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清照，一个有“千古第一才女”“中国古代最伟大女诗人”之称的伟大女性，一个在时间的漫长流逝中越发迷人的存在。逝世近九百年后，我们对她的生命经历越来越好奇，用她的诗词去想象她，在少量的史料中辨认她，她的形象越模糊，对我们的吸引力却越大。
李清照，一个有“千古第一才女”“中国古代最伟大女诗人”之称的伟大女性，一个在时间的漫长流逝中越发迷人的存在。逝世近九百年后，我们对她的生命经历越来越好奇，用她的诗词去想象她，在少量的史料中辨认她，她的形象越模糊，对我们的吸引力却越大。
一些资料显示，李清照逝世于1155年5月12日，若以此推算，今天则是李清照逝世870周年纪念日，然而如《尘埃与灵光：李清照传》的作者周文翰所说，“李清照生于何年仍有争议，何年何日去世更是无人知晓，但有趣的是，网上一些文章却列出了具体到月、日的李清照生日、忌日。”不止于此，事实上，关于这位传奇才女的生命经验，可以确知的内容其实不多。我们读者，以及专业研究者，该如何面对这一现象？
“今天的作者面对她生平中的诸多残缺、空白，应该基于史料让李清照继续保持沉默，还是基于想象让李清照大声说话？”从这个问题出发，传记作者周文翰在本文为我们详细讲述了李清照生平的残缺与空白处，以及我们该如何去认识乃至想象她。
《尘埃与灵光：李清照传》，作者：周文翰，版本：中信出版社·无界 2025年3月
由于先后撰写过苏东坡、李清照的传记，我自然知道宋人中数这两位明星般的人物的传记数量最多。有趣的是，绝大多数苏东坡的传记都是“评传”，作者们往往一边详细追述苏东坡的主要事迹、诗文，一边不断引用后世诗人、学者、史家的观点评析苏东坡同时代的政事、文坛。而绝大多数李清照的传记都是“传记小说”，作者们想象并动情地描述李清照的美貌，命名她的婢女、友人，虚构一系列以李清照为主角的故事、对话和心理描写，以史学家的眼光判断，这类“传记小说”陈述的大部分细节并无史料支持，是作者自己的虚构和想象，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这些书并非“严肃传记”，仅仅是“小说”。
我仅见过三四本基于史料研究撰写的李清照严肃传记：一类是“评传”，较老的有已故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祖美女史所著《李清照评传》，较新的有近年先后出版的郭瑞祥所著《李清照》、赵柏田所撰《如梦令：李清照传》，这三部评传的特点是一边叙述李清照的生平事迹，一边作者出场评议史事、人物、诗文等；另一类就是我自己写的《尘埃与灵光：李清照传》，我称之为“视觉传记”，追求的是尽量从李清照的视角叙述她所见所闻的景观，呈现她的成长之旅而不是议论其事、其人、其文、其时代，作者尽量不出场议论，把有关的史料分析、考证放在注释中而不是在正文中。
导致苏东坡、李清照传记写作整体面貌有重大差别的原因，与史料多寡有关。就两人留下的诗文数量而言，苏东坡的全集册数甚多，留下的文章有四千多篇，诗有两千多首，词有三百多首，而李清照的诗、词、文绝大多数都已佚失，残留至今的可信诗、词、文加起来不足百首（篇），其全集或是一册，或分成薄薄两册，不看注解的话一天就能读完。
《李清照全集》，作者：李清照，编著：柯宝成，版本：崇文书局 2015年8月
就同时代人对两人的记述而言，苏东坡是北宋神宗后期至徽宗初期近三十年间的第一名士，同时代人对苏翁的事迹、言论、诗文有许多记述，而李清照一生为闺阁女子，既无法如士人那样求学、出仕，也没有帝后那样的贵族身份，故而时人对其的记述屈指可数。史料太多，让写苏东坡的传记作者焦虑的往往是删除多少枝蔓，而史料太少，导致写李清照的严肃传记的作者常有“无米作炊”之感，往往只能靠评诗词、论时事来填充字数。在这种局限下，作者们难免生出一个念头：与其勉强写凑字数的评传，还不如写作小说，以若干想象的情节来虚构出一种“李清照可能的完整人生”。
史料的残缺意味着我们无从知晓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的、完整的李清照人生”。打个比喻，如果李清照的完整人生是一部九十分钟的胶片电影的话，今天的人只见到了遭遇火灾之后残留的局部：一整盘完整的胶片已被烧断，大多数胶片彻底烧成了灰烬，只残存了几十截依稀可辨的短片，有一截修复之后能放映几分钟，其他几十截修复之后只能放映几秒或十几秒，所有残片加起来也只能放映十分钟。记住，不是连续的十分钟，而是情节断裂的十分钟。
宋·李嵩《观灯图》。
歧异和空白之间的李清照残片
这就是现实，今天的作家、史学研究者、读者都无从知晓真实的李清照经历的一生、创作的全部诗文的“全貌”，20世纪以来的李清照研究者手捧着这几十截可怜的残片，其中最重要的一截残片叫《金石录后序》，试图据此推论李清照的一生，并且基于对残片中若干文句的理解不同、对残片应归属李清照人生的哪个时期的推测不同，导致不同的研究者对李清照人生的若干关键因素争论不休，比如：
她的生年是元丰四年（1081年）还是元丰六年（1083年）或元丰七年（1084年）？元丰七年是目前学界比较主流的意见，但是元丰四年说、元丰六年说也有重量级学者主张，如民国时胡适的《词选》附录《李清照小传》即认为李清照生于元丰四年，毕宝魁先生的《李清照生年新说》《李清照生年新说补证》两文更是细致地论证李清照生于元丰四年，我的《尘埃与灵光：李清照传》即采用毕宝魁先生的这一观点。
她在《金石录后序》中自述十八岁遭遇的“忧患得失”指什么事件？按照李清照生于元丰七年说，则其十八岁时为建中靖国元年，遭遇的事件是与赵明诚结婚。问题是，无论古今，结婚乃是喜事，何以要用“忧患得失”形容？毕宝魁先生提出新解，认为李清照生于元丰四年，十八岁时为绍圣五年（1098年），遭遇的“忧患得失”是李格非被贬为广信军通判、王珪诸子（毕宝魁认为是李清照之舅，即他认为李清照生母为王珪长女）被免官闲居两事。但是我在所撰传记中提出，李清照这一年遭遇的忧患得失应是其母（王拱辰长孙女，至于其是李清照生母还是继母并无确切史料可资论证）逝世一事。这件事对李清照的人生有两大影响，其一是《宋史》记载这位王拱辰的孙女“亦善文”，对少女时代的李清照的文学爱好、心理等应有重大影响，而其故去让她第一次感受到失去亲人之悲；其二是按照当时的礼俗，子女要为亡母守孝25个月或27个月，为此其婚期要推迟近三年，这也解释了为何李清照于二十一岁时才与赵明诚结婚，女子二十一岁成婚在当时来说已稍晚了。
李清照残留诗词的编年、写作动机和主题解读。传统的李清照诗词的研究者倾向于把这些诗词看作李清照对自我真实经历的叙述，并根据这些诗词的用语特点、情绪的欢快还是悲伤等与她的早年、中年、晚年经历一一对应。这种“自传说”受到《才女之累》的作者艾朗诺的强烈质疑，他认为词的写作模式之一是“代言体”，是作者模拟歌姬的身份、情态书写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个人经历。当然，也可以猜测，一位词作者完全可能是在阅读中受到前人词作的影响创作了一首模拟之作，也有可能是为了与心目中的竞争对手比拼才华虚构了一首作品，即一个作者写一位女子在园林中的情态，并不一定是她亲眼看到了园林中女子的活动或者就是写自己在园林中的活动的经历，很可能是，她仅仅看到了一首写女子在园林中活动的诗词，于是凭想象写了一首这一主题的诗词。我认同艾朗诺的观点，在书中把李清照的部分诗词视为她与苏东坡、黄庭坚、晁补之、张耒进行文学竞赛、比拼才华的“虚构创作”。
对上述以《金石录后序》为核心的史料记载的文字指向的认识不同，导致研究者对李清照人生的若干关键事件、作品背景各有推测，但是至少，这些史料记录了一些信息，可以据以描述李清照人生的某些片段。
北宋·苏汉臣（传）《仕女对镜图》（局部）。
但还有一些对理解李清照的人生或形象至关重要的因素完全是“空白”，没有任何可信的史料帮助研究者立论，我个人觉得重要的“空白”包括：
她的相貌是空白。李清照自己、同时代人都没有提及过她的相貌，一些作者试图以《醉花阴》中的“人比黄花瘦”、《凤凰台上忆吹箫》中的“新来瘦”之类词句判断李清照的相貌，问题是，这类词可以是对代言角色的虚构，可以是比喻，也就是说，严格来说谁也不知道李清照的相貌特征。
她在建炎三年二月五日丈夫赵明诚逃离江宁府知府官署那一晚的言行是空白。史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只记载了她的丈夫当晚听闻兵变消息后匆匆逃跑并在随后被免职的信息，没有任何史料提及李清照在这一晚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她规劝丈夫下令平叛却遭拒绝？她怂恿丈夫一起逃跑？还是默默无语收拾细软？惊慌还是悲哀？
她在五十二岁那年决定再嫁张汝舟的真实动机也几乎是空白。李清照自己的《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一作《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只简要提及她再婚、离婚、张汝舟被判刑之事，她在信札中用古典暗示自己是在病后受蒙骗才再嫁张汝舟的，对方是为了谋财，但这仅仅是她事后的解释，并没有人知道她当初决定再嫁的主要动机：是之前逃难路上一路劳累、遭遇偷盗让她急于找个庇护者？是她的弟弟经济困难，想甩掉她这个包袱？是她受不了弟媳的抱怨？还是张汝舟本身有何特点吸引了李清照？
她的享年是空白。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五《夫人孙氏墓志铭》记述其表兄弟孙综之女孙氏十多岁时的一则趣事：“夫人幼有淑质，故赵建康明诚之配李氏，以文辞名家，欲以其学传夫人，时夫人始十余岁，谢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孙氏是陆游的表侄女，卒于绍熙四年（1193年），享年五十三，则其生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她遇见李清照应在绍兴二十一年或稍后。但在绍兴二十一年之后，李清照到底又活了多少年并没有任何记载，也就是说，她的逝世年月日、地点都不明。
她晚年的依托是空白。没有人知道李清照晚年的经济状况到底是穷困或是小康？到底是继续生活在杭州还是搬迁到绍兴之类其他城市生活？无人知道她最后的岁月是依托她的弟弟还是其他亲戚生活。
她的佚失诗作是一大空白。由于流传下来的词作较多，今人多把李清照视为词人，实际上，李清照早年以擅诗出名，南宋初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记载李清照乃“赵明诚妻，李格非女也，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张耒后来也在所撰李格非墓志文中特别提及“长女能诗，嫁赵明诚”，可见晁无咎、张耒称赞的主要是她的诗，诗在当时文化生态中的地位高于词，表达范围也更广大，可惜，李清照的诗作大多佚失，堪称研究李清照创作、生平的大遗憾。
我一一列举以上诸家对残存的极少数有关李清照的史料的解读之分歧，以及生平信息残缺导致的李清照人生中的那些关键性空白，这是向读者坦白，尽管我写了一本自认为依托史料分析的严肃传记，但从严格的史学角度判断，面对这些空白、残缺涉及的事件，我要么保持沉默——忽略不写此事，要么就只能提供一个又一个猜测——是猜测而不是确证。任何一本李清照严肃传记的作者最终只能承认，我们对“真实的完整的李清照人生”所知不多。
在写作《尘埃与灵光：李清照传》时，这些醒目的残缺、空白让我焦虑了许久，我意识到严格基于史料写作一本李清照传，最好的结果就是对李清照人生中的那一小部分残片涉及的争议作出新的解读、推理，让模糊之处稍微清晰一些，或对其部分诗词的指向作出新的索解，在个别知识点有所创新，可是总体上，史料的限制导致今人所知的李清照的人生存在太多的缺环、空白，意味着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建构出一个完整、动人的李清照的人生，无法塑造出一个完整的人物。
为了尝试让书中的李清照形象稍微“立体”一些，我甚至打破自己在从前的人物传记写作中相当坚持的两大原则，“作者尽量不出场评论、作者尽量不揣测传主的心理活动”，在传记的最后一章描述李清照晚年至死亡的部分，写了几页貌似她的内心独白的文字。我之前曾在首都图书馆的讲座中向读者们坦白：写这部分“揣测式心理活动”让我几经纠结，几乎视为自己写作履历中的“污点”，可是，如果没有这些“揣测”，如果完全尊重史料写的话，我写的传记的结尾应该是这样的：
“约在绍兴二十一年或其后数年与十多岁的小女孩孙氏（陆游的表侄女）对话之后，再无人记载李清照的晚年行迹，她住在哪里、死在何时、埋在哪处都没有任何信息。”
一本人物传记如果以这样的文字结尾，会显得有点儿可笑，读者或许会质问：既然你对她的一生中何时死亡这样的重大事件也一无所知，你为何要写一本叫“传记”的书？为什么不给这本书起名“李清照侧写”？
残缺让想象变得更主动
有趣的是，恰恰是在有关李清照的原始史料稀少、以及人生履历相对其原始人生有着大量残缺、空白的状况下，当代出现了十多部李清照的“传记小说”，就数量而言与苏轼的传记数量几乎不相上下。这一现实或许提醒我们，今天有许多人如此渴望认识“李清照的完整人生”，读者的渴望不仅仅指向九百年前的李清照本体，还映射了众多读者在当下的心理需求——李清照被视为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或古代的女性文化英雄，她必须符合今天的作者、读者的心理想象——比如，她必须是个主动的“大女主”；比如，她必须符合“才貌双全”模式——几乎所有的李清照传记、文章配图上的李清照都是优雅而美丽的。
这似乎证明，残缺、空白使得想象——这和虚构是一体两面——成为必要，而如此多的残缺、空白让想象得以更自由地驰骋。传记小说作者、微信公众号的作者们在想象中赋予李清照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主动性，赋予她的亲友、仆从以姓名，赋予她再嫁的张汝舟以心理活动，甚至有的作者把张汝舟设想成为一个比李清照年轻许多的士人，觉得这是一个“大女主”和“小鲜肉”的故事——实际上，张汝舟是根据特奏名制度获得任官资格的，即便他对自己参加科考的次数略有虚报，其年龄也应在五十岁左右，与时年五十二岁的李清照年纪相当。
这些传记小说的作者貌似在想象一个古人，可是这些想象、虚构其实也是对今天的社会现实、心理期待的某种曲折的投射，不管是读者还是作者，是基于今天的某些社会观念去想象九百年前的李清照的人生和相貌的。
我并不打算以“毫无史料支撑的虚构”这样的观点轻易否定这些想象。恰恰相反，尽管我个人不喜欢这类传记小说中过分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比喻、闹剧化的情节，可是我承认，这类“传记小说”作者们制造的“想象的李清照的完整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更有魅力，更能激起读者内心的涟漪，每一部这样的小说都在塑造“更完美更完整的李清照形象”，它们一起塑造了“完美并完整的李清照之重影”，让李清照这个名字有了某种活力、魅力。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基于史料分析写作的《尘埃与灵光：李清照传》缺乏这种魅力，因为我只能对那些“残缺”提供一些有限度的猜测，只能对那些“空白”保持沉默——比如对建炎三年二月五日赵明诚从江宁府知府官署逃离的那一晚李清照的言行举止，我没有写任何一个字。这样的写作原则导致我书中的李清照形象有些支离破碎，是个没有完整的成长历程、没有鲜明性格的人物，我在前言、后记中老实承认自己写的只是李清照的一个侧影——因为现有的史料只能呈现李清照的侧影或者说残影。
北宋·王诜（传）《绣栊晓镜图》。
就此，我抵达了这篇文章的最终疑问：“史料”和“想象”哪个更重要？基于史料推测建构的“李清照侧影”和基于想象塑造的“更鲜明的李清照形象”哪个“更真实”？是基于史料让李清照继续“保持沉默”还是基于想象让李清照大声说话？或者，对一个读者来说哪个“更真切”？哪个更能引起当代大部分读者的共情？每个作者、每个读者可能各有看法。
在本文开头部分，我说从史学的角度看“传记小说”不算是“传记”，这仅仅是对两者就史料基础、写作风格作出区分，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传记小说”在今天的文化生态中的地位就比“传记”低，我也不认为这两者是在激烈地争夺同一群读者的竞争关系。实际上，我觉得以文字形态存在的“传记”的读者群和“传记小说”的读者群是有很大区别的，两者只有很少一部分读者是重合的，而现在，它们都面对共同的竞争对手“短视频话本”——三五分钟或更短暂的AI影像加口播简介。
以“史学”的方式推论的“李清照侧影”、以“文学”的方式虚构的“李清照小说形象”甚或以绘画、短视频等形态存在的“李清照画面形象”在今天共存，在我看来，每一个作者——不管侧重史学的写作方式、侧重文学的写作方式还是影像制作者——塑造的李清照的影像或形象都是平等的，这些“写作行为”或者“制作行为”共同构成了今天的人所能读到、看到的“李清照影像集”，这个“集”犹如在一个清澈的大湖泊中央漂浮着的发光镜面体，每个读者都怀着期待走到湖边眺望这个发光镜面体，从中辨认自己认可的那一个李清照，同时，湖面上既映射着那个发光镜面体的影子，也映射着每个人的影子，众多的影子在水波中荡漾着，重叠或者交融。
来源：新京报
