区域，直到现在，印度尼西安文化虽较落后，然到处所遇见的，仍为同一的原始文化。在今菲律宾、东印度群岛、阿萨姆及中南半岛等地。这一系文化还多保存着相同的文化特质。例如：刀耕火种、梯田、祭献用牺牲、嚼槟榔、高顶草屋、巢居、树皮衣、种棉、织彩线布、无边帽、戴梳、凿齿、文身、火绳、取火管、独柄风箱、贵重铜锣、竹弓、吹箭、少女房、重祭祀、猎头、人祭、竹祭坛、祖先崇拜、多灵魂。这许多文化特质组成了东南亚古文化，他的分布地域，不仅在东南亚的岛屿，且远及大陆。
凌纯声从民族学的角度将中国南方划分到东南亚古文化的分布范围，即“北起长江流域，中经中南半岛，南至南洋群岛”[17]，并进一步分为大陆区、半岛区和岛屿区三个副区[18]。
介于克鲁伯和凌纯声之间，奥地利民族学家海涅·戈尔登（Robert von Heine-Geldern）相继发表了《东南亚》（Südostasien)[19]、《南岛语族的起源和最早的迁徙》（Urheimat und früheste Wanderungen der Austronesier)[20]等系列文章。《东南亚》一文认为东南亚西起印度阿萨姆，向东至中国台湾岛，北从华南到印度尼西亚群岛，这个范围是基于民族志意义上的划分，并分别从历史、体质、语言和文化的人类学角度对东南亚进行详细的论述。海涅·戈尔登在《南岛语族的起源和最早的迁徙》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波”理论，他以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常见的一种石器——石斧（锛）的三种类型划分出三种文化，即圆角石斧文化代表中国华北新石器时代文化经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扩散到美拉尼西亚，有肩石斧文化指从印度东北部向东南亚大陆移民的南亚语族，方角石斧文化则代表在东亚和东南亚广泛分布的南岛语族，用以说明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三个阶段的传播和移民，这一传播论理论影响了东南亚史前史研究数十年[21]。另外，林惠祥也曾从考古学和人类学视角分析，揭示出时称“马来族”的南岛语族与华南古越族之间的关系，证明南岛语族起源于华南与中南半岛[22]，开创了研究华南与太平洋文化关系的先河，亦对凌纯声进行环太平洋古文化研究具有创导之功[23]。
1966年，“第11届太平洋科学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人类学组提出了文化意义上的“东南亚”概念，其范围包括大陆东南亚和岛屿东南亚，其中大陆东南亚北自北纬30度（大致以长江为界）向南至新加坡南端，西起伊洛瓦底江向东至中国海岸；岛屿东南亚包括从台湾岛至苏门答腊岛在内的所有岛屿[24]。这与凌纯声以文化特质构建的东南亚古文化分布范围基本一致。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在《剑桥东南亚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第二章“史前东南亚”中从史前史和史前文化关联性的角度来划分东南亚的范围也大致以此为标准，同时提到，公元前一千纪之前从文化和语言方面来说华南都应与东南亚视作整体，因此东南亚史前史研究离不开华南地区的材料[25]。
然而，童恩正没有盲目认同将中国南方划入东南亚范围的观点，他曾直言东南亚概念上的划分很容易过分强调我国南方文化的独立性，与国际上少数人宣传的所谓“东南亚民族区”或“东南亚文化区”的概念混淆起来[26]。童恩正的提醒并非无视东南亚与中国南方古代文化上的相似性与关联性，他注意到我国南方地区与东南亚自古以来就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认为应该依据可靠的资料，加强综合研究，将中国南方放在整个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太平洋区域的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从理论、方法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27]。张光直评价童恩正“对中国南方古代文明重要性的认识，是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的中国文明起源新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础石”[28]。
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文化区[29]，并可概括为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部地区，东南部史前诸文化具有穿孔石斧、石钺、有段石锛、圈足及三足陶器等考古学特征[30]。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又专辟一章讨论“双接轨”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提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一方面把区系观点扩大为‘世界的’观点，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另一方面在用区系观点看中国的同时，也用区系观点看世界”[31]。苏秉琦运用区系的观点从区系的中国看到区系的世界，指出面向海洋的中国东南部与东南亚和环太平洋地区存在广泛联系。
凌纯声的“东南亚古文化区”是直接受到了克鲁伯和巴斯蒂安的影响，文化区域的范围从马来群岛，拓展到东南亚岛屿和大陆两部分，再扩大到包括中国南方在内的大陆区、半岛区和岛屿区三个部分。凌纯声在林惠祥华南与太平洋文化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拓展了东南亚古文化研究的范围，形成了环太平洋古文化研究体系。同时，凌纯声以民族学文化特质构建的东南亚古文化区域与苏秉琦以考古学特征总结的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不谋而合，都从宏观视野揭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文化发展的开放、交流的历史趋势，亦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如吴春明提出的“‘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圈”[32]等奠定了基础。
二、东南亚古文化特质
凌纯声指出克鲁伯所列东南亚古文化26种文化特质，在中国西南和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十之八九可以找到，其余的十之一二虽已不存在，但在中国古文献中可以找到相同的记载[33]。凌纯声在克鲁伯原有26种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铜鼓、龙船、砮箭、毒矢、梭標、长盾、涅齿、穿耳、穿鼻、鼻饮、口琴、鼻笛、贯头衣、衣著尾、坐月、父子连名、犬图腾、蛇图腾、长杵、楼居、点蜡印花布、岩葬、罐葬、石板葬”24种，共计50种，以此作为东南亚古文化的特质[34]，凌纯声所说的东南亚古文化即原南岛语族文化[35]。这缘于其前期在中国西南边疆所做的民族学调查以及对民族志和古代文献的熟悉。凌纯声又进一步将东南亚古文化特质扩展到环太平洋区域，将亚、澳两洲之间一连串弧形岛屿之间的海域称为广义上的“亚洲地中海”，以台湾海峡为界分为南、北两地中海，凌纯声认为环太平洋古文化起源于亚洲的北地中海，即中国大陆东岸，与来自西部的大陆文化融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基层文化[36]。
赴台之后，凌纯声发现中国台湾“不仅是东南亚民族学的宝藏，同时也是中国上古史之活的史料，再进一步说又为整个环太平洋文化的重要据点”[37]，因此他开始调整学术重心，从台湾岛内民族学资料出发，研究环太平洋文化。1950～1970年代间，凌纯声先后就铜鼓[38]、崖葬[39]、父子连名[40]、猎首祭/馘首祭[41]、洗骨葬[42]、玉石兵器（巴图石匕兵器）[43]、吐舌人像[44]、犬祭[45]、嚼酒[46]、树皮布[47]、宗庙社稷[48]、封禅[49]、石棚[50]、丘墩[51]、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52]、龟祭[53]等发表论著数十篇。在这二十余年内，他几乎无间断地把诸多文化特质进行了分析，尽管其解释并非无可訾议，但是在此期间凌纯声基本把东南亚古文化研究的多个学术制高点都攻占了，而且他采用的宏大叙事研究方法至今仍有学术生命力。
其一，这些文化特质在中国大陆、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等地广泛存在，被纳入到东南亚古文化的范畴，无一不是在回应与验证《发凡》一文提出的理论性假设。而且，凌纯声并未止步于此，如犬祭、洗骨葬、吐舌人像、嚼酒、巴图等都是置于整个环太平洋宏观视野下进行考察，管窥文化发展的底层逻辑。其二，除铜鼓和崖葬以外，其余各文化特质都是以凌纯声亲自在台湾岛内实际调查获取的民族学材料为基础，考察包括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在内的环太平洋文化的内在联系，也彰显其以民族学材料探讨中国上古史的热情。其三，资料方面穷尽式收集，全面掌握历史文献、民族志材料等有关文化特质的记载以及最新考古发现研究，企图构建各文化特质的起源、分布、扩散和影响的复杂过程，尤其是封禅与社等，其背后是关涉中国上古文明起源的关键问题。
另外，凌纯声认为东南亚古文化特质是同源的，属于古之越獠。台湾岛内的少数民族与古代闽越人是同一文化系统的越獠（或越濮）民族，并称之为印度尼西亚人或原马来族[54]。越濮民族在大陆东南沿海者，古称百越，散居西南山地者则称百濮。他们的语言是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即南岛语系，种族上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原始马来人。因此，东南亚古文化在中国南方也被称为越獠文化，它们都属于原南岛语族文化，其源头可以追溯到长江中游的云梦大泽一带[55]。换言之，凌纯声认为现南岛语族是起源于长江中游地区古之越獠，因汉藏语族的压力不断走向海洋的遗民。
当然，现在来看这些认识也不无可议之处，如大陆区域已经没有现生的南岛语族，中南半岛早期移民以南亚语族和侗台语族为主，海南黎人属于侗台语族，铜鼓可能也非南岛语族的文化特质等。奥地利语言学家施密特（Wilhelm Schmidt）曾证明南岛语系与南亚语系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南方大语系”（Austric Languages)[56]，美国人类学家白保罗（Paul Benedict）亦提出过“南岛-侗台一体”的看法[57]。近年法国语言学家沙加尔（Laurent Sagart）提出了“汉藏-南岛同源假说”[58]，并得到了遗传学证据的支持[59]。语言学家白乐思（Robert Blust）利用“语言古生物学”（Linguistic Palaeontology）研究提出“出台湾说”（Out of Taiwan)[60]，即我国台湾岛最有可能是南岛语族的原乡[61]。考古学家贝尔伍德认为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早期扩散和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扩张有关，也倡导“出台湾说”[62]，并运用考古材料逐步勾勒了南岛语族的迁徙过程[63]。张光直根据台湾海峡两岸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材料，推断大坌坑文化是南岛语族文化的祖型，并将南岛语族的老家直指中国东南沿海地区[64]，近年发掘的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为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起源和迁徙提供了直接证据[65]。另外，遗传学研究表明以奇和洞人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古南方人群与南岛语族有着直接且延续的遗传关系[66]，华南、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以来出土人骨的颅骨形态测量研究也证实南岛语族、南亚语族与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67]。
尽管语言学家的这些学说仍需要考古学、遗传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证据的验证，但这也能够反映出南岛语族与南亚语族、侗台语族、汉藏语族等可能存在深远的密切关系，其源头都指向中国，而与人群相关的物质文化也会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不难理解凌纯声把属于不同语族的文化特质置于原南岛语族文化的脉络下进行考察。而且，诸如树皮布[68]、嚼槟榔和磨光红陶[69]等也被证实为原南岛语族文化的重要因素，多学科综合研究表明以福建、广东沿海及海南岛为核心的环南中国海北岸地区是南岛语族起源与早期扩散的重要区域[70]。如此便能更为准确地理解凌纯声论证东南亚古文化特质的学术语境，他透过扑朔迷离的现象清晰完整地揭示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以及在细碎资料中抽丝剥茧地构建环太平洋文化之间的联系。
三、东南亚古文化层次
凌纯声认为东南亚古文化区的大陆区、半岛区和岛屿区的文化层次有所不同。大陆区从晚到早有汉藏文化层、东南亚古文化层、小黑人文化层和美拉尼西亚文化层；半岛区东南亚古文化层之上为依次为印度、汉藏、西洋三层文化，之下为小黑人、美拉尼西亚、澳大利亚三层文化；岛屿区由上至下包括印度、中国、阿拉伯、西洋、东南亚古文化、小黑人、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共九层[71]。具体而言，凌纯声所称的东南亚古文化即原南岛语族文化，是该地区人类文化史中的中层文化，其上诸文化属于历史时期的人口移动的结果，其下反映了史前时期人群迁徙与族群混合，后者则是理解东南亚古代人群构成的关键。
凌纯声的文化分层是根据克鲁伯[72]、何西（Charles Hose）等人[73]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的，同时受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关于3个山顶洞人头骨化石认识的影响[74]，认为包括小黑人、美拉尼西亚人等在内的东南亚土著人群起源于中国大陆[75]。不过山顶洞人头骨特征的差别程度位于现代中国人的变异范围，而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头骨性别差异造成的，也可能反映了这一时期人类具有较高程度的内部变异或异质性[76]。现有考古材料表明，苏门答腊岛的阿杰儿（Lida Ajer）遗址出土的距今7.3～6.3万年的人类牙齿化石是东南亚岛屿发现年代最早的现代人遗存[77]，老挝东北部的猴子洞（Tam PàLing）遗址出土的人骨化石或将早期现代人在东南亚大陆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至6.8～8.6万年前[78]，湖南福岩洞遗址出土47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证实了8～12万年前现代人已经在东亚南部出现[79]。早在19世纪末荷兰古人类学家杜布瓦（Eugene Dubois）在爪哇岛东部梭罗河阶地特里尼尔（Trinil）遗址发现爪哇猿人化石，并将其命名为“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80]，最早的直立人约在150万年以后抵达桑义兰（Sangiran）遗址和佩宁（Perning）遗址[81]，而距今10万年前的昂栋（Ngandong）遗址则是直立人最后存在的记录[82]。除此之外，东南亚地区还有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83]、吕宋人（Homo Luzonensis)[84]以及丹尼索瓦人（Homo Sapien ssp.Denisova)[85]等其他古人类。凌纯声的小黑人、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文化四个文化层属于不同人群的遗留，表明东南亚地区文化发展具有不连续性，不过其对应的也都是现代人的范畴。
小黑人即尼格利陀人（Negrito），最初用来描述菲律宾在丛林之中居住的狩猎采集者，他们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头发卷曲。东南亚现在还有为数不多的小黑人，包括菲律宾群岛的阿埃塔人（Aeta、Agta、Atta、Ayta等）、马来半岛的塞芒人（Semang）、泰国南部的马尼人（Mani或Manqi）和安达曼群岛的安达曼人（Andamanese)[86]。分布在不同区域的这些小黑人因拥有相似的表型特征被认为是最早抵达东南亚、新几内亚岛和澳大利亚大陆早期现代人的后裔[87]，或是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趋同进化的结果[88]。美拉尼西亚人包括新几内亚岛的巴布亚人和散布在美拉尼西亚群岛的美拉尼西亚人两个亚种，他们都是属于黑色人种[89]。颅骨形态测量学[90]和遗传学[91]研究表明巴布亚人与小黑人和澳大利亚人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而美拉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则是新石器时代以后移居到此地的农业人群。
体质人类学的“二层模式”（Two-layers Model）通过颅骨形态测量数据揭示了晚更新世晚期以来，华南与东南亚史前人群的组成具有两层结构，第一层是旧石器时代以狩猎采集为生业形态的早期现代人，第二层是新石器时代之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蒙古人种[92]。第一层人的分布范围广，存续时间长，小黑人、巴布亚人、澳大利亚人都属于这一类型；第二层人是来自长江、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农业移民，在距今5000～4500年开始向华南、东南亚地区扩散，与当地原有的狩猎采集者混居、融合，逐渐形成人口优势，成为现今东南亚人群的主要构成者。不过，“二层模式”假说意在强调华南、东南亚自晚更新世晚期以来人群发展的不连续性，即颅骨形态测量研究上反映的两种人群的差异，所谓的二层也不是具体指只有前后两种人群，或者两次人群迁徙。这与凌纯声分层次讨论东南亚古代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语言学上而言，凌纯声的东南亚古文化层人群主要是南岛语族，也包括分布在大陆东南亚的南亚语族和侗台语族，他们都属于第二层人群。有意思的是，菲律宾的阿尔塔人和美拉尼西亚的一些澳巴人群（AustraloPapuan）也说南岛语[93]，体质形态特征和基因却接近本地区更为古老的土著人群，同时还发现他们保留了已经灭绝、神秘的丹尼索瓦人基因[94]，这恰好能反映东南亚地区人群迁徙与融合的复杂图景。
四、结语
《发凡》一文是1950年代凌纯声学术生涯转向中国古代与环太平洋文化研究的契机，从文化区域、文化特质和文化层次三个不同的维度，基本上搭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东南亚古代文化研究架构，亦是转型初期擘画的学术蓝图，展现了其锐利的学术眼光、系统的学术格局和极高的学术境界。
凌纯声的“东南亚古文化”概念脱胎于巴斯蒂安的“印度尼西亚文化”，或可追溯至更早温莎与罗根关于“印度尼西亚”的论述，后者包含地理区域、民族、文化、语言等多重内涵。凌纯声在克鲁伯的影响下，结合自己在中国南方所做的民族学调查研究，提出了文化意义上的“东南亚古文化区”，进而将视野扩大到整个环太平洋地区。文化区域是研究单位，只有限定在比较小的范围内，才能把握研究问题的各个方面；文化特质是研究对象，需要放置在广袤区域内考察，方可了解其文化中心与分布范围；文化层次是历时性观察区域文化发展的全过程，理解不同阶段的文化属性。东南亚古文化研究本质上是在讨论原南岛语族文化，如此凌纯声从时间、空间、人群三个维度揭示中国与东南亚史前文化关系，与后续国际考古学界理解广义的东南亚文化内涵，以及区系类型理论指导研究中国考古学殊途同归。
东南亚地处连接东亚、南亚次大陆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十字路口，是大区域交流的必要通道。旧石器时代以来，东南亚在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上就发挥着关键作用，是描绘亚洲-太平洋地区古代人类演化发展复杂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亦是窥视中国与环太平洋地区古代文化关系的重要窗口。东南亚古文化研究即原南岛语族文化的起源与扩散依然是当今国内外学术界探讨中国、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史前考古、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的热点话题，而中国南方在南岛语族的考古学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想必这也是凌纯声的东南亚古文化研究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与宝贵遗产。整体来看，未来探讨南岛语族的相关问题需要放在东亚、东南亚、太平洋这样大的地理区域和时空框架下，对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遗传学等学科资料综合分析，共同揭示这一地区史前文化变迁过程。
来源：考古研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